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王映霞（1908—2000），名旭，以字行，杭州人。1926年浙江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后，即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之温州中学）附小教书，并任幼稚园（幼儿园）主任。12月18日，北伐军在福建战场全面胜利，进驻福州。福建军阀周荫人败逃闽北，声称将占领浙南。温州民心惶惶，居民四处奔逃。王映霞与时任浙江十中教师的孙百刚夫妇，一起自温州乘海轮逃往上海。王映霞与孙百刚夫妇原是杭州同乡，因与之共住上海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此时郁达夫也正在上海，因到尚贤坊拜访孙百刚，而与王映霞邂逅。在郁达夫的诚挚苦恋感动下，王映霞答应了郁达夫的求婚。郁达夫当时是一个有妻室儿女的人，其妻为浙江富阳大户人家千金，名孙荃。
从此，开始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与一位奇女子的长达十多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郁、王结婚12年后，1938年12月，因胡文虎的邀请，郁达夫偕王映霞南下新加坡，郁达夫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部主任；王映霞亦拟在《星洲日报》副刊部主编“妇女版”。1939年3月5日，郁达夫背着王映霞，在香港陆丹林主编的《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毁家诗纪》（七言律绝十九首，词一阕，并加注释体“纪事”），称王映霞在浙江
时，接受当时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37万港币而“失身”。王映霞在新加坡看到《大风》旬刊上的不实之词，立即展开反击，先后在《大风》上刊登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对郁达夫进行抗辩，夫妻遂至解缡。在夫妻争吵、协议离婚期间，郁达夫在新加坡相继有两场（阿娇小姐、英国电台播音员李小英）恋爱。移居印度尼西亚后，为了潜伏抗日，开了家酒厂，化名赵廉，与当地华侨小姐何丽有结婚。王映霞回到重庆，由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王正廷牵线，与招商局钟贤道结婚。郁、王的恋爱、结婚，及至离异，在当时轰动了海内外。
笔者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古今诗人情感心态”研究，列有《郁、王之恋与婚变研究》一题，对于《毁家诗纪》中所言王映霞拿了许绍棣37万港币和所谓“失身”之事，深感疑惑，以为有必要加以深入探究，还事情以本来面目。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材料收集与整理，头绪逐渐清楚：王映霞与许绍棣只是一种友情，或者可以说“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情感心态研究”课题后来完成了古代部分——白居易与湘灵，元稹与双文（崔莺莺），李商隐与宋华阳、柳枝，韩偓与李氏（疑为商隐女），陆游与唐琬，王彦泓与嫂婢姚氏，龚自珍与西林太清春七个专题，成论文十余篇，收入《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至于郁达夫与王映霞，苏曼殊与日人弹筝女，胡适与沙菲、曹诚英，徐志摩与陆小曼，李唯建与黄庐隐几个专题，因编纂《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一书费时甚长，一直未能动手。
然于郁达夫、王映霞之相恋、婚变，其情感心态之研究却从未停止。由于研究的需要，笔者与王映霞通讯与电话往来近20年（1982—2000），并曾多次与王映霞交谈，存有王映霞致本人书简165封（1982—1994），以及许多第一手资料如访谈和照片等。20世纪90年代初，双方家中都安装了电话，1992年以后遂多以电话联络、交谈；书面通信即止于1994年。1995年以后，王映霞因年迈，长住深圳、杭州儿女家，电话也因此逐渐减少。王映霞老人2000年2月6日（庚辰正月初二）在杭州女儿钟嘉利家病逝，距今已经13年有余；笔者亦进入古稀之龄，再不动笔，此“债”归还无期。
应该说明的是：郁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英雄；新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其七言律绝堪称杰构。本文将在末尾予以适当的点评。
但是，在生活作风上，郁达夫却不大检点，不仅浪漫“胡闹”（王映霞语），某些地方甚而近于颓废；爱情上，自私，妒忌，任性，褊急，有强烈的占有欲，未脱旧式诗人文士之婚恋观。
郁达夫与王映霞这对冤家，因郁达夫的《毁家诗纪》，12年的夫妻（1928—1940），彻底结束。如果从1927年1月14日，达夫在上海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2楼孙百刚寓所初识王映霞算起，至1940年5月31日于香港《星岛日报》刊登离婚启事，首尾也不过13年又四个多月。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变，为现代文学史、社会史上一大公案。时至今日，有人仍据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指责王映霞“红杏出墙”；有人则认为郁达夫《毁家诗纪》所言皆为向壁虚构，以为婚变的主要原因出在郁达夫身上。
本文除了考证郁、王婚变的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外，对郁达夫的爱国思想、文学创作、人格类型，以及对爱情婚姻的观念等，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评论，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一）初识与毁家的潜在因子
1926年11月，郁达夫辞去广州中山大学文科教授，于12月27日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事务，并编辑《洪水》月刊。郁达夫1927年1月14日日记云：
上法（租）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按：孙百刚）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孙百刚大约于1927年1月初，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遇见郁达夫，告诉他自己在尚贤里的住所。孙在《郁达夫外传》五“一见倾心”一节，很详细地记载了当天的事情：内山书店邂逅之后约一个星期的一天中午，郁达夫到尚贤里看孙百刚。孙百刚介绍了自己的夫人杨掌华后，“达夫一边对掌华说着应酬话，一边望着映霞，似乎在想她是什么人”。
“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似的，一时想不起来了。”达夫突然这样说，额角上的青筋有点绽起来了。
“……”映霞不说什么。
“也许是在杭州什么地方碰到过的。”掌华只好这样敷衍着。
随便谈了一阵，我看已快到吃中饭的时候，关照掌华去预备酒菜。不料达夫站起来拦住掌华：
“孙太太，你不必客气，我今天特诚来邀你们出去吃饭的。在上海，我比百刚熟些，应该让我来做个东道主。”（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21页）
这一天，郁达夫一连请了中、晚两餐酒食。一人掏腰包，又叫汽车，又请看电影，“神情特别兴奋”。孙百刚在叙述了这天郁达夫的来访、请客以后，有一段心理独白：
在我的记忆中，我和达夫无论在东京，在杭州，和他一道玩、吃馆子，也有好多次，但达夫似乎未曾有过那天那样的兴奋、豪爽、起劲、周到……这时，我的想象中似乎发现了思索的端倪；莫非达夫对映霞有心？但是我立刻自己打消：真是匪夷所思，决不至如此吧。像达夫那样已届中年的人，照理对映霞这种少女不会发生特殊兴趣的。而况达夫明知映霞是书香人家的千金小姐，决非普通一般人可比，想不至于起这种无聊的亵狎罔念吧。（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23—24页）
这就是郁达夫1927年1月14日初识王映霞的一幕。孙百刚先生所“发现了思索的端倪”，一点都没错。郁达夫如此的“无话找话”，说“见过”王映霞；如此的“特诚来邀”，请吃、叫车、看戏；如此的“神情兴奋”，并非为了孙百刚夫妇，正是“真想煞了霞君”（《村居日记》1927年1月14日，见《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
