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飞及其《瞬息京华》

林语堂曾请求郁达夫翻译Moment in Peking，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后者最终没能完成。郁飞是郁达夫之子，他积十年之功翻译《瞬息京华》，完成了其父郁达夫未竟之业，替父偿还了这笔多年的文债。本节将探析林语堂恳请郁达夫翻译Moment in Peking的始末，以及最终郁飞译本的诞生，然后分析郁飞译本的特点，并做出适当的翻译评价。

一、郁飞译本的诞生

郁飞萌发翻译Moment in Peking的念头，一方面是出于当时在国内很难见到该小说的汉译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父亲郁达夫的未竟之业。郁飞在正式着手翻译之前，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从原文版本的选择，到对其他两个译本（郑译本和张译本）的搜集，前后历经多年。翻译过程中又时断时续，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读者见面。

1.父亲郁达夫未竟之业

林语堂创作Moment in Peking面对的是西方读者，他同样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中文译本尽快与国内读者见面。在小说出版之前，他曾请求当时远在新加坡的文坛好友郁达夫替他翻译成中文，并将原著中出现的典故、人名、地名和成语等，作出三千余条注解，分成两册寄去新加坡，并附上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或许是出于面子，郁达夫答应了下来，译事却一拖再拖，最终未能完成。一则因为他忙于为中国的抗战积极奔走，二则因个人婚变心情恶劣，无心翻译。至于郁达夫具体何时动手翻译，翻译了多少，译稿是否得到保存等问题，至今未见准确的说法，笔者所见也只是一些零星的记述：

据郁达夫的1940年6月刊登在《星洲日报·晨星》上的《嘉陵江上传书》一文描述，“译事早已动手，大约七月号起，可以源源在《宇宙风》上发表。”（转自郁飞，1994：789）

郁飞在其汉译《瞬息京华》的“译者后记”中提到郁达夫当时的译稿：

“后来也想不起译出了多少，刊出过多少？那些周报也至今没有发现。当然是因为这个刊物抗日面貌鲜明，公家的收藏被毁，私人手中更不敢保存之故。不过，我想新德里、悉尼，甚至伦敦等不曾陷敌的地方仍有可能发现。这就有待海内外有心人的努力了。”（郁飞，1994：778）

这里所说的周报指的是《华侨周报》^[7]，郁飞曾建议其父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并在《华侨周报》上连载。所以郁达夫究竟译出多少无从得知，而刊出了多少则有待“海内外有心人”从国外保存当年连载《瞬息京华》的《华侨周报》上去发现。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1940年，郁达夫译出了一部分，并在《华侨周报》连载两三个月，共刊出2万多字。1945年，郁达夫被害，最终没有译完。郁飞接过郁达夫的工作，把《瞬息京华》译完了。”^[8]网上这篇文章指出郁达夫翻译了2万多字，但作者并未署名，至于可信性度有多大则不好判断，只是作为一种说法一并列于此。

至于为何请郁达夫翻译其小说，林语堂给出的说法是：

“一则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二则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三，达夫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免我读时头痛；四，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交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引自郁飞译，1994：790）

先来讨论一下关于作者与译者的合作问题。林语堂认为作者与译者的共同努力下可望产生完善译本，对此，郁达夫也曾谈到。郁达夫认为创作的推敲与修改是有穷尽的，最多经过两三次的修改就可定稿，而翻译则不然，虽经过十次二十次的修改，却很难产生最后的定稿。接着又指出：“但我这一次的翻译，好在可以经过原作者的一次鉴定，所以还不见得会有永无满足的一天。”（引自郁飞译，1994：788）

接下来探讨一下林语堂请求郁达夫翻译其英文小说的原因。实际上，林语堂的上述说法只是表面的原因，其为何未能躬亲翻译或许有着深层的原因。对此，赵毅衡曾做过思考。他对林氏本人给出的说法表示怀疑，例如“如果要‘京味’，浙江人郁达夫，福建人林语堂，彼此彼此。”（赵毅衡，2007：102）也就是说，京话、时间、中英文程度等，均不是林语堂未能躬亲翻译自己小说的真正原因。他认为林语堂请郁达夫翻译的深层原因是：

郁达夫作为中国小说大家，了解中国读者的“期待域”，林语堂作为用英文写中国题材的名家，知道西方读者想要什么。他希望郁达夫做的——我猜想——是弄出一本中国读者能欣赏的小说。（赵毅衡，2007：103）

