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盖满京华

冠盖满京华

——记新中国五周年国庆及其他

195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按照惯例虽是五年一小庆，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周年，由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还没有分裂，所以那次五周年庆祝活动热烈、隆重，来参加的各友好国家政要人物之多，是以后难得一见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东欧、越南、朝鲜、蒙古等，各国党内最高负责人和部长会议主席几乎全部来参加了。据我记忆，苏联来的除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外，还有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福尔彩娃。波兰来的党的第一书记是贝鲁特，保加利亚来的党的第一书记是契尔文科夫，东德来的党的第一书记皮克、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越南是胡志明主席等等，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真可谓是冠盖满京华。

外交部情报司考虑到这些国家相应地也要派许多记者来采访，需要大量的翻译工作人员，所以就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临时借调来了二十位学英语、十位学俄语和个别学其他语种的在校学生，学英语的学生中有金永健、马毓真、金桂华、金伯雄、关仪、陈济恩、王立、陈曦等，学俄语的学生中有储京怀、李克谦、唐慕文、傅彩茹等，学法语的学生有蔡在杜。

我还记得这些学生当时的确充分地发挥了作用，如马毓真就是帮临时来的德意志通讯社的一位上了年纪的记者做翻译，金桂华是帮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力报》的记者贝巴做翻译，李克谦是帮苏联《共青团报》的记者卡西斯做翻译，还有帮意大利《团结报》的记者卡拉曼德雷做翻译等，记不太清了。

五周年国庆后，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暂借来的这些同志有的就留在了外交部和情报司工作，如王立在情报司担任行政秘书，傅彩茹到《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站做翻译等。

上世纪60年代初，我爱人在北京工作的单位《俄文友好周刊》，也是中国和苏联签订的160多项条约和协议中的一项，由于中苏关系冷却而停刊，原单位人事处没有通知她，就把她的户口转到宁夏，先斩后奏地重新分配到宁夏工作。根据当时的规定，一方调离北京，另一方也要相应地调离北京，因此，宁夏回族自治区人事局局长刘静也就以此为根据直接到外交部指名调我到宁夏大学工作，外交部无法不放人，我也不能不服从。

我由于在外交部情报司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十多年工作中养成的追踪国内外形势的习惯，人虽然离开了外交部，但仍然很关心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一天也不能不看《参考消息》。写到这儿，那就说一点儿题外话。解放初期，新华社每天出三大本《参考资料》供领导和相关工作的同志阅读，这是内部刊物，可以看的人有一定的级别规定和限制。当时的情报司三科，也为中央领导提供《临时通报》，这些临时通报的资料大致是由三科几位英语特别好的同志每天晚上收听外台，特别是美英的广播，记录下来，然后在司里给领导汇报，经大家研讨后或直接译出经领导同意写成《临时通报》，供中央领导参考。龚澎同志就常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中央领导做“耳目”。我还记得宋平同志当时担任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有一次龚澎同志告诉大家说“宋平来电话，说第××期的《临时通报》写得很好，很有参考价值，希望在司内通报表扬”等。张闻天同志任驻苏大使期间，苏联方面为张闻天同志提供一份俄文的《参考资料》，后来张闻天同志虽然不再担任驻苏大使，但这份俄文的《参考资料》仍每周五空运给情报司，其中有些有价值的资料就直接译出供领导参考。我和宋以敏（何方同志的爱人）就曾负责翻译过这些资料。上面说的这些英语好的同志中就有李肇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牺牲）和他的爱人麦少楣、李兆新和他爱人黄星等。1957年情报司改为新闻司，据我所知，新闻司三科的这项业务和人员（情报司在外交部属于业务司，如西欧司、亚洲司等属于地区司）就移交给了新华社，在新华社成立了参编部，出版和公开发行《参考消息》。

1961年，我调到宁夏大学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北大、北师大各兄弟院校编写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的工作。我主笔撰写的黑非洲文学一章中有关于卢蒙巴的部分，文中牵涉蒙博托杀害卢蒙巴的问题，当时蒙博托是刚果总统。在统稿时，教材的主编提出这部分必须送外交部审查，我就到外交部找主管南部非洲业务的同志。这时出来接待的恰巧是五周年国庆从北外暂调到外交部、国庆后留外交部工作的金伯雄，他一见到是我，没有忘了故人，就非常热情地说：“老俞同志，你怎么来了？”我说明了原委，他就把这部分教材拿了进去。过了一会，他出来说：“这部分教材完全可以用，因为蒙博托还在卢蒙巴的故乡为卢蒙巴树立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