孙百刚先生对郁达夫之追求王映霞，用了“亵狎罔念”四个字，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第一，郁达夫是一个有妻室，并且育有子女的人（按：郁与孙荃所育有：长子龙儿，1926年4岁时夭折；长女郁洁民，1925年生；次子郁天民，1926年生；次女郁正民，1927年与王映霞定情未久后生）。郁达夫与孙荃于1920年结婚，对孙荃仍有爱情和亲情存在。就在同王映霞初次见面的前一天日记里，郁达夫收到孙荃自北京寄来的皮袍，十分感动。1927年1月13日日记有云：
昨晚接到邮局的通知书，告我皮袍子已由北京寄到，我心里真十分的感激荃君。除发信告以衷心感谢外，还想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去，为她做过年的开销。
中午云散天青，和暖得很，我一个人从邮局的包裹处出来，夹了那件旧皮袍子，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想来想去，终究想不出好法子来。我想顶好还是早点弄几个钱寄去。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郁达夫初识王映霞这一天，还是穿着孙荃从北京寄给他的皮袍的。孙荃是最令人同情的。如果郁达夫当时读了汉乐府《上山采蘼芜》，不知作何感想！
第二，正如孙百刚先生指出的，郁为“已届中年的人”，王映霞却只是一个“少女”。按，郁达夫生于1896年12月7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已年31周岁；王映霞生于1908年1月25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十二月二十二），是年19岁。
第三，为追求王映霞，郁达夫撒谎，说妻子孙荃“是乡下人，没有出来”。当时，孙太太掌华，有意提醒达夫是一个有妻室的人，同时特地指明王映霞乃书香人家，非可以作二妇处置的。据载郁、王初次见面时，孙太太与郁达夫的对答：
“郁先生，郁太太是不是在上海？”掌华坐下来这样问。
“她是乡下人，没有出来。”达夫很自然地回答。（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20页）
其实，孙荃也是富阳大户人家小姐，知书达理，非为“乡下人”，其时正带着儿女，住在北京，并非达夫所说的“没有出来”。孙太太的问话很明显是在提醒郁达夫：“你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台湾著名作家康侨刊于台北《中外杂志》17卷6期的《浪漫大师郁达夫——郁达夫王映霞此恨绵绵》有一段很有趣的叙述：
“郁先生，郁太太是不是也在上海？”予郁达夫以当头棒喝，也是在向王映霞提出及时警告，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小姑独处，须知男女之防，至深且大。这一问的弦外之音，彰明昭著，逼得郁达夫不能不应声答话，他淡淡然地说：
“她是乡下人，一直住在乡下不曾出来。”
仓促作答，无意之间便说了谎话。一来郁夫人不能算是乡下人，她知书达理，又受过郁达夫的新文学熏陶。二则，她何曾一直住在乡下？当时她便独居北平，寂寥度日。而且，当时郁达夫的身上，正穿着她寄来的皮袍子呢。
可见，郁达夫狂热追求王映霞，是他对孙荃感情的背叛，对儿女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孙百刚又叙述道：
不知怎样，话题转到映霞的祖父王二南身上。
“二南先生的诗，我从前在杭州报上常读到，一向佩服他老人家的。”达夫似乎对映霞表示好意地说。
“他近来年纪大了，也不常做诗。”映霞淡然地回答。（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20—21页）
康侨认为，“孙太太大有深意的，郑重其事向郁达夫表明王映霞的身份”：“王小姐是名门闺秀！”
孙百刚的分析，郁达夫的“亵狎罔念”乃是种下婚变的潜在因子。
（二）郁达夫的狂追苦恋
自1927年1月14日初识王映霞起，郁达夫即狂追苦恋，直至最后追求到手。这个过程有达夫日记可以证明。
初识的第二天，即1月15日（阴历十二月十二），郁迫不及待地又到尚贤坊孙百刚家。《村居日记》当日记载：
晚上至杭州同乡孙（百刚）君处……复得见王映霞女士。因即邀伊至天韵楼游，人多不得畅玩，遂出至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按：此达夫误解，自作多情），以后当每日去看她。王女士生日为旧历之十二月廿二，我已答应她送酒一樽去。今天是十二月十二，此后只有十日了，我希望廿二这一天，早一点到来。今天……作致……荃君书。荃君信来，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
……
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
第三天，即1月16日，《村居日记》又云：
昨晚上醉了回来，做了许多梦。在酒席上，也曾听到了一些双关的隐语，并且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按：又是自作多情），我想这一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吧！
……我的钱，已经花完了，今天午前，就在此地做它半天小说，去卖钱去吧！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恐怕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写小说，快写小说，写好一篇来去换钱去，换了钱来为王女士买一点生辰的礼物。
第四天，即1月17日，《村居日记》又写道：
……天又下微雨了，出至四马路洗澡，又向酒馆买小樽黄酒二，送至××家，差用人去邀王女士来同饮，饮至夜九时，醉了，送她还家，心里觉得总不愿意和她别去。坐到十点钟左右，才回家来。
孙百刚先生《郁达夫外传》对这一天有这样的记载和评论：
在第三天或第四天将近黄昏时分，我们正在预备吃夜饭时，突然达夫又来了，手中提着两瓶“王宝和”的太雕，似乎有点气喘吁吁的神气说：
“你们没有吃过饭吧？我已经在弄口那家宁波馆子喊好几样菜，马上就可以送来，孙太太！这两瓶酒请烫一烫。”
……
第二天，映霞出去时，掌华对我说：“我看郁先生颇有意于映霞。”
“你也看出来了吗？”我反问她。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那种肉麻的样子看了真好笑。郁先生今年多少岁了？”
“总比我大五六岁吧。”我也记不清达夫的年龄了。“他的太太我未曾见过，但记得也是姓孙，是富阳一家大家的小姐，读过旧式书，对达夫感情很好，达夫对她也不错。已经有儿女了。”
“照这样说来，郁先生不应该再在外边寻人。”
……
“那么或许是我们神经过敏吧。”
“但愿如此。总之，此后不希望达夫常来。男女间的感情是微妙的。同时希望映霞早日能找到适当的对象，可以使达夫失去目标。”
我们这样谈过，也就淡然置之了。（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25—27页）
此后一段时间，也几乎天天或隔日就到尚贤坊孙百刚寓所找王映霞，其狂追苦恋比起年轻人的初恋还要“狂”得多。正如达夫1月20日日记中自己所说的：
……对于王女士的私情。说起来实在可笑，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会和初恋期一样的心神恍惚。
以下就初识后第五天的1月18日至1月31日，两星期日记中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1月18日：
（下午）三四点钟，又至尚贤坊四十号楼上访王女士，不遇。等半点多钟，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
（晚上十点多钟）又到尚贤坊门外徘徊了半天，终究不敢进去。夜奇寒。
1月19日：
……终究不能静下来看书写文章。十时左右，跑上方××那里去，和他谈了些关于王女士的话，想约他同去访她，但他因事不能来……吃饭之后，蒋光赤送文章来了，就和他一道去访王女士。谈了二个钟头，仍复是参商咫尺。我真不能再忍了，就说明了为蒋光赤介绍的意思。（按：请王映霞将自己的同学，在上海坤范女中教书的陈女士介绍给蒋光赤，后来没有成功。）
晚饭后又去王女士那里，请她们坐了汽车，再往北京大戏院去看（电影）。十一时前后看完影片出来，在一家小酒馆内请她们喝酒。回家来已是午前一点多钟了。写了一封给王女士的短信，打算明天去交给她。
今晚上月亮很大……又想到了王女士临去的那几眼回盼，心里只觉得如麻的紊乱，似火的中烧……
1月20日：
方氏夫妇来，就和他们上创造社去。天气晴快，一路走去，一路和他们说对于王女士的私情。说起来实在可笑，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会和初恋期一样的心神恍惚。
午后和他们一道去访王女士的时候，心里真不快活，而忽然又听到了她将要回杭州的消息。
三四点钟从她那里出来，心里真沉闷极了，想放声高哭，眼泪又只从心坎儿上流，眼睛里却只好装着微笑……八点多一点儿，从酒馆出来，就一直的又跑上她那里去。推门进去一看，有她的同住者三四人，正在围炉喝酒，而王女士却躲在被窝里暗泣。惊问他们，王女士为什么就这样的伤心？孙太太说：“因为她不愿离我而去。”我摸上被窝边上，伸手进去拉她的手，劝她不要哭了，并且写了一张字条给她。