首先，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创作的第一部小说，采用的是英语，并且林语堂一直在国外定居，对国内的情况并不是太熟悉。而此时的郁达夫已经创作并发表《沉沦》、《银灰色的死》、《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多部较有影响力的小说作品，在国内的名气远远大于林语堂。而且，达夫英文精，中文熟，无当时流行的摩登欧化句子。著名作家郁达夫更了解并能抓住中国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心理，更能够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这也许是林氏请求郁达夫翻译的深层原因之一。

第二，郁达夫的翻译理念和主张与林语堂的翻译观相吻合。郁达夫通晓多种外语，其翻译活动与创作活动同时展开，但其翻译作品与其小说、散文、诗词创作相比则显得少之又少。这是因为，其一他始终认为翻译是“比创作更艰难的工作”；其二郁达夫主张“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并且“译文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当使像是我自己写的文章”（《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因此，他的译作和他的小说、散文一样，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个性。（转自郁嘉玲，2001：203）郁达夫的这种翻译即创作并应具有艺术特色的翻译理念，与林氏本人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艺术观相吻合，或许这也是他希望郁达夫翻译自己英文作品的原因。

第三，林语堂不愿亲自操刀，或许出于试图维持自己作品的艺术魅力。林语堂中英文作品均炉火纯青，妙不可言，二者又各成体系，相去甚远，缺少可译性。林语堂的中文小品文简约幽默，英文传记和小说句式绵延环连。他从不用中文写小说，也极少用英文写幽默小品，并非中国人不喜欢读小说，英美人不能欣赏幽默，只是因为“林语堂‘只有’用英文写小说的能力”，即只有用英文竞争诺贝尔奖的能力（赵毅衡，2007：102）。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大多由别人翻译成中文，很少自己捉刀，或许是出于保持自己思想与文字的天然融合以及作品的艺术魅力。

至于郁达夫为何迟迟没有动手翻译，以上提到的两点只是外部客观原因，对于其内在原因，笔者进行的分析与推断如下：

郁达夫在《语及翻译》（1939）一文中他谈到：

“至于我自己的翻译经验呢，总觉得翻译古典或纯文艺的作品时，比到自己拿起笔来，胡乱写点创作诗词之类，还要艰难万倍；原因，是当下要受原作者的束缚之故。所以从事文笔二十五年，但翻译的东西，却极少极少。

“此后，也不大想专门为翻译而翻译；至若有不得已时，当然也可以日译他三五千字，如为林语堂帮忙之类。”（引自郁风，1996：614）

由此看来，一是郁达夫认为翻译比创作难，故而很少进行翻译，除非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二是郁氏翻译林氏小说是碍于老友情面而为之，或者说，只是出于帮忙的心理。再加上前文提到的两点客观原因，即抗战形势和郁达夫的个人问题，他对译事一再拖延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从此处折射出当时那个年代与环境下对翻译的态度。一方面郁达夫道出了翻译的困难，翻译比创作难，常常出力不讨好；另一方面，翻译活动和译者在当时的社会与学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导致很多人不愿从事翻译。

2.父债子偿：郁飞与《瞬息京华》

郁飞，郁达夫与王映霞之子，少年时随其父在新加坡居住三年，了解当时林语堂托郁达夫汉译其小说《瞬息京华》的经过。郁达夫最初翻译《瞬息京华》的一部分在《华侨周报》上刊出，还是出自郁飞的建议。据郁嘉玲记载^[9]，当时郁达夫任周报主编，在与人商谈编务时，一直在旁边的郁飞建议父亲着手翻译林语堂的小说，在每期周报上辟专栏连载，于是周报从创刊号起每期都有字数不等的《瞬息京华》译文。后来郁飞在其汉译的《瞬息京华》“译者后记”中均有提到。郁达夫遇害前托友人将郁飞带回国内，并抚养长大。1949年，郁飞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被分配到新疆当记者和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押劳改将近二十年，出狱后定居杭州，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现举家定居美国。

