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元杰及其《京华烟云》

郑陀、应元杰合译的《京华烟云》紧随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出版而翻译出版，以应当时国内抗战形势之需，因此郑、应译本是时代的产物。这样，该译本在语言特征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民国时代的语言痕迹，而且由于其应抗战时局和鼓舞国内读者抗日士气的需求而产生，对作者林语堂宣传抗战的创作意图的体现较为充分，但是由于翻译时间紧迫，该译本在语言上存在诸多问题。作为国内的第一个译本，作者林语堂较为关注，专门撰文进行评论。虽然该译本存在诸多问题，直到今天该译本依然在港台出版发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译本的价值。接下来将对郑译本作一介绍，分析作者及其他学者对郑、应译本的整体水平与翻译效果的评论，然后从该译本的语言特征入手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评价。

一、郑、应译者及译本概述

郑陀、应元杰合译的《京华烟云》，是Moment in Peking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分上中下三册，于1940年6月至1941年1月在上海“孤岛”由春秋社出版，抗战后期曾流传于东南各地。抗战胜利后，上海光明书局、香港文达出版社多次重印郑、应译本，后来台湾的文光图书公司、远景出版社等出版了该译本，直到今天台湾的一些其他出版社，如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依然在出版该译本。然而，虽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和香港多家出版社多次重印这部小说，但译者的大名已不见，但实际上都是郑、应译本。只不过由于时代久远、对译者忽视及版权意识较弱，不同出版社的版本在文字、标点上有些变化罢了。

在秦贤次、吴兴文编写的“《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之一：林语堂卷”中，在林语堂作品“中英著作编目”的“英译中部分”，对《京华烟云》的最初翻译出版有详细的记 载：

“译名《瞬息京华》，全译本，郑陀、应元杰合译，三十年一月，上海春秋社出版部出版，卅二开，上、中、下三册，合计一○○八页。上册名〈道家的女儿〉，中册〈庭园的悲剧〉，下册名〈秋之歌〉，书后附有林如斯〈关于京华烟云〉一文。该书（民国）三十五年一月，由上海光明书局重排改出战后新一版。卅二开，亦分上、中、下三册出版，合计九八一页，迄（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共出四版。”^[1]

然而，在秦贤次单独撰写的林语堂年表部分，出现以下记 载：

“一九四〇年　民国廿九年　四六岁

八月，郑陀翻译成《京华烟云》上册，由上海春秋社出版部出版，卅二开，计三七九页。

十月，郑陀、应元杰合译之《京华烟云》中册出版，三八一至六五一页。

一九四一年　民国三十年　四七岁

一月，郑陀、应元杰合译之《京华烟云》上中下三册合印出版。”^[2]

可见，在秦贤次和吴兴文合编的林语堂研究资料中，对郑、应译本的书名就有不同的版本。一方面在二者合编的条目中出现书名《瞬息京华》，而在秦贤次单独撰写的林语堂年表部分，书名却是《京华烟云》，然而，出版时间都是民国三十年一月。由此看来，二者应该是同一版本。但是书名究竟应该是《瞬息京华》还是《京华烟云》很难知晓。不过，后来出版的版本书名一律为《京华烟云》。另外，从以上记载中可知，《京华烟云》上册由郑陀一人译出，中册由二人合译，从最终三册合印出版时署名为二者合译上来看，下册也应该是二人合译而成。

在郑陀、应元杰翻译《京华烟云》之前，郑陀曾翻译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译本分为上、下两册，于1938年由上海世界新闻社出版。对此林语堂的评论是“前译《吾国与吾民》，文笔尚雅洁，无通行现代文毛病。”（林语堂，郁飞译，1994：790）可见，作者对郑陀翻译的《吾国与吾民》还是较为满意和认可的。但是对郑陀与应元杰合译的《京华烟云》，作者的评价却相异甚远。