（按：从初识到20日才是第七天，就居然将手伸进一个年轻女子的被窝里，拉她的手！达夫对王映霞之追求，也真够“疯狂”的了，情欲之冲动，也够有“色胆”的了。）
……
啊啊！我真快乐，我真希望这一回的恋爱能够成功……三点多钟，还不能入睡。我只在幻想将来我与她的恋爱成就后的事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
（按：患得患失，午后三四点钟还是“沉闷”，“想放声高哭”，现在则“啊啊！我真快乐”，确有如小儿女之痴情也！）
1月21日：
这天早晨一起床，达夫就托人去请王映霞，坐等了半点多种，王映霞只写了个回片，说因病不能去。达夫“等到傍晚六点左右”又忍不住跑到尚贤坊去。日记载：
一进她的房，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在那里饮酒高笑。他们一看见我更笑得不得了，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去了……坐等了二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来了，但进在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的信，她已经在大家前公开。我只以为她是在怕羞，去打门打了好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这就是这一场求爱的结束！
出了她们那里，心里只是抑郁。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听到午前一点多钟，心里更是伤悲难遣，就又去喝酒，喝到三点钟。回来之后，又只在室内走走，走到天明。
（按：郁达夫说，为了王映霞“情愿牺牲一切”；只因王映霞不肯开门见他，就“抑郁”，就“伤悲难遣”，甚至去听妓，喝酒，一夜不曾睡觉，直走到天亮。可见当时达夫心里，对王映霞确实是有爱意的。）
1月22日：
（十一点前后）一阵阵的心酸，逼我堕泪。不得已又只好上周家去托周家的用人，再上她那里去请她来谈话。她非但不来，连字条也不写一个，只说头痛，不能来。
1月23日：
……洗完手脸，就冲寒出去，上北火车站去。
因为听人说，她于今天返杭州去，我想在车上再和她相会一次。等了二点多钟，到八点四十分，车开了，不见她的踪影。在龙华站下来，看自南站来的客车，她也不在内……不得已，只能补票到松江下来。
在松江守候了两点钟，吃了一点点心，去杭州的第二班车来了，我又买票到杭州，乘入车去遍寻遍觅，她又不来……午后五点多钟，到了杭州，就在一家城站附近的旅馆内住下，打算无论如何，总要等候她到来，和她见一次面。
七点钟的一次快车，半夜十二点钟的夜快车到的时候，我都去等了……然而她终究不来。
1月24日：
……我赶上女师到她所出身的学校去打听她在杭州的地址……一点儿结果也没有。
午后一点多钟，上海来的快车始到，我捏了一把冷汗，心里跳跃不住，尽是张大了眼……但是她仍复是没有来。
……我没有法子，就只好买了一张车票，坐夜车到上海来了。
午前一点钟，到上海的寓里，洗身更换衣服后，我就把被窝蒙上了头部，一个人哭了一个痛快。
1月25日：
先上王女士寄住的地方去了一趟，终究不敢进去……就去南国社，喝了半夜的酒，看了半夜的跳舞，但心里终是郁郁不乐，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
1月26日：
……上孙（百刚）君那里去探听她的消息。费了许多苦心，才知道她是果于三日前回去，住在金刚寺巷七号。我真倒霉，我何以那一天会看她不见的呢？我又何以这样的粗心，连她的住址都不曾问她的呢？
1月27日：
晚上在周家吃饭……周太太听了我和王女士恋爱失败的事情，很替我伤心，她想为我介绍一个好朋友，可以得点慰抚，但我终觉得忘不了王女士。
1月28日：
今天午前曾发了一封信给王女士，且等她两天，看有没有回信来。
1月29日：
……十点后上床就寝，翻来覆去，终究睡不着，就起来挑灯看小说。看了几页，也终于看不下去。
1月30日：
我在无意识的中间，也在思念北京的儿女，和目前问题尚未解决的两个女性。啊，人生的矛盾，真是厉害，我不晓得那一天能够彻底，那一天能够做一个完全没有系累的超人。
以上皆摘自郁达夫《村居日记》。其对孙荃和儿女的思念，对王映霞的爱恋，郁达夫没能处理好这两个问题。这种旧爱新恋，“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矛盾和痛苦，使自己陷入了毁家的境地。
（三）郁、王定情的草率
郁、王从初识到定情，不过50天时间，其潦草、轻率，自不待言。
郁达夫就是这样的不顾孙荃和儿女，对王映霞穷追苦恋，一直到十分草率地定了情，还继续逼使王映霞在与孙荃离婚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3月1日，郁达夫给王映霞写了一封信（见《达夫书简》第8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约王映霞3月4日“午后两点钟，在大马路（按：即今之南京东路）先施公司的门前相会”，并于4日“在先施的东亚酒馆里开了一间房”，准备好好地相会一次。然而王映霞终于没有出现。郁达夫说：“这一个午后，晚上，真把我气极了，我就在旅馆里写了一封和她绝交的信。”这封信以“绝交”为辞，实“欲擒故纵”（见《达夫书简》第9封）。当夜，入睡前，又叫人“送一封信去，硬要映霞来，她的回信说，明天早晨九点钟来，教我勿外出候她”（1927年3月4日日记）；果然“故纵”的信起了作用，终于“擒”来。
郁达夫自1月14日初识王映霞，至3月5日，50天时间，王映霞的“爱情围城”终于顶不住郁达夫的“穷攻猛打”，便高举白旗，敞开城门“缴械”了。1927年3月5日，这一天可称郁、王的定情之日。达夫《穷冬日记》这一天有这样的记载：
从早晨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去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
以上叙述了郁、王从初识到定情的经过。虽然，当时郁达夫对王映霞是有“爱意”的，但对孙荃和儿女的背叛，对王映霞这位年方20的少女所使用的手段，也并不怎样光明磊落。
当然，王映霞的虚荣，对新文学作家的盲目崇拜，不能辨析自己究竟是“同情”还是“爱情”，就草率地答允郁达夫的求爱，也不能辞其咎。
王映霞刚走出校门，年纪轻轻，分不清郁达夫对她是“情爱”，是爱其“情”，是“情悦”，还是“色爱”，是爱其“色”，是“惊艳”，是男人的一种“艳遇追求”？
分不清郁达夫的追求是青年男女的正常恋爱，还是中年男子的抛弃妻儿、另觅新欢；她没有设身处地为孙荃和孙荃的孩子想一想，想一想孙荃被抛弃的痛苦，想一想孙荃的孩子从此失去父爱会是怎样的一种失落？
同时，王映霞对自己也缺乏分析：
到底是“敬重新文学作家”，对郁达夫狂追苦恋，要死要活的“同情”、“怜悯”，还是心中真正产生了爱情？
当时的女学生、女青年，对新文学作家都有一种盲目的崇拜，许多人觉得能和作家们交往是一种荣耀；如果有一位作家追求自己，说不定还能在同侪中夸耀几声，给自己增添许多光彩。当然，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好奇。《王映霞自传》“初见郁达夫”一节说：
我认识郁达夫时虚岁才二十岁，他已三十多岁，而且他是来看作为我伯伯辈的孙百刚先生时偶然遇见我的。说实话，初次相见，说是我对他有好感，不如说是好奇，爱慕不如说是敬佩，就好比一个读者见到了自己爱读的那本书的作者一样……我那天回来后（按：指郁达夫在酒店请王映霞和孙百刚夫妇吃饭后回尚贤坊孙家），只是心里感到很高兴，在孙先生家里认识了一个客人，而他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从没有其他非分的想法。（《王映霞自传》第31页）
但是，王映霞对于郁达夫的追求不仅没有坚决地拒绝，而且一步步从“好奇”、“同情”，到身不由己地同郁达夫进一步地交往，从“同情”到了爱情，直至“以身相许”。其“草率定情”，虽不同于今日所言之“第三者”，然其“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回到杭州以后，我便狠狠地下决心要和他疏远，免得日后闹出许多笑话来。但不知怎的，自己的感情上似乎已起了什么变化，每当他一封封情意深长的书信，传递到我手中时，我却立即拆开来看，看完之后又非写复信不可，写了便立即寄出，寄出之后，又懊悔，像这样起伏变化的心情，一天中不知有过多少遍，时而想打算后退，时而想抛除了一切大胆地前进。同情与顾虑，充塞了我的心胸……有时想到我从前读过的他写的小说《沉沦》书中那一个孤零得可怜的“他”，现在仿佛在我面前摇晃。“他”实在是足以同情的，我为什么怕？我为什么不敢同情呢？“他”不是还立过誓吗？（《王映霞自传》第51页）
很明显，王映霞已经坠入郁达夫所设计的“情网”，一半是“同情”，一半已经是“爱情”了。王映霞之最终答允郁达夫的求婚，没有设身处地替孙荃及其儿女想一想，是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这里须特别指明的是，孙百刚夫妇从郁、王之恋到定情，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孙氏谈起自己曾到宝山路三德里创造社去劝过郁达夫，指出三点不合适：