郁飞从事编辑、翻译工作，曾翻译过《拿破仑传》、《变性人自述》、《瞬息京华》等著作。郁飞萌发重新翻译Moment in Peking的念头，是因为他虽然曾在新加坡、抗战后期的重庆和战后的上海见到过郑陀、应元杰的译本《京华烟云》，但是在随后的四十年间连这个本子也见不着了。加之父亲郁达夫用完了林语堂寄去的支票，却未完成林氏的翻译嘱托，因此他萌发替父亲偿还这笔文债的心愿。郁飞于20世纪80年代初着手准备，译本依据美国约翰·黛公司1939年版英文原著。实际上这一版本是郁飞远在美国的堂兄郁兴民于1982年自美国找来的，后来又得到当时住在香港的林语堂女婿黎明寄赠的两种台版译本，应该是郑、应译本和张振玉译本。从1986年郁飞正式开译，中因他事耽搁时断时续，到1990年末终于译毕，全书共56万字，1991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郁飞译本恢复了林语堂自己定下的书名《瞬息京华》，而且更加忠实于原著内容。他认为译者不应更改作者的原意，“忠实原文”即忠实于原著的创作意图，其翻译思想从下面这段文字很好地体现出来：

“以往的中译本擅自变动书中描写的政治意味，译者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可是这一变动便不是作者的本意了。《瞬息京华》描写的时代是作者前半生亲历的四十年，评论写得如何是文学批评的任务，译者只有忠实转述的义务而没有变更原意的权利。因此，忠实原文是他下笔开译的主导思想。这一点将远胜于郑应译本、张译本和时代本。”（袁行霈，1990：105）

对此，郁飞自己也曾谈到。他说《瞬息京华》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来写自己前半生那个时代的人物，“评论他写的如何是文学批评的态度，译者只有忠实转述的义务而没有变更原意的权利（出于领会上的差异自当别论）……忠实表达原意便是应遵循的原则”。（郁飞，1994：781）

网上不少读者评论认为郁飞译本的质量要比其他译本高出一筹，是因为郁译文符合北京口语标准，文笔生动，行文流利，基本恢复了林氏原意，读起来朗朗上口，并无明显“翻译”感觉，因此，译本比较理想。这些评论应该说比较准确，尤其是译文忠实性和京话的还原上做得比较到位。

二、郁飞译本的特点

郁译本的显著特点，一是“忠实”，既忠实于原著又忠实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二是译文中加注，用脚注形式说明并纠正原文中的错误或增加更多的相关信息，强化了译文的互文性；三是对人物对话京味的还原。下面展开详细探讨。

1.忠实于原著

郁飞译本最大的特点是忠实于原著，他认为忠实表达作者原意是应遵循的原则，而忠实于原文是他下笔时的主导思想。对此，在新译本出版之际，他向读者说明自己的翻译宗旨：

“首先，宁可冒影响销路之险也要把书名恢复为林先生自己定下的《瞬息京华》。其次，只删去了纯粹向英文读者解释中国事物的几处，于完整性无损。”（郁飞译，1994：781）

对于先前的两个台湾译本——郑陀、应元杰译本和张振玉译本，郁飞曾以之为参考，并从中得到不少启发。然而，他对这两个译本并不是特别满意，他的整体评价是没有完全忠实于原著，主要体现在“擅自变动书中叙述的某些文词”。

首先，郑陀、应元杰译本擅自删削原文的诗词以及对中日战争形势描述的段落。当然鉴于当时战争形势的敏感，对描述中日战争以及日本残酷的语段的删削，以及对涉及日本或日本人等较敏感的政治性语词，译者均以“××”代替，译者对原文的这些变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表现小说人物的人生观的重要诗词的删削，或许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该人物形象的理解。然而，从当时郑、应译本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翻译动机而言，一些诗词的删削或者未能彻底还原原典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该译本的翻译动机与作者的为中国抗日战争宣传、激励中国民众抗日的创作动机相一致的，出于当时抗战形势的紧迫，国内读者也迫切想看到林语堂的这一抗战小说的愿望，郑陀、应元杰两位译者仓促中翻译而成，从该译本的译者志中可以发现这一点。因此，译文中存在的误译现象较多，而且存在删削现象，那么，按照现代的翻译标准或者郁飞的翻译宗旨来评价，当然是不够忠实于原文。

其次，张振玉译本翻译策略与手段较为灵活，不拘泥于原文，文学艺术性很强，例如章回回目的拟设，这较之原文是一个较大的变更。此外，对个别语词的变动使得原著的意思有所变化，例如，小说中对蒋介石抗战的褒扬一段，张振玉在其译文中更加强化了颂蒋倾向。原文中的“He had the worst task any man ever undertook in this world，in uniting China.”张译为：“北伐战争这项空前艰巨的任务，他必须要担当起来”，把“had”译为“必须”。还有把原文的“He will carry the war to the end if anyone will.”译为“他一定能够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由此可见，张振玉用肯定性语词代替原文假设性语词，极力歌颂、描绘蒋介石的正面形象。当然，这与译者的政治立场有关。张振玉前往台湾，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其言论与林语堂一样具有反共色彩，例如，他的著作《翻译散论》中，可以看到“共匪”、“大陆沦陷”（1993：128）等说法，再加之林语堂原文本来就是颂蒋的调子，张振玉的译文强化其政治倾向性便在情理之中。

