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史官制度与原始史诗向经典史诗的过渡

二、上古史官制度与原始史诗向经典史诗的过渡

人类在使用文字记载历史之前，就早已用口头语言记忆其历史了，先民们用口头语言讲述宇宙万物的来历、民族的起源与迁徙、诸神的奇迹、祖先的业绩、英雄的壮举等等，这是他们的神话、传说和故事，但也是他们的历史，这种历史一定远远长于文字记载的历史，因为人类使用语言的历史远远长于他们使用文字的历史。在一些“落后”民族中，迄今尚无文字，其记载历史的方法仍然只是口头传诵。这可以作为活的见证，证实原始口传史诗曾在各民族早期广泛存在的事实。

俄罗斯学者梅列金斯基在考察了各民族大量的史诗作品后指出：“经典史诗（成熟的）脱胎于原始史诗。而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组建成的国家对经典史诗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国家建立是原始史诗和经典史诗的分水岭。”^[16]当一个民族建立国家，从部族社会转向国家形态，彰明本族历史以使新兴国家的存在合理化成为一种政治需要。上古时代的史官制度即是为保证上述需要的满足而设立。上述情况在先秦典籍中尚有迹可寻。《庄子·大宗师》讲到南伯子葵问女偊是从哪里闻知“道”的，后者说：

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於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庄子》书中所述反映出远古时代历史传播的具体情况。所谓“副墨之子”当为专司书写笔录的史官，而“洛诵之孙”则喻口说，“於讴”则可能指吟唱。庄子之意，无非是说文字叙事是承自口头叙事。可以据此说，在先秦，原始史诗与经典史诗的分水岭是史官制度的确立。

刘知幾《史通·外篇·史官建置》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其说当出自《世本·作篇》：“黄帝使……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仓颉，黄帝左右史。”将史官之设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是为了神乎其事，但传说沮诵、仓颉作书，又可见口说之史先于书写之史。沮诵，显然与《庄子》的“洛诵”一样，都因口头诵唱而得名。沮诵与仓颉为作书造字之史，显因“沮诵”之擅诵吟不能给其事，故需造字将诵吟者所说内容书之于简策。之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并行不悖。

一般认为史官制度形成于周代，是不正确的。《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周礼·春官·大司乐》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郑玄注引《明堂位》：“瞽宗，殷学也；泮宫，周学也。”因为商代之时掌握文化的人少，且书写工具也不是很方便，故很多事情由瞽人记诵，世代相传。周承其制，保留口传之史，同时由于载记的发达，也广设载笔之史。

周代史官常借各种时机讲述先代历史，以为国君判断形势的参考。如《国语·周语》载祭公谋父谏周穆王勿征伐戎，为之讲述古制；召穆公谏厉王弭谤，亦叙述古之王者之制。春秋时期，这种风气更加盛行。《左传·昭公八年》载：

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杜注：遂，舜后），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17]

《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史墨也从鲁国历史来论述鲁国形势之变化，其中讲到成季友始生时卜人谒之之事，都有讲述故事的迹象（书中记述简略）。古所谓“春秋”，犹今言“历史”或近代民间所谓“古今”，即前代的故事。

见诸史籍的“瞽史”及其职能最能说明历史原本是口耳相传的“故事”这一事实，故事与古史原本为一。司马迁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丘”即左丘明，旧说《左氏春秋》亦为其所著。既然失明，又何以能著书传史呢？我们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我们想当然地以今日的常识误会上古时代历史的传播靠口述的事实，其实，“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正是指《国语》、《左氏春秋》等是在瞽史口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与西方各民族原始史诗因国家的建立变为经典史诗稍有不同，《诗经》史诗的文本化，以及史诗的展演还源于以史为鉴的需要。《周礼》“春官”属下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等记事之官，其中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四方之志”和“三皇五帝之书”实即四方邦国的风俗记载和世代流传的神话传说。而讲史制度，或史诗的展演亦有专人负责。《周礼·夏官》有“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训方氏乃专门为王诵说四方邦国谣俗传说之官。可见，收集、记载历史并讲述历史，是古人实施政治、教化的重要依据，经典史诗是风俗志、故事编，是富于民族特色的史诗。

综上所述，可以说，是夏、商、周时代精密的史官制度促使民众的原始史诗转化成为贵族的经典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