1畅会毁了同孙荃建立起来，并且已经有了儿女的“宁静平安、快乐完美的家庭，这于你是大大的损失，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现实的切身大事，总应当用理智衡量一番”；
2畅希望他设身处地为王映霞着想，应该知道王映霞在“年龄、人品、家庭、学识”诸方面，“很容易找一个比你更合适的对象”，没有必要找一个“必须毁了家再和她结婚的男人”；她和你结婚不会有幸福，“若是爱她，也应该顾全她的前途和幸福”；
3畅“再有一点，你和她的年龄相差过大，贸然结合，一时即无问题，日久终有影响”。
孙百刚最后劝告达夫：“我以清醒的旁观者的地位，对你忠告，希望你慎重考虑。”（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30页）
可是郁达夫正被“感情”牵着鼻子跑，已经无“理智”可言。定情之后的3月11日，他给王映霞的信中说：
我恨极了孙某，以后不想再和他见面了，后天我是不去的。你若有一点爱我之心，请你以后也不要再去孙氏那里，以后请你绝对的不要再上尚贤坊去。（《达夫书简》第14封）
（四）归于平淡与故态复萌
郁、王在定情之后，关系发展迅速。1927年4月14日，郁达夫到杭州金刚寺巷去见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和母亲王守如。郁在杭州的六天，即住金刚寺巷王家三个晚上，20日返回上海。郁达夫4月14日日记说：
（在没到杭州之前）心里只在恐怖，怕她的母亲，她的祖父要对我辱骂，然而会见后，却十分使我惊喜。
到了6月5日，就在杭州聚丰园请了四十多个亲戚朋友，宣布订婚。
原定1928年2月赴日本东京结婚，并印发了请帖，分寄给中外朋友。孙百刚先生就一直珍藏着这份“请帖”（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35页）：
诹吉夏正二月二十一日洁卺候
驾
郁达夫 王映霞 谨订
席设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
后因经济上的原因没有去成。为了瞒过祖父和母亲，也是为了照顾郁达夫的面子，两人在火车北站附近租了一家小旅馆，算是“离开上海，去了东京”了。两人蛰居旅社一个多月，“日日痴坐在洞房里”。一直到3月中旬才假座东亚饭店补办喜筵，算是举行婚礼。《王映霞自传》“结婚的波折”一节，对此曾有以下记载：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郁达夫和我准备结婚。地点问题，倒着实经过考虑，最后才决定去日本东京。既然已经决定下来了，我们就印发请帖，请帖上是二月二十一日在东京精养轩结婚，通知了中外亲友。后来临时由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郁达夫说不去东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亲不同意，然后和我商量决定。在二月初，我们就到北火车站附近小旅馆里去租住了一个多月，到了三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按：时王二南受聘于群治大学，住此）。不久就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原址在现南京东路浙江路口的服装公司）请了两桌客……就算作了我们的喜筵。
其实，从发帖告示，拟于2月21日在东京精养轩结婚，反倒提前在2月初就悄悄到火车北站附近租一家小旅馆同居，这应该看作又是郁达夫对王映霞“耍”出的一个小手腕，目的是向王的祖父和母亲炫耀自己，出国结婚既风光，又显示其经济能力，言下的“潜台词”是：王家的女婿找对了。而王映霞为什么也跟着郁达夫欺骗他的祖父和母亲呢（按：王二南至死都不会想到孙女是在车站的一家小旅馆里随随便便就与郁达夫同居了）？
《王映霞自传》“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一节曾说：当自己把与郁达夫确定婚姻之事告诉母亲以后，“母亲听后竭力反对，怪我不该那么随便和一个已有家室的男人密切往来”。其闺中好友刘怀瑜也很早就对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婚姻不看好，说是“红丝牵错了，误了前因”。可是王映霞对郁达夫已经是“以身相许”了，孙百刚说是“生米煮成了熟饭”了。一个女孩子“以身”许人之后，又是在家人反对、女友“不以为然”的情况下，她是要争一口气的，她要努力证明自己的夫婿是有能耐的，自己绝没有看错。这可以在后来王映霞的答辩书简《请看事实》中找到根据：
我的婚姻既不同意于父母，又难谅解于亲朋，但自己认为既已误踏入了这一条路，总望委曲求全……所以处处都在容忍，都在包涵。以为他的一切的成功，也就是我的成功，好使那些藐视他的戚友们眼中，抬高他的人格……（而他）仅仅把我这一层弱点，这一点欲在人前争取胜利的弱点，倒牢牢地抓住了！
所以，王映霞也就帮着郁达夫瞒着家人和戚友，跟郁达夫到北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悄悄地同居，而对家人，对外人则宣传去东京精养轩结婚了。
应进一步指出，郁达夫在狂追王映霞时，曾多次吹嘘，说要带她到国外去，下面仅据《达夫书简》，略摘数言：
1927年2月10日午后信说，准备带王映霞去欧洲留学：
我现在正在计划去欧洲，这是的确的。但我的计划之中，本有你在内，想和你两人同去欧洲留学的。
同一天（应该是“午后”之后）的信说，准备到法国去度“残生”：
你大约不晓得我这几礼拜来的苦闷。我现在正在准备，准备到法国去度我的残生。
1927年2月15日晚上的信说，想同王映霞一起“渡欧”，“出国去”：
今年暑假后，我无论如何，总想出国去，当然想和你同去。现在就想努力做几部书出来卖，能够得到三千块钱，两人的费用就够了。已经有一家书店，答应我于暑假前送两千版税给我（按：没有影子的事，真是信口开河，哄哄女孩子的话），只教我能给他一篇十万字的长篇。我想再三四个月里，做一二十万字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渡欧计划，也抱着乐观，可是可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非要得到像你这样的一位好友，常常刺激我不行……
3月5日，郁达夫终于赢得了王映霞的心，“怀抱”着她，王映霞也“誓说”爱他，追求到手了，也就不必再说什么带她“出国留学”等自欺欺人的话了。
大约三四个月后，郁、王随王二南搬到赫德路（今常德路）的嘉禾里。初婚后的小家庭，除了因还债经济拮据外，达夫写作，映霞掌勺；喝喝酒、散散步，过了一段平稳、和谐、甜蜜的夫妻生活；郁达夫也因此结束了长期漂泊孤苦的生活，创作力更加旺盛。但是，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柴米油盐、偿还债务等，家庭生活也逐渐归于平淡。《王映霞自传》“我们的小家庭”一节中这样说：
……由于当时经济拮据，无力购置新家具，只得去租，有床、写字台、方桌和几个凳子等几件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
接着是还债，一个是内山完造，因郁达夫非常喜欢买书，有钱时去买，无钱也去买，因此欠下笔款子。
另一个是胡适之……我也不清楚郁、胡的友谊究竟如何，但在我们结婚之前，他时常向胡适借一百、二百的……由于收入不固定，我尽量节衣缩食，减少家用，连电灯也不装，还和一个奶妈合用一个梳子……三餐吃的，都在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
……
当时对我俩的结合，有的赞美，有的反对，我们反正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我生性好动，却因受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是想安安稳稳地过安静快乐的家庭生活，这与郁达夫喜欢广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是相矛盾的。
虽然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但是王映霞还是料理得井井有条，郁达夫除了写作、社交、买书、喝酒外，一切家庭事务都交给王映霞打理。《王映霞自传》曾将初婚后的家庭生活用了这样两个标题：
掌勺、喝酒、散步
收版税和做“护士”
然而初婚的甜蜜很快就因孩子的出世而消失，归于平淡。1928年11月25日（阴历十月十四）郁飞出生，1929年10月19日（阴历九月十七）女儿静子出生（按：后夭折），1931年5月4日（阴历三月十七）郁云出生。家务和养育孩子几乎占据了王映霞所有的时间。随着初婚激情的逐渐消退，平淡的家庭生活，使郁达夫往日的酗酒、浪漫、怪诞的性格复萌，家庭矛盾也随之而来。最不可思议的是女儿静子的夭折，给王映霞留下了很大的伤痕。《王映霞自传》“阳春和静子的诞生”一节云：要送给人家，几次和我商量，我拗不过他，便允许了。有一天，就由郁达夫把孩子抱到松江，交由松江的一个保姆带领。不到两年，孩子生了病，病了一些时候，就夭折了。我们中间仅有的这一女孩，从此永远也见不到了。
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静子出世，是一个女孩子……他总嫌这个孩子会闹，不怎么爱她。所以在静子满月以后，我就请妈妈把她带到杭州去抚养……如是一住三年，等我将她带回上海自己领时，她已经会喊爸爸妈妈了。但不知怎的，郁达夫总觉得这个女孩子没什么好玩，