其实，郁飞对颂蒋段落的翻译也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大陆产生的译本，对于颂蒋的个别语句进行了淡化处理，例如，原文中“He had the worst task any man ever undertook in this world，in uniting China.And now that he has done it”，郁飞译为“统一中国这项艰难万分的任务谁也没能完成过。”却完全改变了原句的意思。这种翻译处理如果不是译者有意为之，那么则是出版社刻意删削，因为它不符合译者郁飞的翻译理念。或许这是由于译者潜移默化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采用的淡化翻译策略。但整体而言，郁译较好地体现出原著的思想。

实际上，从郁飞的翻译态度和主张上，可以看出与林语堂本人在《论翻译》一文中的“忠实”观是一致的。郁飞译本对中国文化文本都加以落实还原，尤其是对文化典籍都能查到原文并体现在其译文中，只是个别文化解释部分的文字有所删削。对于原著存有的错误之处，译者或者改正并加注说明，或者照实译出并加注说明。此外，语言文字上较之其他两个译本更能体现作者的原意。例如，小说原文中提到溥仪登基，原文及译文如下：

A baby emperor，three years old （who is today the puppet Emperor of Manchukuo）was put on the throne； （Lin Yutang，1939：303）

郑译：

就由年才三岁的孩子（就是现在伪满的溥仪）继登皇位，（郑陀、应元杰译：2010：340）

张译：

宣统三岁登基（后来成为日本扶持之下伪满洲国的皇帝）；（张振玉译：2009：219）

郁译：

年方三岁的冲龄皇帝（日后“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被抱上宝座。（郁飞译，1994：284）

对于原文中“was put on the throne”，郁飞译为“被抱上宝座”，较之其他两个译文更符合作者原意以及常理上的情形。所以，此处郁译文字上与原文一样选用被动结构，能较好地体现出作者描写的这位“冲龄”即幼年傀儡皇帝形象。

郁飞译本除了较好地体现作者的原意之外，在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现实的还原上，例如对中国古典诗词、典故、地名、人名等的还原，较之其他两个译本更加符合历史文化现实。

2.忠实于历史文化现实

郁飞译本强调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忠实，是由林语堂英文原著的内容特点决定的。既然小说反映的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实，涉及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例如一些重大历史政治事件、著名历史人物、中国尤其是北京的文化风俗等等。那么，在汉译的过程中，就要呈现中国历史、文化的原貌。由于英文原著对于涉及纯粹中国特色的事物，采用的是威妥玛拼音的方式，译者在返回中国文化形态时就要费些工夫查找出处，而不能与原貌出现出入，这种还原就增加了译者的难度。实际上，三个译本都面临这一问题，只不过郁飞译本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例如，在第五章第二节显性互文性中，曾讨论俞曲园的一首辞家诗及三个译本的翻译策略。其中郑、应译本直接略去不译；张振玉译本则根据英文意思另起炉灶，译出一首“全新”的辞家诗，虽然文学性也很强，但终究不是俞曲园本人创作的诗歌作品；只有郁飞译本忠实地还原了俞曲园这首辞家诗的原貌，并且还加了两处注释，使读者得以窥视原作的本真面目。

古典诗词的还原，可谓是翻译中比较困难的事。对那些比较著名、读者较为熟悉的诗词，译者在还原起来比较容易，而对于那些比较偏僻的诗词，要复现其原貌，可谓不易。对于俞曲园的这首诗，译者郁飞可谓历尽艰辛。对此，其侄女郁嘉玲曾有记载：

“古典诗词的还原，可以说是翻译中最困难的事。但郁飞就有那么一股劲儿，在中国古典诗词浩瀚的海洋中孜孜以求。《瞬息京华》曾引用俞樾的一首辞家诗。……郁飞为俞樾的辞家诗，查了不少书，问了不少人，真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境地，最好碰巧在浙江古籍出版社看到一叠因怕亏本太多，而无法出版的《俞曲园年谱》的手稿，从中找到了他的辞家诗，可谓大喜过望。”（2001：23）

由此可以看出，译文中不起眼的还原，都蕴含着译者的艰辛与不懈努力，这种严谨的翻译态度值得广大译者学习。郁飞对于中国诗词的复现，此处再举一例：

原文：

We are but passing guests from who knows where?

