天下大道，公共关切

孟子的公共价值观念强调对天下百姓要实行仁政的行政管理思想，主张以德化民、以德服人，注重公共利益的发展。百姓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因素，关注天下百姓的整体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当代社会应该以民为本，让人民生活安定。从社会整体至“善”的价值考虑，必须调和官民矛盾，缩小贫富差距，关心民众，建立以民为本的公共价值体系。当代社会的运行，特别是行政管理的执行必须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发展，因为国家的发展已经解决了财力问题，必须向纵深发展，解决公共性的问题，让人民特别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不遗漏每一个公民。正如孟子所说，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天下得到平治，四海得到保全。

当代社会发展存在社会公共价值取向上的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是部分管理者有“官本位”的价值取向、部分官员徇私舞弊和社会相对贫穷的问题，必须对这些价值观进行重建，让人民生活安定，实现人本关切。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官”的地位最高，“官”被称为“士”，即行政管理者，“士”在社会中处于最高地位。冯友兰说: “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级，即士、农、工、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士通常就是地主，农就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在中国，这是两种光荣的职业。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自豪的。”冯友兰认为“士”与“农”也是紧密相连的，“‘士’虽然本身并不实际耕种土地，可是由于他们通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8]。“士”的职业主要是管理，包括行政管理，于是“士”具有较高的权力，享受了较高的待遇，成为士人就意味着在物质生活、社会地位上具有优先性，在普通人心目中即是官员。“士”也是知识分子，在智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也是众人追寻的目标，因此公务行政一直是社会向往的职业。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社会，成为士人、官员一直是一代代学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员享有的地位和待遇要超过一般的人，占有较好的资源条件。当代中国社会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官员的地位和待遇确实是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当代社会“公务员”成为大学生最理想的职业，公务员的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的百分比达到惊人的地步，这是其他职业选择无可比拟的。正是由于官员的待遇和特权造成中国社会的“官本位”价值观念，人人想成为官员，大学生求学就业的目的也是想成为公务员，以官为本的意识在中国社会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以官为本的结果是“民”的地位降低。因此官员的权力和地位过高必然导致民众的地位难以相对提高，体现为官员扰民、徇私枉法、为所欲为、强奸民意等等，人民生活难以安定。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物质的极大进步，但是“官本位”的价值观念却根深蒂固，这严重阻碍社会全面发展，社会价值建树必须更改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实际行动中，特别是行政管理中，坚决执行“以民为本”，特别要调和的是官民矛盾，目的是实现公共关切。

同时，要运用孟子的黎民安居的公共价值观念调节当代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社会发展不均衡，容易导致社会动荡，因为不均衡的结果是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量的资源和利益，导致这些人的权利和欲望极度扩张，肆意侵犯他人的权利和侵占他人利益，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董仲舒说: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9]人人都有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都希望得到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权利，一个人将资源和利益占有过度，必然剥夺了他人的资源和利益，他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甚至被剥占，这种行径不符合公共价值观的导向，这不是均衡的价值观念。儒家主张均衡的价值观念，即“中和”。《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0]达到均衡，天下万物才能蓬勃发展，社会才能安定。程颐说: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说: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11]均衡价值观即是强调不过于偏激，充分考虑公共利益的共享，对人民给予共有的恩惠。孔子主张贫富差距不能过大，“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12]。当代社会无论是官与民、富人与贫民，财富相差都比较悬殊，尽管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相对贫穷的状况却在加剧，富的愈富，贫的愈贫，还存在着极端贫穷的情况，比如在偏远山区，少数农民居住条件简陋，生活难以维系。贫富差距过大，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一是公平正义必然受到挑战，因为富人通过资源市场等手段甚至通过利益的不法手段获得更多的资源，用尽狡诈邪恶，挑战了公平正义，社会资源最后落入少数人手中，多数人无法生存，公共价值得不到基本的保障，部分人不能享有应有的社会利益，容易发生社会动荡。

孟子一直坚持以民为本的思想、保民而王的公共价值观，这种公共价值观念可以调节社会矛盾，使社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而言，这一价值观念还是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北齐刘昼说: “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13]君民关系类似于“心”与“体”的关系，说的是“以民为本”。唐代的“贞观之治”凸显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宰相魏征向唐太宗提出人民群众好比是水，国君好比是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魏征上疏说: “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14]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受到历代开国皇帝的重视，期间一般政治比较清明，国家出现繁荣景象，推动了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封建社会能够保持两千多年，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念起了关键作用。当代社会应该继续保持这一价值传统，以民为本，实现人民生活安定，达到幸福的人本价值。因此要从人民生活安定上进行社会至善的公共价值建树。

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变的社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交往方式天翻地覆，但也有不变的东西，即天下大道没有变，天下大道是社会运行必须考虑社会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行政管理必须顾及公共关切。孟子的公共价值观念无疑对社会管理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1]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页。

[2] 《读论语孟子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44页。

[3]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第1页。

[4]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第45页。

[5]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第46页。

[6] 牟宗三: 《寂寞中的独体》，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83页。

[7] 杜维明: 《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8]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9] 《春秋繁露·度制》，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27页。

[10] 《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

[11] 《中庸章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

[12] 《论语·季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0页。

[13] 《刘子·从化》，傅亚庶《刘子校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30页。

[14] 《贞观政要》，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9年，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