到底是“怪僻”？还是重男轻女？一个女儿也嫌“不好玩”！难怪对耀春的夭折郁达夫曾多次提及，而从不见他提到死去的女儿静子。王映霞曾对笔者说，静子的死去，使她伤心多年，为此同郁达夫吵过嘴。
郁达夫称自己的聊天、喝酒、抽烟、吸毒、狎妓、胡乱花钱等“弱点”为“不洁之心”。1927年4月2日的日记说：
早晨八点钟醒来，又起了不洁之心，把一个月来的想努力奋发的决意，完全推翻了。今天打算再去找映霞上旅馆去谈半天，去洗一个澡，买几本所爱的书，喝一点酒，将我平生的弱点，再来重演一回。
这种“不洁之心”，婚后在王映霞的影响下似乎也没有什么改变，王映霞作为“大户人家出身的闺秀”，对郁达夫的一些陋习很难适应，夫妻生活归于平淡，郁达夫则故态复萌。烟酒不能戒绝不说，甚至在结婚多年、举家迁移杭州以后，仍有狎妓行为。黄萍荪《风雨茅庐外纪》载：
达夫先生也曾登杭之花牌楼“江山船”（水妓聚点）招妓喝酒。
甚至连大世界的头牌女校书莲舫也不例外，点了她的戏，还邀之吃宵夜……稍晚郁氏去沪，访上海“交际花”项美丽于其秘居。
从郁、王定情之日起，王映霞就多次对郁达夫提出希望和要求。笔者曾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次访问王映霞，王谈起在答允郁达夫求婚时，曾多次向郁提出必须做到的几个条件：
第一，同孙荃离婚；
第二，不要酗酒，包括不乱花钱；
第三，不准在外面“胡闹”，到妓院“鬼混”，有失身份。
重要的是这三条，其他还有“奋发进取”、“暂时不用的书不要急于购买”等。
1986年5月11日，我第二次去上海走访王映霞，她说：“很失望，这些条件，在结婚以后，达夫都没能做到。”
我翻出郁达夫《日记九种》，随意念几段，如“她要我振作，要我有为”；如“她激励我，要我做一番事业……她更劝我去革命，我真感激她到了万分。答应她一定照她所嘱咐我的样子做去”等。
王映霞说：“为了追到手，他总是信誓旦旦。他还说‘要戒酒戒烟’呢，有哪一条做到了？记得他还曾给我写过信，说我对他的希望和要求，他听了‘五体投地’，今后无论如何，愿意听从我的‘命令’。你看他以后的行为，依然故我；我的话，他只要听进一分，也不至于离异……”
我又翻了一下郁达夫的日记，1927年2月17日果然记有：
明天起我将变成一个完全的新人，烟酒断除，多做文章。
在定情后第四天的1927年3月8日说：
从今天起，我要戒酒戒烟，努力于我的工作了。午后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告诉我的决心，我的工作……
看来，郁达夫在狂追王映霞时，什么好话都说了，什么条件都答应。一旦追求到手，自己所说的话，自己应允的事，都抛到九霄云外，旧态复萌，依然故我。其所答应王映霞的条件，全都没有做到，不仅故态复萌，有的比婚前还要严重。
（五）郁、王婚变的根本原因
王映霞（包括母亲王守如），提出的最重要的条件是，郁达夫必须“同孙荃离婚”，才答应婚事。但是，王映霞终因同情郁达夫和孙荃的处境，未再坚持，改为“即使不能离婚，也不能再回富阳与孙荃同居”。她认为，“如果继续同孙荃保持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小妾的地位，这是自己坚决不能容忍的”。郁达夫不仅表示完全同意，两人同时商定每月寄50大洋，作为孙荃和孩子的生活费用。这事最终由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拍板定下。
1993年9月29日，青岛举行“第五届中国山水文学学术会议”，笔者提前两天出发，在上海停留，到复兴中路第三次访王映霞，问她“当时是否对孙荃和孩子的处境很同情？”我翻出香港宏业书局出版的《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给她看了“闲情日记”1927年4月2日的两段话：
荃君的信中，诉愁诉恨，更诉说无钱，弄得我良心发现，自家责备自家，后悔到了无地。气急起来，想马上跑到银行去电汇一二百块钱去。
荃君呀荃君，这又是我的大罪，请你饶我……我告诉她以北京儿女的苦况，她也为她们抱不平，说我不应该不负责任到如此地步，我直想放声高哭了。
我问：“当时你未坚持让达夫与孙荃办理离婚手续，是否出于同情心？”
王映霞眼神里流露出一些无奈，思之良久，说：“人皆有恻隐之心，我开始是坚决要他同孙荃离婚的，后来和他的感情深了，也不忍逼得太厉害。只能这样了，只要他答应不再与孙荃保持同居关系……不管怎么说，孙荃曾经是他的发妻，又有儿女；而且不久又要生孩子了。”（按：不久，孙荃生了第二个女儿郁正民。）
孙百刚对这个问题有以下的评论：
后来，在郁达夫方面，由于家庭关系，结发情义，子女感情等，难以和富阳孙氏夫人断绝。在映霞既然生米煮成熟饭，退一步只能争个“两头大”（按：指孙荃和王映霞两头都属“大妇”）——当时这种故乡一位结发夫人，外面再有一个夫人的情况，在社会上，是十分普遍，不足为奇的。（《郁达夫外传》第39页）
可是，郁达夫并未做到“不再与孙荃保持同居关系”。由于达夫对孙荃和儿女还有亲情存在，同时又未办理离婚手续，心中每挂念着孙荃和儿女。
郁达夫在狂追王映霞，直到与王结婚以后，在处理孙荃的事情上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这说明郁达夫对孙荃是有感情的，对儿女是很牵挂的。正是居于这一点，王映霞“步步退却”，从要求“与孙荃离婚”，退至“不能再回富阳与孙荃同居”。
除了上面所引4月2日“闲情日记”的那两段话以外，《日记九种》记录了郁达夫对孙荃及其儿女的牵挂，重要的还有：
1927年1月13日：
昨晚接到邮局的通知书，告我皮袍子已由北京寄到，我心里真十分的感激荃君。除发信告以衷心感谢外，还想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去，为她做过年的开销。
……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想来想去，终究想不出好法子来。我想顶好还是早点弄几个钱寄去。
1927年2月7日：
……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啊，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己的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了痛哭一阵。我要向她confess（按：认错，忏悔），我要求她饶赦，我要她能够接受我这一刻时候的我的纯洁的真情。
1927年2月15日：
又接到一封家信（按：指孙荃自北京来信）……使我感泣，她的诚心待我，实在反使我感到痛苦。
1927年2月17日：按：王映霞正式提出达夫必须与孙荃离婚，当在2月26日。当天达夫日记云：
晚上天下起雨来了，孤灯独坐着，只在想北京的儿女……
（午后）见了孙（百刚）夫人，她把映霞的心迹，完全对我说出，我也觉得很为难。
所以，1927年2月27日达夫日记云：
想来想去，终觉得我这回的爱情是不纯洁的。被映霞一逼，我的抛离妻子，抛离社会的心思，倒动摇起来了……
读日本作家谷崎精二著的《恋火》，系叙述一个中年有妻的男子名木暮者，和一位名荣子的女人恋爱，终于两边都舍不得，他夹在中间受苦，情况和我现在的地位一样。
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的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地在追迫我。
1927年3月1日：
匆匆回出版部来，看了许多来信。中间有我女人一封盼我回京很切的家书，我读了真想哭了。
1927年3月26日：
我一边抱拥了映霞，在享很完美的恋爱的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啊啊，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人独演了。
在处理孙荃的问题上，郁达夫多次说服王映霞“让步”，这中间王映霞也时有反复。
王映霞于3月5日接受郁达夫的求爱，定情之后才更强烈地感受到孙荃影子的存在，孙荃及儿女在郁达夫心中的不可抹去。
3月9日，达夫日记载：
今天和她谈我将来的计划，她也很能了解，啊啊，可诅咒的我的家庭。
这“可诅咒的”，即指与孙荃离婚的事很难处理。所以，3月11日郁达夫就赶紧给王映霞写信，特别提到：
我是一个既婚的人，我要离婚，谈非容易，而你竟不谅我的苦衷，时时以不可能的事情来和我说，因而借口于此，想和我生疏。
3月13日，两人在四川北路的咖啡店里，达夫日记云：
坐了一个钟头，谈了许多衷曲，她总算是被我说服了。
这个“被我说服”，似乎指王映霞也同意不能立即与孙荃决绝。
3月18日，达夫日记云：
和她上大世界前的六合居去吃饭。饭间谈到将来的事情，各觉得伤心之至。
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上床在二点钟的时候，我觉得今晚又要失眠，因为和映霞的事情太难解决。
这个“太难解决”，当是王映霞对郁达夫应否与孙荃办理离婚的事情，认识上有反复。
3月19日，达夫日记载：
早晨起来，就想到了昨晚和映霞讲的话，我问她“我们那能够就像这样的过去呢？三年等得到吗？”
同一天晚上8时，达夫写给王映霞信云：