对于郑陀、应元杰两位译者相关的生平、学术背景、翻译背景等情况，除了林语堂提到郑陀翻译过《吾国与吾民》之外，笔者从其翻译的《京华烟云》最后附上的“译者志”中了解到一些信息：

“我们动手翻译这部书，是在前年冬天，后来听到郁达夫先生已在动手迻译，因而就把它搁了起来；但至今日译本出版以后，尚未闻达夫先生译文的消息，而国内读者想看到中文译本的又是急切众多，一般同学常常追问我们翻译的消息。”（郑陀、应元杰译，2010：999—1000）

“因为我们课务缠身，进行也非常缓慢，直到去年初夏，方译完第一卷，全书于去年十月底方算告竣。”（同上，1000）

这里提到的“前年冬天”应该是1939年，因为这篇“译者志”写于1941年。从这段文字中可以了解到译者的翻译动机以及译事的进展。而且，可以推断出两位译者应该是从事教师职业，在课下闲暇时间翻译林语堂的小说。或许是因为译者急于让林氏小说尽早与读者见面，从事翻译的时间紧张仓促，而导致误译较多和译文的草率。

除以上有关译者的信息之外，从台湾杨小慧的硕士论文（2003）中可知，“郑陀、应元杰两人是上海人，译文的‘语言有浓厚的上海方言味道，（对于京片子）语助词‘儿’字用错极多’。^[3]”二者并不是有名气的译者，其他关于二者的生平资料，无论是通过书籍、文献或者通过网络途径都难以搜寻到。由于对二者的生平以及翻译此书的背景知之甚少，二者的合作翻译过程知之也不详，这部分的研究只能是文本研究。

二、作者对郑、应译本的整体评价

由于郑、应译本是第一部中文全译本，林语堂较为关注。林氏亲自对译本《京华烟云》进行过审阅，并专门撰文《谈郑译〈瞬息京华〉》对之进行评价，列举译本中一些误译和不准确之处。林氏认为“书名《京华烟云》尚不失原意”，对之整体评价是“瑕瑜共见”，其译笔“以现行译品水平衡量之，还不能算是最坏”（林语堂，1994：791）。此处的“现行译品水平”，应该是与当时的滥译和节译本相比较而言。林氏还指出“且郑译也有几段可令作者满意，内如清廷捕牛似道诏，红玉遗书，及阿非祭四妹文，并非肚里全未吃过墨水者之作”。（同上）总之，林语堂对此译本大体认可，但并不太满意，他指出的该译本存在的问题：

首先，郑、应译文句法冗长，用字不当，啰嗦欧化。林语堂举例说明，并给出自己的译文。

例如，原文的“There are unseen forces governing our lives.”郑、应译为“有一种不可见的力量控制着我们的生命……”，林语堂指出“不可见的力量”应该译为“冥中有主”，并指出这才是他的原意，而且英文原文是他根据这个短语英译过去的。郑译中的丁妈“帮助支配菜单”实际应为“助理点菜”，郑译把“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译为“罪恶的种子”、“文学界的私生子”。把原文的“I have so long wanted to meet you，Mr.Chi.”译为：“季先生，我老早想和你会面，盼望了好久了。”林语堂则订正为“季先生，久仰大名。”“做出那不合妇女典型的姿态”实际应该译为“不合闺淑体统”，把“曼妮母亲居首座依序齿惯例”，译者作“但是她到底受了尊老习惯的支配”，等等。

从以上林语堂对郑、应译文的举例，以及他本人通过自译做出的订正，可以看出，译者对作者原意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还原不到位。由于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理解与诠译不够准确精到，因此译文中就出现句法冗长、词不达意等现象。双语作家林语堂本人的自译，尤其是从英语译成母语，凭着自己的母语思维和记忆，他的自译就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上小说原文中的一些语句本来就是作者根据已有的汉语表达翻译成英语的，然后再自译为汉语，势必显得如鱼得水。对于他译的译者来说，则要揣摩作者意图与原文文字，用中文地道的说法表达出来，这样翻译的难度自然就增加了。

