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所同然，公共向度

孟子从人性本善论到良知学说，逐渐从人性上对公共价值观念的仁义的确立给出了合法性依据，使公共价值成为可能，找到了确立人本身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但是人与人是不同的，存在个体差异，要想达到“公共”的向度，仅仅依赖本善之性和良知还不能说明公共价值具有可能性，需要解决人人心理上的“公共”问题，孟子在这一方面提出“心所同然”的心理基础，逐渐将人性在逻辑上迈向“公共”向度，实际上走向公共理性。

孟子抓住了公共向度的关键是人心的共同趋向。在社会上，人共同关注的东西是什么? 共同关注的价值观念不是物质基础，而是精神基础，这就是人人希望社会和谐安定、公平正义，这一愿望又何以能够实现呢?人们为此希望社会人人有仁义，这是人心所向。王阳明说: “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于此，虽百虑殊途，同归一致。”[37]人心共同所向，以此为导向可以实现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即是“善”与“良知”，即是道德共识，有这一道德共识可以建立一种公共价值观念，一方面大家共同遵守，另一方面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这具有普世伦理的色彩，具有趋同性。万俊人教授说:“普世伦理的基本主题是人类的基本道德生活及其普遍价值规范。人类的基本道德生活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结构的综合系统。这一综合性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即终极信仰的超越层次、社会实践的交往层次和个人心性的内在人格层次。”[38]正是基于一个公共的、共同的心理向度，孟子提出“心所同然”的解决方案，使公共理性中的公共价值成为可能。

孟子所说的“心所同然者”即是心向同一方向思考、理向同一方向发展。孟子说: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 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 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39]人心都相互认同的、大家都这么想的就是“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就是“理”。董仲舒说: “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40]董仲舒所说的天理是指人心所向，与孟子所说的“心所同然”具有一致性，具有公共向度。程颢说: “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41]天理主宰一切，天理逐渐带上了一定的宗教性。这种宗教性实质上来源于人的共同心理基础，他还说: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42]。说明天理是万物的主宰，是一个人格化的实体，具有神性，与宗教性具有一致性，正如程颐所说: “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43]。天理是“心之所同然”的继续延伸。

“心之所同然者”最终归结为善良之心、良知之心，儒家认为这种心是人心共同所向，“至善”之心是人的本心，天下人达成了共识，都希望社会人人都具有善心。这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来源于良知相同，即使一时心有不善，但良心是善的。王阳明说: “是故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父子也无不亲; 发之于君臣也无不义; 发之于夫妇、长幼、朋友也无不别、无不序、无不信; 是谓中节之和，天下之达道也。放四海而皆准，亘古今而不穷; 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达道也。”[44]人人都期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本善之心，即“良知”和“道心”，这一个本心可以演化成为人们的共识，最终形成道德共识。因为人人都这么想，人人都会为这种公共价值观去践行，则具有了共同的心理基础。价值理想具有一致性，即是公共价值具有一致性，通过社会化则可以演化为一种公共价值。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先生认为可以寻求到一种普世伦理，尽管有很大的难度，他说: “人类不仅有可能达成某种程度和范围的道德共识，而且事实上已经共享过许多相同或相似的道德价值观念”[45]。普世伦理的心理基础是“心所同然”，即是善德、良知。

孟子的公共理性思想为了实现“公共”的向度，从“心所同然”的方法上去寻找一种共同的心理基础，使公共向度成为可能，实现公共价值。正是这种共识，使公共价值观念“仁义”成为可能，使人性本善论和良知学说得到有效的支撑，至此，孟子的人性论在逻辑上得到了较好的证明。

[1] 林毓生: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2011年，第57页。

[2] 《白虎通义·爵》，陈立《白虎通义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7页。

[3] 《尚书·周书·周官》，《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36页。

[4]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53页。

[5] 《论语·阳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5页。

[6] 《论语·阳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7页。

[7] 《论语·颜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页。

[8] 《论语·子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88页。

[9] 《论语·阳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82页。

[10] 《论语·阳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82页。

[11] 《孟子·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25页。

[12]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8页。

[13] 《孟子·尽心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55页。

[14] 余英时: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第271页。

[15] 《孟子·公孙丑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9页。

[16] 《孟子·公孙丑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7页。

[17] 《孟子·梁惠王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24页。

[18] 《孟子·告子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45页。

[19] 《原君》，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页。

[20] 《孟子·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28页。

[21] 《荀子·性恶》，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434页。

[22]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卷一百二十九，《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第752页。

[23] 张立文: 《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3页。

[24] 《孟子·离娄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93～294页。

[25] 《春秋繁露·仁义法》，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54页。

[26] 《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 1992年，第268页。

[27] 《周易·说卦》，《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94页。

[28] 《大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29] 《大学章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30] 《四书训义》，王船山《船山全书》第七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44页。

[31] 《孟子·尽心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53页。

[32] 《传习录下》，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33] 《传习录上》，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页。

[34] 《大学二·经下》，卷第十五，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308页。

[35]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36]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页。

[37] 《文录一》，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38] 万俊人: 《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39] 《孟子·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30页。

[40]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第二十五》，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 1992年，第220页。

[41] 《明道先生语一》，《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一》，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32页。

[42] 《二先生语二上》，《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一》，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0页。

[43] 《伊川先生语四》，《河南程氏遗书第十八》，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15页。

[44] 《文录四》，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6～257页。

[45] 万俊人: 《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