今天看了你那封午前发来的信，心里更是难受。映霞，我们俩的事情，像这样过去，漫说三年，恐怕就是三个月也挨不得，你以为怎么样？（《达夫书简》第25封）
日记和书信中说的“等待三年”，笔者曾问过王映霞“指的什么”？王言：“就是让他用三年时间处理好和孙荃离婚的事，这是我母亲的意思。”
王映霞的母亲王守如，对达夫不能果断与孙荃离婚一事，劝女儿“慎重”，“不能大意”，明显表示了反对的态度。王映霞为此思想很苦恼，人都“消瘦”了。为了这事，王映霞托光赤（按：即蒋光慈）转给郁达夫一封信，信中着重说明了她母亲对郁达夫与孙荃离婚一事的坚持。
3月28日达夫日记载：
几日来映霞消瘦得很，我不晓她心中在想些什么……她说昨天有一封信写给光赤，我不晓得她在诉说些什么？一个闷葫芦，终究猜它不破，她难道还在疑我吗？
4月6日致王映霞信云：所谓“大事”，即指处理好与孙荃的关系。如何处理？郁达夫在此前，即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你托光赤转来的信和快信，都已接着了……你母亲的见解也不能说她错，因为她没有见过我，不了解我家庭的情形，所以她的怪你太大意，也是应该的。不过映霞，只教你的心坚，我的意决，我们两人的事情决不会不成功，我也一定想于今年年内，把这大事解决。（《达夫书简》第29封）
3月11日致映霞信云：
我的决心，现在一时实在是下不了，一时实在是行不出去，因为她要做产了。（《达夫书简》第15封）
按：指即将生郁正民。
3月14日致王映霞信云：
你但须以后看我的为人好了。那事情若不解决，我于三年之后，一定死给你看，我在那事情不解决之前，对你总没有比现在更卑劣的要求，你说怎么样？（《达夫书简》第18封）
但是到了5月24日，郁达夫就明确提出不能同孙荃离婚。当天日记说：
我的北京的女人，要她不加你我的干涉，承认我们的结婚，是一定可以办得到的，所怕的就是你母亲要我正式的离婚，那就事实上有点麻烦，要多费一番手续。映霞，我想你母亲若能真正爱你，总不至于这样的顽固罢！
对孙荃和儿女的感情、亲情，以及对王映霞的爱情，时时吮啮着郁达夫的心，使他处于两难的境地。放弃映霞吧，他正在为王映霞的美丽而疯狂；同孙荃离婚吧，发妻和儿女又如何离得了？所以5月23日，当郁达夫接到孙荃的信时，“很想复她，但没有写信的勇气”（5月24日日记）。
郁、王之恋在孙荃问题上就这样拖着。1927年6月20日，他们正式同床共被。这时也就如孙百刚说的：“在映霞既然生米煮成熟饭，退一步只能争到一个‘两头大’。孙荃与映霞两人都是大妇、正妻，不分彼此。这对达夫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解决办法：不必与孙荃办理离婚手续，每月寄50元大洋回家。幸亏王二南很通情达理，决定了这件事；至于王守如，还不是听父亲的吗？”
问题以这种各退一步、相互妥协而暂时得到解决。达夫认为自己这样已经对得起孙荃了。所以当他告知在北京的大哥郁华和孙荃后，因没有得到谅解而感到“不快活”（1927年7月29日日记）。7月30日日记的一段话可以看作达夫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而矛盾和危机也就隐伏在这“脚踩两船”的态度之中：
阅报知北京今年大热，我真为荃君辈担心，昨天接她的来信，又觉得心里发火。但是无论如何，她总是一个弱女子，我总要为她和映霞两人，牺牲我的一切。现在牺牲的路径已经决定了，我只须照这样的做去就行。
而究其实，郁达夫并没有按既定的“路径”去实行，没有接受王映霞“不能再回富阳与孙荃同居”的要求。在与王映霞初婚的几年，两情相悦，感情正炽，孙荃可以放到一边去。到“荷尔蒙”因重复刺激而减少时，达夫对王映霞的感情就开始衰退、倒退了，对孙荃尤其对儿女的亲情也跟着逐渐上升。当一种负疚、亏欠与良心上的谴责，超过了对王映霞的爱情时，他很自然就想去弥补心灵上的负疚与亏欠了。
人生在男女关系上，重“情”者易于永久，在一定时候，这种“爱情”就会转化为“亲情”；重“貌”、重“性”、重“色”、重“欲”者，感情很容易衰退，不仅不容易转化为“亲情”，而且容易见异思迁，移情别恋。郁达夫对王映霞恐怕是以“惊艳”始，而以感情衰退而厌倦终，所以再不想兑现初恋时的承诺。
下面发生的事是郁达夫“毁家”的转折点。
郁达夫于1932年2月10日突然取走家中唯一的一张五百元的存折，一个人到富阳与孙荃相会，用王映霞的话说，“回富阳再同孙荃同居，是郁达夫对我感情的倒退，比起到妓院嫖娼更不可原谅”（《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第19页）。
《王映霞自传》“裂痕的出现”一节有云：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他突然又不告而别。我打开抽屉，发现少了一张存有五百元钱的钱单。这些钱对我们当时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款子。我骤然震惊了一下……只是不知他又跑到哪儿，会不会出意外，心里有点着急。上海的亲戚、朋友家我不敢去打听，怕被人笑话，面子上下不来。母亲和外祖父早已搬到杭州去住，无人可以商量。我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而且是自愿嫁给他的，死活我得一个人承当。
任你怎么心烦意乱，还得做家务，照顾孩子。有朋友来访时，我以谎言搪塞，只说达夫外出几天，不久就会回来了。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仍没有郁的半点消息。不料有一天，我意外地收到我表姐张幼青（她后来嫁给周象贤）的来信，信中说，她前几天在杭州闸口的江边，看到郁达夫，他随身未带行李，手中只提了两包旱烟，走上了开往桐庐的轮船。
读了信，我心中马上猜到他出走的原因，是因为在上海住厌了，况且我又老劝他少喝酒，大约想走回头路，回到富阳去……我一边想，一边安慰自己，同时我心中的痛楚是无法形容的，望着这个家、这两个儿子，我真想大喊一声：“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我曾经看见一篇文章里说：“……发妻荃君，既遭遗弃，又藕断丝连，怜念有加，暗中来往如故。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按：此为胡健中《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一文中所言，见台湾《传记文学》1988年4月号）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当初和郁结婚时，说要与孙荃离婚，但实际上只是分居。而且他在诗中几次把我当作姬妾看待。如他写的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就有：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按：“朝云”后改“霞君”）
……
很明显，这是把我比作苏东坡姬侍朝云。以后在《毁家诗纪》中，又把我比作白乐天的姬侍樊素，还称为“下堂妾”。说实话，我也是有文化教养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岂能无动于衷？
将家里仅有的存款拿走，不告而别；一个人悄悄到富阳与孙荃修好同居。本来郁、孙并未办正式的离婚手续，对此也不能过于苛责。郁达夫之错，错在当年对王映霞狂追苦恋时自己提出的处理办法，自己又食言，又违背了：“不办离婚手续，不再回富阳与孙荃同居。”我们替王映霞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使当年郁达夫说，“孙荃仍是大妇、正妻，王映霞你只是小妾”，那么，这场郁、王之恋还能结合12年吗？恐怕便“到此为止”，就无所谓酿成“婚变”了。郁达夫之错，大矣！不该追求王映霞，却狂追苦恋；自己提出的处理办法，却自食其言。
郁达夫再与孙荃同居，“恢复关系”，王映霞心中非常失落，有一种受骗的感觉。由此，在夫妻生活中，每示其不满，对郁达夫多有限制、约束。而郁达夫则得不到感情上的满足，对王映霞始而猜测，继而怀疑，侦伺、衔恨，加上酗酒、玩妓、胡乱花钱，“不洁”诸事，故伎重演，使得夫妻裂痕越来越大，遂至不可收拾。
（六）醇酒妇人与新女性的摩擦郁达夫《穷冬日记》2月7日云：
我只有一个法子可以逃出种种无为的苦闷——就是拼命的做事情，拼命的干一点东西出来，以代替饮酒，代替妇人，代替种种无为的空想与怨嗟。
这就是郁达夫热衷于“醇酒妇人”的“自供”。尽管郁说“醇酒妇人”只是由于“无为的苦闷”，但毕竟时代不同了，中国已经不是专制王朝的社会；郁达夫是一个留日的学生，不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五四以后，不少青年也曾经经历过彷徨和苦闷，但并不“沉沦”，并不沉溺于“醇酒妇人”。
郁达夫一生离不开“醇酒妇人”。早在东京留学时，就涉足妓院，“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妇……把我的童贞破了”（《雪夜》，《宇宙锋》1936年2月16日第11期）；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与符合“三条件”的妓女海棠的来往，则轰传当时的文坛。对自己的放荡行为，虽曾多次自我反省，但是，在与王映霞认识以后，并未能戒除。甚至后来在福州，还硬邀王映霞“女扮男装”进日本妓院“参观”。这与在五四熏陶、影响下的新女性王映霞格格不入，夫妻因此常有摩擦，加大了家庭的裂痕。