其次，小说人物对白的口语化，尤其要体现出京腔京韵。先看郑、应译文的一段话：

“‘妈妈’珊姐劝着道，‘甚么事情都是上面注定的；没有人可以确定他们的前途是祸是福。你还是莫要这样伤心，致妨碍身体。要赶的路程有常常一段呢，许多人的生命都还依靠着你。假使你身体健康，吾们子女辈的肩头负担减轻不少。吾们现在还确不定到底木兰可真失踪了没有；吾们还要想法去搜寻她呢……’”（转自郁飞译，1994：794）

林语堂的自译文如下：

“妈”，珊姐劝道，“凡事都由天定，是吉是凶，谁也保不定。请妈快别这样，保重些好，前途要赶的路还远着呢。这一家大小都靠你一人。你母亲身体平安，也减少我们做儿女的罪戾。况且现在还不准知木兰可真失踪没有，还正在想法去找呢……”（同上，794—795）

从以上译文的对比可见，郑、应译文不够口语化，而作者自译的译文很好地再现出小说人物的说话口吻，语言简洁、流畅通顺。或许，此处作者的自译给Moment in Peking的汉译在语言上提供一定的思路和标准。

再次，林语堂认为郑、应译本“书中人名地名误译不少”，例如，“荪亚作新亚，牛似道作牛思道”等。对此笔者恐怕不敢苟同。

一般而言，作者自拟的人名更符合其创作的人物设置初衷。以“牛似道”的人物命名为例。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贾似道”这一历史人物，他是宋代权相。林语堂设置的“牛似道”，也是一位政界较有权势的人物，或许作者是出于对历史人物的模仿。即便不是如此，“似道”两字相对于作者对该人物形象的刻画而言——一位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人物，也颇具讽刺性。“似道”却非道，他并不能代表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神。然而，在人名的还原翻译中，如果不符合作者的人物命名，不能因此认为就是误译。由于小说英文中的人名是以拼音音译或者意译的形式出现，在被还原成中文时，只要符合原文的发音，并且符合中国人物的命名方式和习惯，还原后的人名即使由于声调的不同或者同音异意字的差异而出现不同，也不能因此认为其他译者还原的人名不如作者本人的拟设。

作者林语堂批评郑、应译本中存在大量的误译现象、译本有草率嫌疑等译本的粗糙现象，杨小慧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其中的原因曾作讨论，笔者对其观点较为赞同，兹引录如下：

郑应本译成的时间为1940年，时值国内抗日战争激烈进行，郑应本出版地上海早于1937年十一月即沦陷日本，在这样的时空环境下，一部由中国人写作，题材内容又以对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中译作品，敏感程度可想而知。即使如此，当时国内出版社仍有抢译的情形，而Moment in Peking这部最后以宣扬抗战精神做为收场的小说，由当时流传的情形来看，不可讳言的确对于国内深陷战区的读者，有激励人心的作用。郑应本的译文仓促，错误百出，处处显出不够严谨的翻译态度，除了译者本身的能力之外，当时的时空条件，以及出版社抢译、急于出版等背景因素，恐怕也是影响作品粗糙的原因之一。（杨小慧，2003）

虽然该译本粗糙，语言佶屈聱牙，对北京方言以及小说语言文学性的体现较差，但是在当时特殊的时空环境，确实对战区同胞具有精神激励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郑、应译本的宣传功能和时代意义胜过对小说原著文学性的诠译，确实实现了作者为抗日进行宣传的创作动机。既然郑、应译本是特定时空环境的产物，那么，对于该译本的认识和评价应结合当时的时空背景与语言背景。