Say not thy home is here，thy home is there.

It suits me ...what I’ve got and what I’ve not.

The plum-flowers bloom here，there，and everywhere.（Lin Yutang，1939：367）

小说原文中提到该诗的作者是“Teng Chingyang”，除此以外，再无其他有关作者的信息。郑陀、应元杰给出诗的作者是邓敬扬，张振玉给出的作者名字是“邓景扬”，“郁飞通过反复的对照、比较，将此诗确定为明代诗人邓青阳的《绝句》”（郁嘉玲，2001：24）。而且，三个译本给出三种不同的译文。究竟哪一个译文准确地复现出原诗及其作者呢？从此处郁嘉玲的记载中，可以推断郁飞的译文应该是准确的。郁飞的这种翻译态度与精神，使得译文如实地还原出作者头脑中所依据的中国文化典籍文本和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郁飞给出此诗对应的中文原诗兹引录如下，从中可以一窥中文原诗的面貌：

人生天地长如客^[10]

何独乡关定是家。

争似区区随所寓，

年年处处看梅花。（郁飞译，1994：343）

实际上，林语堂在小说中引用的这首诗，是林氏本人翻译的结果。林氏在英译过程中，语言的转换使原诗发生了变化。例如，郁飞查到的中文诗歌的最后一句“年年处处看梅花”，林语堂译为“The plum-flowers bloom here，there，and everywhere.”其中对时间因素“年年”并未体现出来。译者郁飞考虑到应该如实复原中国文化典籍的原貌，没有按照原文字面译回汉语。他根据作者林语堂提到的这首英文诗歌的作者——“Teng Chingyang”，以及该诗本身提供的语义信息等线索，辨认出这首诗是出自何人之手，是他的哪一首诗，进而查询到原文，进行了原文复现，原原本本地摆上这首诗的中文原文。这种按照原著中提供的某种线索进行的原文复现是一种追索复现，不同于根据《庄子》英文的字面意思就能返回《庄子》的古汉语原文的直接复现。

然而，郑陀、应元杰以及张振玉对小说作者林语堂引用的这首英文诗歌，进行了翻译，属于一种回译，兹引录如下，以供对照：

郑译：

谁知过客从何来

莫谓君家在那畔

故里若无还若有

李花到处有花开（郑陀、应元杰译，2010：410）

张译：

人本过客来无处

休说故里在何方

随遇而安无不可

人间到处有花香（张振玉译，2009：261）

3.译文加注

郁飞实事求是、孜孜以求的翻译态度还体现在译文添加的注释上，从中可以看出译者的求真精神。郁飞译本共有八处脚注，分别为：

（1）第57页：

①三国时蜀国谯周作，隋以后学童普遍诵习。

（2）第165页：

①原文为Jade River，不确，据实际情况改——译者。

（3）第177页：

①全真派系山东人王重阳创立。丘处机为王的弟子。正月十九相传为其忌辰，俗称阉久节或燕九节、烟九节。——译者。

（4）第198页：

①此处有误，因为前人交代过银屏是宁波人，而且杭州话也不把鞋子叫孩子。——译者。

（5）第294页：

①原诗又作骨肉。

（6）第310页：

①原文为表姐。但前文既说这是老姨妈，那么其孙子理应比木兰小一辈，故改。

（7）第339页：

①原文如此，按应作尚书——译者。

（8）第640页：

①原文作普希金。——译者 。

实际上，在译文中加注，是对原文涉及的文化内容作出了一定的研究，用以纠正原文错误或者添加说明性文字以提供更多信息，这种译文属于研究性译文。以上八条注释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原文错误的修改说明或指出原文存在的错误，共有五条脚注，分别是第2、4、6、7、8条。例如，原文中的“Jade River”（玉泉河），郁飞据实际情况改为南长河；原文的“cousin-sister”（表姐），按照辈分逻辑，应为“表姑”，译者改正并用注释说明；“A cabinet minister was no longer called langchung”，郁飞认为此处有误，按照中国古代官职制度，应该是“尚书”，而不是“郎中”，可是原文如此，译文未加改动，只是注释中指出；原文作者对作家“巴金”的这一笔名的来历认识不准确，“金”字应该是取自“克鲁泡特金”的“金”，郁飞按照实际情况在译文中改为“克鲁泡特金”，并在注释中标明原文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对原文中的文化现象的解释说明，共有两条注释，分别为第1和第3条。例如，第57页的“《五教》”和第177页的“全真派”，作者加注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接受。