据《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一书中的《村居日记》《穷冬日记》《新生日记》三个月之粗略统计：饮酒酗酒60次；狎妓嫖娼6次；暗恋并多次提及一个寡妇22次。
郁达夫几乎“泡在酒缸里”，日日饮酒，日记中未必全都记上。但仅就日记所载，其饮酒、酗酒次数之多，实在惊人。现择要录之如下（其中酗酒，提到“醉”字，或一天喝酒两次，或喝酒时间很长、喝很多酒者不在少数）：
1月1日：
十二点左右在酒楼食蚝，因福建自制黄酒，痛快之至；
夜间八点到船上，饮酒压惊；
1月2日：
晚上在“老东明”饮酒吃夜饭，醉后返寓；
1月3日：
直喝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家睡觉；
1月4日：
又到酒馆去喝酒，醉后上徐君寓；
1月5日：
十一时余，从电影馆出来，夜雾很大，醉尚未醒；
1月6日：
在法大马路一家酒馆里喝得微醉，回家来就上床入睡；
1月7日：
买了三瓶啤酒，夜膳前喝了两瓶；
1月8日：
赴程君××招宴……在陶乐春和程君等聚餐后，已近四点钟了；
（按：宴请自不能无酒。）
1月9日：
又和那两位俄国夫妇上“大罗天”去吃点心和酒；
1月10日：
在酒馆和××喝了许多酒；
1月11日：
喝了许多白干，醉不成欢……又去福建会馆对门的那家酒馆，喝了十几碗酒；
1月12日：
和一位旧相识者上法大马路去喝酒；
晚上八九点钟……上“新世界”去坐了半夜，对酒听歌；
1月13日：
走到四马路酒馆去喝酒；
1月14日：
中午我请客，请他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
1月15日：
出至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
1月17日：
饮至夜九时，醉了；
1月19日：
看完影片出来，在一家小酒馆内请她们喝酒。回家来已是午前一点多钟了；
1月20日：
吃了咖啡，喝了酒，看看时间，还是八点多一点儿；
1月21日：
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听到午前一点多钟……就又去喝酒，喝到三点钟；
1月25日：
喝了半夜的酒，看了半夜的跳舞……十二点后，和叶××出来，上法界酒馆喝酒。第一家酒不好，又改到四马路去痛饮。到午前的两点，两人都醉了；
1月30日：
回家来又吃酒，面……
限于篇幅，仅举此一个月为例。这1927年1月，郁达夫竟然有21天喝酒。其中1号、11号喝了两次酒，25号竟喝了三个地方的酒，这就是说郁达夫一个月里喝了24次酒，其中不乏醉酒、酗酒。
除酗酒外，郁达夫还赌钱、吸鸦片、狎妓嫖娼。
赌钱，对郁达夫来说还不是很多，输赢也不大。从日记看，1月至3月，也不过赌五六回，输赢不到百元，可以略而不计。然吸毒，狎妓，实在下作。这里姑举数例。
其一，1927年1月25—26日：
到午前的两点，二人都喝醉了，就上马路上去打野鸡。无奈那些雏鸡老鸭，都见了我们而逃……终于在法界大路上遇见了一个中年的淫卖，就上她那里去坐到天明。……从她那里出来，太阳已经很高了。和她吃了粥，又上她那里去睡了一睡。九点前后和她去燕子窠吸鸦片，吸完了回来，上澡堂去洗澡。
其二，1927年2月8日：
喝酒喝到了夜半……一个人踉跄出来，又喝了许多酒，找出了一个老妓和她去燕子窠吸鸦片烟吸到天明。六点钟天亮之后和她走到了白克路登贤里，约她于礼拜四再去，我就一个人从清冷的早晨街上，走回出版部来。
其三，1927年2月13日：
本来和周××约好，上她家去睡的，可是因为夜太深了，所以不去。走上法界的烟花间去，吸了三个钟头的鸦片烟。
“醇酒妇人”最早只是封建文人、士大夫心中痛苦的“消解剂”，后来则成为士大夫生活中之不可或缺：“醇酒”不仅可消解忧愁，麻醉神经，使人暂时忘却痛苦，还可以表现自己的风流潇洒；士大夫们不仅可以从“妇人”处得到精神慰藉，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而且还可以成为妻子性事的补充。如果我们看一看这四个字的来龙去脉，则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战国信陵君魏公子无忌“窃符救赵”，魏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罢了信陵君。魏无忌因此十分忧愤，消极、无奈，整天纵情酒色，四年后郁郁而卒。《史记》有这样的记载：“（无忌）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这是“君弃”、“世弃”，忧愤而借醇酒妇人以浇胸中之块垒。此其一。
民国年间，蔡松坡反袁世凯，为袁软禁京师，日日借与小凤仙之缠绵，麻痹并最终解除袁世凯之疑心。蔡锷假“醇酒妇人”之计，而行胸怀大局之志。此其二。
又或身处危难，内外交困，精神崩溃，自暴自弃，而借“醇酒妇人”以自戕如清文宗咸丰帝者。咸丰在位11年，内则太平天国起义，外则中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清漪园。咸丰于1860年仓皇逃往承德，心中苦痛，忧患悲伤；不思振起，而沉湎于“醇酒妇人”之中。不到一年即病死于承德山庄。此其三。
以上所引，可知“醇酒妇人”，或借以消解心中忧愤；或以为假象，麻痹对手而成其大事；或内外交困，自暴自弃，借“醇酒妇人”以自戕。
郁达夫在《一封信》中说：“一般人所认为排忧解闷的手段，一时我也曾用过的手段，如醇酒妇人之类，对于现在的我，竟完全失去了它们的效力。”也就是说，“醇酒妇人”，虽也曾作为消解心中苦闷的手段，但这种“借酒消愁”在郁达夫来说，主要还是在年轻时期。之后的“醇酒妇人”，似乎与以上三种皆有所不同。他是以诗人名士之外表，旧式文人之习气，显其潇洒脱俗之风度，颓废浪漫之行径，遮掩其漂泊孤独之内心寂寞。陈翔鹤在《郁达夫回忆琐记》中就说他“微带点神经质”，“过分的伤感和叫穷叫苦”。陈还引用了郁达夫的一句话：“名誉，金钱，女人，都同时地三角联盟来同我进攻。悲哀呀，真正有说不出的悲哀！”（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第103页）
下面再看两则达夫的日记：
1927年1月8日：
晨七时即醒，听窗外雨滴声，倍觉得凄凉。半生事业，空如轻气，至今垂老无家，其托在友人处，起居饮食，又多感不便。啊，我的荃君，我的儿女，我的老母！
1927年1月30日：
路过马路大街，两旁的人家都在打年锣鼓，请年菩萨。我见了他们桌上的猪头三牲及檀香红烛之类，不由得伤心入骨，想回家去。啊啊，这漂泊的生涯，究竟要到何时方止呢？
郁达夫这种漂泊感、孤独感，而心中想有个安定的家，对于一个进入中年的男人来说是很正常的。因此，他在寂寞无聊中喝酒解闷，如果不是酗酒，原也不可苛责。至于狎妓、吸毒却不能不说是郁达夫身上的一种陋习。特别是他与王映霞结婚以后，应该说已经不寂寞、不孤独了，但是郁达夫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地酗酒，找妓女，其“醇酒妇人”之生活使王映霞确实无法接受。读者可以阅读《王映霞自传》中的几段文字，便知道除“回富阳与孙荃同居”外，其裂痕扩大的另一个原因了。
“掌勺、喝酒、散步”一节说：
祖父爱喝酒，我因之也能喝上一些，不过我并不喜欢。结婚以后，为了想使他少喝酒，当然我应该首先不喝。表面上他总是答应得好好的，总说“就这一次”，或者是“从下月一日开始”，但他一看见酒，总还是十分贪杯。我很懂得酒能伤神，亦能乱性。酒后会说出许多不应该说的话，做出许多不可以做的事情。好几次是为了吃酒的问题，我们中间发生了小争执……
寒冬十二月的一天，外面大雪飞……等到午夜，不见他回来。心里虽焦急，但也无可奈何，怕他发生了什么问题，但干着急又有什么用呢？次日黎明，只听见我们住屋的门敲得很急、很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马上起来开门出去一看，只见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踉踉跄跄地踏进了客堂间，那个陌生人喘着气，向我诉说：
“清早我因事路过赫德路，见嘉禾里口的马路上倒着一个人。慌忙扶他起来一看，才知道是醉酒。于是我马上叫醒了他，问明了地址，才把他扶起来了。”
我谢了这一位好心的过路人之后，马上把他扶到楼上，他半睡半醒，我才知道郁达夫昨夜醉卧在马路上的冰雪里……从这一次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之后，凡是有朋友来邀他出去吃饭或喝酒，我一定要这位朋友负责送他回来，否则，就下“禁令”，不许他出去。
这样的约法三章，初几次很有效果，但后来，不是得罪了他的朋友，就是郁达夫自己没有信用，甚至于恼恨我，想想真是我自寻烦恼。再后来，我也就不再说些什么了。真是何苦？
“裂痕的出现”一节说：
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我们这一个小家庭里，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
郁达夫的二哥从富阳来，住在我们家。弟兄相见，分外亲热。他本来就同他二哥感情非常好的。这次见了面，我备了酒菜招待他。看他俩喝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劝说不能再喝了，并说：“我们还是大家吃饭吧？”郁达夫一下子就不高兴了，只穿了一身中式的单衫单裤就出了家门。我和他二哥起先还以为他一会儿就回来的，后来一等再等，依然不见他回家。于是，我安排他二哥宿在客堂间里，自己则回到楼上去休息。