除了作者林语堂的评价之外，其他人对郑、应译本的评价也很重要。例如，赵毅衡与卞之琳也曾对该译本有过评论：

“1941年郑陀、应元杰的译本《瞬息京华》，吾师卞之琳曾经称赞其标题，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文字，与后来的译本《京华烟云》相比，没有差到离谱的地步。当时林语堂却很不高兴，特地在国内报纸广告声明，‘劝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林的英文，会比英美经典作家更难翻译？”（赵毅衡，2000：103）

这段文字反映出一个问题，郑、应译本的标题究竟是译成了“瞬息京华”，还是目前看到的“京华烟云”？对此现在很难考证。如果该译本最初把小说的标题译为“瞬息京华”，那么与林氏本人自译的标题相吻合，译者对作者原意的把握还是较为准确的。此处卞之琳对该译本标题的八字评语“仄仄平平，声调奇妙”，是从语言音响效果的审美角度着眼的，这是从一位诗人对语言之美的体验的角度得出的评价。赵毅衡则更多地从小说文字及其内容上着眼，认为该译本并不像林语堂评论的那样差，而且林氏小说的汉译比起其他欧美作品相对要容易些，因为作者对小说中的文化内容还是较为熟悉的。

以上主要从作者角度，也涉及诗人和学者对郑、应译本的整体水平与翻译效果的评论，至于该译本的翻译质量，接下来将从译本的语言特征入手进行详细分析。

三、郑、应译本的语言特征

1.文白夹杂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无论是科技、军事、政治、经济还是人文等方面，以救亡图存，富国强民。在人文方面，五四时期发起白话文运动，因为当时白话文相对文言文而言，能深入人民大众阶层，并且有助于实现与西方文明的对接。白话文运动的一个显著结果是，产生了含有大量欧化、日化语言的小说、文章。然而，虽然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时文言体依然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白话文没有发展成熟，一些语法、词汇依然需要借用文言文；另一方面，那时的文人学者大多受过古文训练，古文功底深厚，一时难以完全摆脱文言思维，彻底转换为白话文；最后，或许是出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考虑，也需要一个过渡。这样，白话文的推崇，欧化、日化语言的流行，再加之文言文的存在，三者混杂构成了民国时期那个特定时代的语言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当时的语言风气。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五四时期同样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鲁迅、胡适等人的作品。语言是不断发展的，新旧更替的五四时代，其语言必定有其独特性，反映着该时代的特征。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民国时期，其语言的文白夹杂性与欧化的倾向就不难理解了。

郑陀、应元杰合译的《京华烟云》，作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产生于1941年，处于激烈的抗日战争年代。那么该译本摆脱不了民国语言的特征。民国时期推行白话文，但白话文毕竟还不成熟，时常夹杂着文言。其中一些文言词语，如“吾”、“吾们”（我们），但有时又用“我们”，这样文言与白话词语混合使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语言运用的混乱。有着民国时期语言特色的还有，如“底”字的使用，译文中“嘤嘤底哭泣”，“善感底芳心上”，“她底眸子”，“你不应该这样底”，“发急底说”等，“底”字代替“的”、“地”。但是，有时也不用“底”代替，如“累得曼妮娇嗔地涨红了脖子”。此外，“牠”字代替“它”，“我不欢喜男孩子”中的“欢喜”等诸如此类的用法，在民国时期较为流行。

除了民国时期特有词汇的使用之外，郑、应译本语言上又一大特征是文白夹杂、文白混用。实际上，文白混用在“吾们”“我们”等词语的使用上已有体现。除此以外，译本中存在着大量的文白夹杂现象，即，文言词语不能与白话文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使得文言词汇的使用显得很突兀，或者文言词语太正式、用词太大等。例如，“姚思安一手挈了他的女儿”（带领，领着），“那女人授给她一碗粥”，“吃罢了早点”、“吃过了午膳”“……所谓女教之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者”，“她的意思是停止战斗，而替彬亚媾和。”“于是各人买了一串五枚同串的糖山楂啖着”。