第三种情况是译者对原典变动的解释说明，即第5条脚注。译者在还原原典的过程中，做了稍许变动，并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这样一方面体现出译者本人的翻译努力，同时也让读者看到原典的真实面貌。

一般而言，加注会影响读者的阅读，而郁飞这几处注释却恰到好处，并没有带给读者阅读障碍，其注释基本简短，言简意赅，使读者一方面了解原著的面貌，另一方面又获知事情的真相，了解到实际信息。译者这种严谨求真的翻译态度，值得广大翻译工作者学习。

4.人物对话京味的还原

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具有浓浓的京味。因为小说主要以北京为故事背景，描写北京城大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很多历史事件也发生在北京，尤其是描写没落旗人的言谈，京腔京韵更是十足。三个译本中对人物对话的京味还原上，郁飞译本做得最好。

任何方言都有自身独特的发音、用词特点，北京方言也不例外。萧乾在《北京城杂忆》中专门有一篇《京白》的文章讨论北京话的特点，提到京白的一些特征。实际上该书收录的文章都用京白写成，因为萧乾本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写的又是对北京城抚今追昔的文章。综合萧乾所列举，京白的主要特征有：

（1）“名物词后边加‘儿’字是京白最显著的特征，也是说得地道不地道的试金石。”（萧乾，1999：5）然而，“儿”化音的使用就像英语中冠词的用法，有些捉摸不定。一般而言，所表述的物体小、细、窄、少的或者把事物人格化表示亲切，加“儿”音，反之，则不必如此。例如，问老人“您身子骨儿可硬朗啊”，就比“您身体好啊”亲切委婉。彭宗平曾总结“儿”化词的语义特征，主要有：表示细小、喜爱、亲昵等正面的语义色彩，如胡同儿、媳妇儿、心肝儿肉；另外，时空上的少、短等也属于“小”，如待会儿；表示活泼、俏皮、诙谐，如（火车）拉鼻儿、撅嘴儿；表示嘲讽、轻蔑等感情色彩，如光棍儿、土混混儿；表示轻松、随意、亲切、幽默等色彩，如七品芝麻官儿、身子骨儿。（彭宗平，2005：26—33）。也许有人会说普通话里也有儿化词，但是普通话是从书面语发展起来的，儿化词的使用远远不如北京方言中多。

（2）京白往往称呼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群，在动宾结构后加“的”。例如，萧乾对儿时北京城的追忆中，曾描写到北京的各种商贩，如“剃头的”（理发师），“耍猴儿的”，“变戏法儿的”，“换盆儿的”，“挑盒子菜的”（即，伙计把客人从饭馆子点的菜挑家去），“锔盆儿锔碗儿的”等等。这种称呼通俗易懂，具有很浓的生活气息。

（3）“京白里有些词儿用得妙。”（萧乾，1999：4）例如，夸赞朋友的女儿貌美，一般说“长得多漂亮啊！”而京白则比较花哨，会说“哟，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先说“哟”表示惊讶，“出落”“水灵”更具形象性和动态美。

（4）京白中偏爱用敬辞“您”，显示出老北京人的尊敬和礼貌。例如，“早，您哪”。

（5）京白讲究字正腔圆，韵律和谐，娓娓动听，并且多用语气词“啊”“哪”“呀”等，就连商贩的吆喝叫卖声都极具戏剧性和艺术性。例如，萧乾提到乞丐的吆喝：“行好的——老爷——太（哎）太”，“有那剩饭——剩菜——赏我点儿吃吧！”（萧乾，1999：9）

此外，萧乾还提到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讲究分寸（萧乾，1999：3—4）。例如，贵庚、高寿等。