以上各例的黑体部分（笔者所加）是文言词汇，如“挈”一词，意思是“带领，领着”，《美猴王》中有“拖男挈女”说法。还有“授给”、“午膳”，尤其是“媾和”一词，用词太大、过于正式，而整体上显得不恰当得体。因为本来是彬亚与新亚斗蟋蟀，彬亚的蟋蟀看着受重伤、面临惨败，彬亚的未婚妻曼妮提议暂停比赛，想为二者讲和而已，所以此处用“媾和”一词就不恰当了。

实际上，少量文言词汇的使用，不会丧失现代白话小说的基质，反而可以减弱口语的粗率、随意，使得白话更加简练。即便是现代白话中也不乏文言词语的出现，关键是文言和白话是否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对于林语堂小说的文字方面，日本译者鹤田知曾提到：小说Moment in Peking“综合了法国文学的热情，德国文学的精湛，加上中国古文学的优美简练，成为一部最理想的小说”。（郑陀、应元杰译，2010：999）既然该小说具有中国古文学的优美简练，文言词语的恰当运用应该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遗憾的是，译文语言大多文白夹杂，难以融合在一起。

此处还需说明的是，文言、白话、上海方言出现在郑、应译本中，与当时上海的语言环境也有相当的关系。清末至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的语言变化过程，或许可以给郑、应译本的语言特征提供一些佐证。上海小报的语言一直是以松动文言作为其语言基础：先是占据显著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代白话文学的普及，松动文言的使用逐渐减少，但其显著地位仍未动摇，40年代的上海小报，真正是文言、白话、上海方言的大融合（李楠，2007）。虽然当时新文学已经十分普及，但上海普通市民读者依然沉浸在新旧杂糅的文学阅读之中。郑、应译本于20世纪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孤岛出版，小说作者的初衷是面向读者大众，“无事可做时，不妨坐下听听”的“小故事”（林语堂）。实际上，作者的创作意图之一是在海外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宣传，他当然希望国内读者看过这部小说能够激起斗志、加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那么，考虑当时上海的语言环境与广大普通读者的阅读水平，再加之当时整个时代的语言环境和译者个人的实际情况，或许这些因素促成了该译本语言上最终呈现出的面貌。

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三个译本中，郑、应译本最早、距离原作出版的时间最近、最贴近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但对时间的翻译处理上却采用了西式的公元纪年。反而继该译本之后，产生于八九十年代的张译本和郁译本恢复使用皇帝年号纪年的方式，表面上看来似乎进行了复古。这三种译本对时间的翻译处理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实际上，郑、应译本采用公元纪年翻译小说中出现的时间，应该也是受其时代因素的影响。因为郑、应译本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学人在人文、科技等方面向西方学习，以寻求发展之路。就时间的纪年方式而言，从民国时期开始使用公元纪年以与西方接轨，另外，就汉语白话文的发展而言，更多学人如鲁迅、瞿秋白等倡导借鉴西方语言的词汇、语法与结构以丰富白话的文法和表达方式，主张直译、异化的翻译策略，因为当时“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鲁迅，转自罗新璋，1984：276），因此一时兴起欧化的语言。他们希望通过引进新的表达法，促成本国语言的发展和成熟。那时的“异化”，更多地是追求语言形式的异化。由此可见，郑、应译本在对时间的翻译处理以及语言上的欧化，带有那个时代的语言风气，带有深刻的时代痕迹，是五四那个时代的产物。