既然林语堂是基于京话的基础上创作Moment in Peking，其人物对白的描写事先描摹人物的白话口吻，而后用英文表达，人物又大多是在北京成长起来，对于北京的语言与文化耳濡目染，那么他们的话语必定带有浓厚的京腔。对此，林语堂在小说中多次强调，并在第四十三章有专门篇幅描写北京话的特点。他认为其特点在于“平静的拍子和从容的腔调，愉快而沉思，说话的人只欣赏说话的风趣而忘记了时间。这种清闲，表现在言辞中的隐喻上。比如……飞机投弹叫‘铁鸟下蛋’……死只叫‘翘辫子’……”（张振玉，2009：527）。那么，欲翻译好此小说，读了英文后，必须意会中文原文，还原人物的汉语口吻。作者指出，在动手翻译之前，必须对“道地京话作一番研究”，“精读《红楼梦》，揣摩其白话文法”（转自郁飞译，1994：749）。因为Moment in Peking是对《红楼梦》模仿，并且后者被认为是“京味文学”的早期作品，揣摩其语言对于Moment in Peking的翻译大有裨益。

实际上，三个译本都在努力使用京话翻译，而郁飞译本京味的还原上做得更地道、更浓厚。下面试举例说明。

原文：

“In such times，”said one，“who can tell whether one comes back dead or alive after this journey?”

…

“What is the use of silver when you are dead?”replied the driver.“Those bullets from foreign rifles don’t recognize persons.Peng-teng! It goes through your brain-cap and you are already a corpse with a crooked queue.Look at the belly of this mule! Can flesh stay bullets? But what can you do? One has to earn a living.”

“It’s difficult to say，”rejoined another.“Once the foreign soldiers come into the city，Peking won’t be such a good place to live in，either.For myself，I’m glad to get away.”（Lin Yutang，1939：3）

郁译：

一个说：“这年头跑这么一趟，谁知道回来是死是活呢？”

……

“人死了银子有什么用？”那个赶车的答道，“洋枪里的子弹才不认人呢。嘭腾一声打穿你脑袋，你就翘了辫子。瞧这骡子的肚皮！血肉怎么挡得住枪子儿？可是有什么办法，总得挣口饭吃啊。”

“难说啊，”另一个赶车的插进来说，“只要洋兵进了城，北京的日子就不会那么好过了。我呀，倒宁可离开。”（郁飞译，1994：7）

整体上，郁飞这几段的译文在京话的复原上还是很成功的。译者对于人物身份、说话时的语气、遣词用句等，把握较准。译文语言层次分明，生动活泼，体现出一种京片子的味道。例如，拟声词使用，“嘭腾”；儿化字，“枪子儿”；京话中的常用说法，“翘了辫子”、“瞧”。语言口语化强，更通俗，如“只要洋兵进了城，北京的日子就不会那么好过了。”此处译为“洋兵”而非“外国兵”，符合北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说话口吻。“我呀，倒宁可离开。”这句话简练，更具口语性。当然，也有不足之处，如“这年头”加“儿”字使用儿化词为佳，“办法”译为“法子”更符合北京方言。

那么，对京味的还原，其他两个译本是怎样的呢？先看张振玉译文：

一个骡夫说：“在这种年头儿，谁知道赶了这趟车回来是死是活呢？”

……

那个骡夫却回答说：“人死了，银子还有什么用？哼，那些洋枪子弹可不讲交情，一颗子弹穿进脑袋瓜子，就弯着辫子躺在地上，成了死尸一条了。瞧瞧这骡子的肚皮、肉能挡得住子弹吗？可是有什么法子，总得到外头挣碗饭吃啊。”

另外一个骡夫插嘴说：“也难说呀。一旦外国兵进了城，北京也就住得不舒服了。拿我来说，我倒愿意离开这儿呢。”（张振玉译，2009：14）

从以上张译中可见，其口语化不够地道（子弹、外国兵、住得不舒服），有欧化句式（在这种年头儿，拿我来说），这样就使得语言不够简洁凝练。但从译文中也看出译者在有意识地运用北京方言，例如，儿化音的使用，如“年头儿”；北京话中常用的词汇，如“交情”、“脑袋瓜子”、“法子”、“瞧瞧”；语气词的使用，如“哼”、“啊”、“呀”、“呢”。

最后，来看一下郑陀、应元杰译文：

一个骡夫说道：“在这种时势，谁知道这一程赶路回来还是活着呢还是死了的呢？”

……

那个骡夫却回答说：“一个人死了，银子还有甚用处？哼，那些外国的卫生丸可不认识人。泼吞！只消一颗子弹穿进你的脑壳，不怕你不成曲死的冤魂。瞧瞧这头骡子的肚皮！肉做的怎样挡得住弹子呢？但是有甚么法子想，谁能不到外边去挣口饭吃呢？”

另外一个骡夫插口道：“那是很难说的。只要外国兵冲进了城，北京就不是安逸的住所了。拿我来讲，老实说，就情愿早些跟牠撒了手。”（郑陀、应元杰译，2010：1—2）

郑、应二者合译的这几段译文中，语言文白夹杂，一些较为文学化的语言，如“时势”、“甚用处”、“曲死的冤魂”、“安逸的住所”，是不可能出自教育程度较低的骡夫之口的。况且，又是在日常交谈中，如此一来，人物对话的翻译就不够白话与口语化。译文杂有南方方言，如“死了的呢”、“脑壳”、“讲”，北方通常说“死了呢”、“脑袋”或“脑袋瓜子”、“说”。存在严重的欧化句式，“在这种时势”、“那是很难说的”。另外，一些语句翻译得莫名其妙，如“卫生丸”、拟声词“泼吞”、“就情愿早些跟牠撒了手”。尤其是最后一句话的翻译，既不符合原意，又让人不知所云。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郁飞译本是三个译本中对京话和口语化的还原最为地道，如果说这一个例证难以得出这个结论，郁译中还有很多这类例子。如：

（1）赶车的说，“您行个好给我们点，路上用得上的。”（郁飞译，1994：8）

（2）“烂掉你的舌根！”罗大说，“我们家老爷根本没有姨太太。这位少奶奶是他守寡的干女儿。”（同上：8）

（3）“咱们几时动身？”姚太太问道。（同上：14）

（4）“一天怎么够打点的？”她嚷嚷。（同上：14）

（5）“木兰是独个儿哪!”（同上：29）

（6）她恳求道：“众位大爷，带我到父母那里去吧。”（同上：35）

（7）赶明儿你做了官，我一定让木兰做诰命夫人。（同上：68）

（8）“……查了皇历，今晚戌时是吉辰。……”（同上：99）

（9）夏日的午后这里人头簇拥，说书的，击剑的，听戏的，卖冷饮的全有。（同上：225）

（10）宝芬用清脆的京片子答道：“您过奖了，这是没法子。哪像您小姐有福气啊。”（同上：487）

以上例子中黑体部分（笔者所加），都是地道的北京方言，例6中的“众位大爷”翻译原文的“good uncles”，但是例11中的“您小姐”似乎改为“小姐您”较好。除此之外，译文中还有很多例子，此处不能一一列举。当然，郁飞译本并非所有的人物对话都京味很浓，也有不够地道的地方，如：

“老爷，一路上够艰难的，”罗大说，“今天您该多歇歇。我不知道雇得到车夫和骡车不，那人今天早晨要来回话的。”（郁飞译，1994：16）

上面例句中的“今天”、“歇歇”、“今天早晨”，北京方言通常说“今儿个”、“歇歇儿”、“今儿早上”。相比之下，张振玉译本翻译得较好，如“儿”化词和京话特有词语的使用，译文如下：

罗大说：“老爷，这段道儿够难走的，您今儿得好好儿歇息。我不知道能不能雇到车。今儿早晨有人来回信儿。”（张振玉译，2009：19）

这里也顺便说明张振玉译本对京味的还原。张振玉译本整体上不如郁飞译本北京方言用的更地道，但是译者还原京味的努力还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不少地方京味的还原处理得很好。除了上面的例子之外，其他的还有诸如儿化音的使用——“混混儿”、“八仙桌儿”、“领扣儿”、“嗑瓜子儿”、“玩牌儿”等，动宾短语后加“的”表示从事某一职业——“有说书的，练把式的，唱歌唱戏的，卖酸梅汤的”，京话常用的词语——“托您福”、“久仰”、“冤家”、“寻短见”，等等，这表明译者明显具有京味还原的翻译意识。

实际上，张振玉对小说语言“京味儿”的还原，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张氏祖父在北京经商，他从幼年便经常随祖父来京，到十二岁时迁居北京。从初中到大学，一直在北京就读，这个阶段对人的语言影响巨大，张振玉由此积淀了京城方言的底蕴。可以说，张振玉译本中“京味儿”的体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幼年到青年时期的成长与生活经验。1951年张振玉赴台湾，1977年其译本《京华烟云》初版。这期间二十多年的台湾生活，张振玉难免受到当地语言习惯的影响，这也正说明为何其译本中存在一些南方方言现象。但是，整体而言，张译本在译者本人京味还原的翻译意识指导下，对北京方言的体现还是相当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