2.翻译腔严重

郑陀、应元杰的译本另一个显著的毛病是翻译腔严重。对于译者的译笔，作者林语堂颇感不满，并结合当时的文学文体，谈论郑译本产生大量佶屈聱牙字句的原因所在。林语堂指出《瞬息京华》系中国题材的小说，“西洋小说译本所见佶屈聱牙之怪洋话，不宜再见于此书之中译。”（郁飞译，1994：790）然而，郑译《京华烟云》却不然，其中存在大量佶屈聱牙的字句。林语堂认为虽说译者受当时时代文风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因为“译者文笔未臻纯熟，文辞未能达意所致”（郁飞译，1994：791）。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下，新文学已基本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当时一些人直译外国文学作品，欧化文法盛行，想借此弥补中文文法的不足。青年则争相仿效，在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不中不西的作品。于是，文学界的一些人认为，文学作品的文字无简练之必要，句法愈冗长累赘，愈有洋味，并视之为当时的摩登文体。林语堂对此表示这些乃是由于作者“文笔未熟，未得恰当文语以达其意而已”（同上：792）。笔者认为，当时的时代风气难免影响到译者，或者说译者难免要随时代之风。再加上译者出于完全忠实于原作的初衷，自己的文笔功底却又不够过硬，出现翻译腔、字句不通顺处就在所难免。翻译腔是翻译活动的必然产物，不同译本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郑译中大量翻译腔的出现，或许证明了林语堂断言的根据。以下试举几例一窥郑译本之貌。

例如，在去往杭州逃难的路上，由于兵荒马乱出现意外，当姚思安意识到爱女木兰独个儿在那辆走失的骡车上时，心情异常沉重，原文及郑译文如下：

The awful realization penetrated into the father’s mind.（Lin Yutang，1942：26）

这一个恶劣的体认锐敏的穿入父亲的心房。（郑陀、应元杰译，2010：29）

可见，此处郑译文太过拘泥于字面，虽进行了字字对译，却难以表达出作者原意，让读者难以领会其真实含义。这种欧化句式不但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更是辞不达意，给读者一种怪异的感觉。且看郁飞给出的译文：“知道了这件吓人的事，做父亲的心如刀割。”（郁飞译，1994：29）郁飞译文把原文一句话分为两句，语言流畅地道，于情于理均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很好地体现出一位父亲在得知女儿失散的消息时痛苦焦灼的心情，真可谓翻译出原文的意义精髓。由此可见，好的译文并非是字面上忠实于原文就能达到的。

如果说这种翻译腔仅仅是出于忠实于原文而产生的，那么以下几例：

（1）Some stopped to hear the news of a girl of ten lost.（Lin Yutang，1939：26）

有几个人站住了谛听一个十岁的孩子失散的新闻。（郑陀、应元杰译，2010：30）

（2）“Tseng Laoyeh! Ten-thousand fortunes! I greet you!”（Lin Yutang，1939：40）

“曾老爷！万福！我祝你！”（郑陀、应元杰译，2010：46）

（3）Matajen Hutung，at East-Four Pailou （Lin Yutang，1939：47）

马大人胡同，东四牌楼（郑陀、应元杰译，2010：46）

例1中“the news of a girl of ten lost”，译为“一个十岁的孩子失散的新闻”，其结构明显受原文名词“news”限定语的束缚，并且译为“新闻”并不恰当。因为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丢失孩子的事情算不上是新闻。其中“hear”译为“谛听”，过于正式和专注，路上行人只是停下来随便听听而已。例2是木兰被曾文璞救下见面后说的客套话。译文则完全照原文字面（包括标点符号在内）译出，尤其是“I greet you!”译为“我祝你！”虽然很具洋味，由于是出于受过良好中国传统家教的女孩子之口，又与前面中国式的问候语“曾老爷！万福！”放在一起，因而显得不伦不类。例3是姚家的家庭住址，译文依然按照原文的顺序译出，完全不符合汉语地址先大后小的书写习惯。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异林语堂在小说中也有提及，译者或者由于疏忽从而导致这种误译。总而言之，郑译存在严重的欧化结构，翻译腔较多。

对此笔者认为，或许由于译者处于当时的语言环境和上海这个摩登城市，客观上受其影响或主观上想追随当时流行的摩登文体，保有一种洋味，这从译者对一些普通词语的翻译处理上也能体现出来。例如，“木兰是一个勇敢的女郎”（58）把原文的“girl”译为“女郎”而非“女孩”，“romance”译为“罗曼司”而非“故事”“Yes，sir”（40）译为“是的，先生。”（46）而不是译作“老爷”，等等。这些词语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是较为时髦的字眼，可谓洋味十足。然而，由于Moment in Peking取材于中国历史事实的特殊性，翻译时需要还原其本来的中国面貌，而不宜带有过多洋味。

实际上，欧化句式或欧化白话并非要一概否定。汉语译文和创作中允许一定的欧化语句的存在，从而使汉语的表现方式更加丰富多彩。但是，欧化语句仍然应当是流畅的汉语，明白易懂。郑译中存在的大量欧化结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产生，大部分佶屈聱牙，缺乏流畅性，难以卒读，这样便成为翻译腔。翻译腔虽然是翻译活动不可避免的，却应减少到最低限度。

3.方言南腔北调

首先，郑、应译本自觉地运用京话。既然小说Moment in Peking模仿《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又以京津为主要的故事背景，那么，京话尤其在口语中的运用就自然而然了。林语堂也提到翻译该小说必须揣摩《红楼梦》的白话文法，对“道地京话作一番研究”，小说人物对话，“需用纯粹白话写出”（郁飞译，1994：794）。林语堂的这篇《谈郑译〈瞬息京华〉》当然是在郑译本出版后写成的。那么，即使译者看到这篇文章，了解原作者林语堂本人对Moment in Peking小说原著和翻译该小说的想法，也于事无补，因为译本已经出版。然而，译者郑陀、应元杰是否对小说原著的上述特点有所了解呢？回答是肯定的。

在1941年上海春秋社出版的郑译本的最后，除了“译后志”之外，还附有两篇关于小说原著《京华烟云》的评论性文章，以供读者更好地理解该小说。一篇是林语堂长女林如斯的《关于〈京华烟云〉》，另一篇则是林语堂的挚友周黎庵的《评〈京华烟云〉》。其中，周黎庵对《京华烟云》与《红楼梦》的分析比照，见解恰当中肯，并列出一个公式表示二者关系：“林语堂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红楼梦+庄子+其他”（郑陀、应元杰译，2010：1004）。可见，译者对《京华烟云》与《红楼梦》的关系，可从林如斯和周黎庵的介绍与评论中获知，这对其翻译《京华烟云》尤其是人物的白话口吻是至关重要的。这点也可以从译文中体现出来。在译文中，译者一直在自觉地使用京话进行翻译。例如，儿化音的使用，“骡车儿、淘夥儿、慢慢儿、绿裤儿、车儿、独个儿、珊姐儿、模样儿、女孩儿家”等等；还有，就是有意模仿《红楼梦》的白话语言。例如“这些没用的捞什子”、“小的把这事情想过了”、“这一遭”、“去瞧他”、“瞧见”、“厮混”、“烦劳”等。

除了京话的使用外，小说语言还带有其他南腔北调的方言。例如，夹杂着吴苏方言，尤其是吴语的使用，至于其中原因，前文已有论述。小说中出现的吴语有：“铜钿”（即，硬币）、“乃么”（即，那么）、“姊姊”（即，姐姐）、“姊夫家”等。其他的方言如：“一忽儿”、“整天介”、“这一些些是小事情”、“你是不是为了这些些便哭了”，这些似乎又是北方方言。此外还有，“一壁在咒骂，一壁嚷喊着”却又不知是哪里的方言。更让人难以捉摸的是译文中语气词的使用，很难辨别是哪里的方言。译文中出现的语气词有：“喔”、“吓”、“哩”、“哎呀”、“呵”、“喏”等，分别举例如下：

（1）“喔，这倒是罢不了的”（郑陀、应元杰译，2010：2）

（2）“老爷真是个好人吓！”（同上：3）

（3）“我好像听见你在梦中惊叫吓”（同上：25）

（4）接连三日三夜睡不着了哩。（同上：56）

（5）“哎呀！我正替你担忧着哩。”（同上：60）

（6）她自己也不知道呵。（同上：97）

（7）这当然是属于现实的一个世界的姑娘呵。（同上：98）

（8）“唔，”彬亚回答说。“的确美丽，……”（同上：99）

（9）“喔，你这戇大小妹妹，你是那么容易受惊吓的。……”（同上：100）

（10）“喏，在那儿喔！”曼妮回答着。（同上：124）

（11）记忆着父系母系的复杂的亲戚关系种种称呼，父亲面上的伯伯哩叔叔哩姑母哩，母亲面上的舅父哩，伯父叔父的妻子哩，舅父的妻子哩，姑母的丈夫和姨母的丈夫哩，姑母姨母的妯娌和她们的孩子，以及姨表嫡表的兄弟姊妹，侄儿侄女和他们的丈夫妻子哩。（同上：91）

总之，郑译本中方言运用比较混乱，并不符合作者用京话创作小说的初衷。从这点上来看，郑译在方言翻译还原上做得并不到位。

实际上，方言的运用可以使语言更加口语化。谈到方言的运用，此处顺便说明一下郑、应译本人物对话的口语问题。小说人物话语须用纯粹白话写出，然而郑、应译本中人物话语不够口语化，例如：

姚夫人：“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你还没有睡觉么？”（同上：25）

“那真是吓得我非同小可。”（同上：25）

以上例句中的“夜深人静的时刻”、“非同小可”，在人物口语中运用得并不地道。实际上，对于郑译小说人物语言翻译的口语化在本章的第一节中已做过探讨，此处不再展开。

4.其他语言问题

郑译本除了上述三个语言特征之外，还存在着其他语言上的不足，如用词、搭配不当，译文中此类例子很多：

（1）遗传给他一份巨大的家私（郑陀、应元杰译，2010：11）

（2）她时常跑到她父亲的书房里去听父亲说长道短（同上：14）

（3）这一遭是出了空前最高贵的旅费了。（同上：19）

（4）这父亲便释放了木杖掉转身来。（同上：75）

例1中，“遗传”与“家私”搭配不当，这里给出另外两个译文加以对比：

张译：留给他的万贯家财（张振玉译，2009：20）

郁译：传给他一份可观的家产（郁飞译，1994：15）

例2中的“说长道短”为贬义词，此处用来描述道家人物姚思安明显不恰当。例3中的“高贵”不能修饰“旅费”，属于用词不当。例4中“释放”与“木杖”二者搭配起来，让人不知所云。

总之，郑、应译本中这种用词不当的句子很多，恕本文不能一一列举，从这些例子中可以想象译文的语言确实比较粗糙。此外，同所有的译本一样，郑、应译本中也存在一些误译，如“last week”译为“上星期二”。对于一部几十万字的著作，出现翻译错误也属正常现象。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郑、应译本由于在上海“孤岛”出版，出于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考虑，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郑译本采取一种虚化的翻译策略，把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字眼以“××”代替，例如“日本”均以“××”代替，“共产党”则以“××党”代替。由于政治环境的压力，译者不得不在翻译文本中作出文字上的改变，明显体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正如Lefevere在《翻译、改写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层面，如果语言因素和意识形态及或诗学性质的因素发生冲突，胜出的往往是后者。”^[4]可见，郑译本是受政治意识形态操控的典型，带有深刻的时代痕迹。

郑陀、应元杰译本语言上存在着诸多毛病与不足，并带有很强的时代痕迹。其实，译者语言的时代痕迹从郑、应译本的“译者志”中便可发现，再加上从英文翻译而来，无法彻底摆脱作者林语堂的英文写作，语言上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尽管如此，郑译本在港台一直不断得到再版，经久未衰，这说明该译本具有一定的价值。正如万平近所言：“郑译本虽有瑕疵，却是比较忠实的一个译本，富有史料价值和阅读价值，似应重印出版。”（万平近，199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