第二天早晨，他二哥回富阳去了。家中空空荡荡少了一个人。天快黑了，我收到一份从宁波青年会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他的钱和手表被窃，要我马上送一百元钱去宁波。
……家中没有这么多钱，又没有值钱的东西，我想来想去，决定把我结婚时母亲赠我的一对金手镯去当了一百元，立即赶到十六铺轮船码头，买票上船。
……郁达夫告诉我，那一天傍晚他从家里出来，是因为我阻止他喝酒，使他很生气。等走到十六铺码头，天已黑，就和衣倒在码头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按：酒已经喝得太多了，醉倒了，还想喝），之后便买了船票到宁波，手表等就是在码头上不见的。
上引两事可知酗酒真是会伤身、误事！一次倒在雪中睡到天亮还没醒，一次倒在码头水泥地上，睡得钱和手表被偷都不知道。王映霞在答允求婚时就知道郁达夫有“醇酒妇人”的嗜好与习惯，所以提出“不能酗酒”，“不能到外面去‘鬼混’”。为了得到王映霞，郁达夫多次答应戒酒，不再狎妓。可是他做到了吗？夫妻感情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变得疏淡了；家庭的破裂洵非偶然，这是郁达夫性格上的缺陷造成的悲剧！
（七）悲情浪漫型的人格缺陷
西方“人格心理学”有关于九种气质和“九型人格”的理论，郁达夫明显属于第四型，即“自我型、悲情浪漫型”的气质类型与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类型的几个特点，与郁达夫的人格与个性十分相似。
这种“自我型”的人格，其最大特点是“情绪化，多幻想，虽想象力丰富，却时常沉醉于自己的想象世界，在幻想中构建自我”。
郁达夫一生浸淫文学，中外古今，诗词歌赋，传奇小说，无所不读。但同时，郁达夫进入文学作品的境界时，却常常跳不出来，将文学世界当作现实世界，把自己的生活戏剧化，把自己看作小说中的人物，对周围的人也作如是观。因此在狂追王映霞时，郁达夫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尽说些“幻梦”的话。
王映霞后来对他是有感情了，但是在开始阶段，只是对一个新文学作家的“敬佩”和“好奇”，而郁达夫却把她想象为对自己的“诚意”和“殷勤”；郁说，王映霞已经“露了一点诚意”，不过还在“试炼”（考验）他（1927年2月15日日记）；说王映霞在席间对他“特别殷勤”。王映霞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就觉得是“临去的那几眼回盼”，使他“如麻的紊乱”，“似火的中烧”。这些都反映了“自我型”、“浪漫型”的郁达夫，在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王映霞自传》“初见郁达夫”一节中说：
我认识郁达夫时虚岁才二十岁，他已三十多岁，而且他是来看作为我伯伯辈的孙百刚先生时偶然遇见我的。说实话，初次相见，说是我对他有好感，不如说是好奇，爱慕不如说是敬佩，就好比一个读者见到了自己爱读的那本书的作者一样。
又说：
我这个人天性活泼，爱说爱笑，不怕陌生人，这样使郁达夫产生了误解，他在日记中频频写道：“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等等。
王映霞的话是可信的，这只是郁达夫的“自我幻想”、“自我构建”，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作多情”。
又譬如，郁达夫将结婚定在日本东京的“精养轩”，实际上也是一种“幻想”。结果没有钱赴日本，就瞒着王的祖父和母亲，说是已经“去日本了”；可又怕朋友知道，没脸见人，就只好撒谎，躲到火车北站附近一家小旅馆里待了一个月，不敢出来。
1986年6月30日王映霞在给笔者的信中，说到这件事：
当年原想去东京结婚，帖子发了，却把结婚的旅费也用掉了，于是只能不去，但又说不出原因，只能讲白色恐怖不敢去东京了，这些都是郁的谎话之一。（《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第296页）
郁达夫就像小说中人，说话就像小说中的对话那么容易。他曾多次想象自己会有许多钱，要同王映霞到欧洲去旅行，或去留学。
2月10日致王映霞信：
我现在正在计划去欧洲，这是的确的。但我的计划之中，本有你在内，想和你两人同去欧洲留学的。
莫名其妙！他什么时候有去欧洲的“计划”，而且还是“的确的”，还包括王映霞“在内”？简直就是在“演戏”。
2月15日致王映霞信又说：
对于这一次的渡欧计划，也抱着乐观，可是可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非要得到像你这样的一位好友，常常刺激我不行。
这些全是幻想，全是“沉浸于想象的世界”以“构建自我”。
最典型的是所谓“南天酒楼为王映霞饯行”的那首诗。王映霞离开新加坡返国，郁达夫只在办公室，连看都没有去看她一眼，却凭着诗人的幻想和“文学想象力”，想象自己在新加坡“南天酒楼饯别”王映霞，并写了一首七律，刊于1940年5月29日《星洲日报》：
五月二十三日饯别王氏于星洲，夜饮南天酒楼，是初来时投宿处
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
诗不能说写得不好，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南天酒楼饯别之事。“自剔银灯”四字即露端倪，分明是一人独“醉”，席上并无他人。王映霞、郁飞、新加坡诗人胡浪漫均著文否认有此事。孙百刚认为“他不过诗兴一到哼出几句，再安上一个题目罢了”（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83页），实在是郁达夫通过文学想象而“自我构建”出来的情境。
这种人格特征的人，将想象当作现实。
郭沫若与郁达夫在东京相处有年，且曾是同班同学，又共同发起成立了创造社，对郁达夫的人格、个性很了解。在《论郁达夫》里说，郁达夫在处理王映霞的问题上是“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不可收拾了”。
这种“自我型”、“悲情浪漫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将自己“悲情化”，以博取别人的所谓“理解”和同情。郁达夫的家庭算得上是富阳的大家：大哥郁华，留学日本，是一位大律师；二哥郁浩，是当地著名的医生。郁达夫留日回上海以后，写写文章，版税收入也不算低，每月一般都有二三百大洋收入。孙荃善良，对郁达夫十分体贴，儿女依依膝下。论名气，在新文学作家中，可与胡适之、郭沫若、徐志摩等并驾齐驱，受到青年们的爱戴和尊敬。这种种情况说明，郁达夫的生活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中，应该不低于中等水平，其发展一般说来也还是顺利的。可为什么“无故寻愁觅恨”，莫名其妙地忧伤、痛苦、悲观，把自己当作一个“孤独者”、“漂泊者”、“受难者”？除了时代使然（按：这一点下面将论述到），这只能从郁达夫的“悲情浪漫型”的人格方面去寻找了。
郁达夫一直将自己的生活、创作“悲情化”，孤独、忧郁、痛苦、消沉，以受难者、悲剧人物自况，认为别人不了解自己，企望得到同情。
其听窗外雨声，就“倍觉凄楚”，感“半生事业无成”，无所皈依；行走马路上，听爆竹声，见人家筹办过年，即“伤心入骨”，感叹何时能够结束“漂泊的生涯”；常常感叹“不能和女人亲近”，怨“运命不好”，人生“孤冷”；喝酒、抽烟、吸毒、请客、赌钱、胡乱买书，口袋里钱没了，就“感到心酸”，就“堕泪”；追求王映霞心切，起先遭拒绝，就说自己是“受命运播弄”，“孤冷的半生”，“不得志的一世”（均见《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
这种人格“认为死亡、苦难、悲剧才是极具价值和真实的生命”，“感觉生命就是一个悲剧”。达夫《日记九种》和《达夫书简》中不乏这种想法和记录。“以死亡为美”，正是这种人格类型的重要特征。尤其在追求王映霞时，郁达夫多次说到如何痛苦，如何准备去死：
1927年2月10日午后信：
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
2月10日信：
假如你能understand me，acceptme（理解我，承认我），则我现在就是生命也可以牺牲……你大约不晓得我这几个礼拜来的苦闷。我现在正在准备，准备到法国去度我的残生。
3月1日晚上信：
我这快要死了，一离开你，就觉得同失去了脑袋似的神致（志）总是不清。
3月11日信：
……你竟能够毫不动心地看一个男子死在你的面前么？
3月11晚上信：
做人做到这样，我真觉得没趣，映霞，你愿意和我死吗？让我们一块儿死了，倒落得干净，免得再这样的来受熬煎。
……
郁达夫有一种莫名的“人生无常”感，他甚至预先设想，即使恋爱成功，今后也会是“苦痛，恐怕还要加剧”（按：果然为其言中了）：
……想想人生的变化，真想出家遗世，去做一个完全无系累，无责任的流人。假使我对王女士的恋爱，能够成功，我想今后的苦痛，恐怕还要加剧，因为我与他二人，都是受了命运的播弄的人，行动都不能自由。（1927年2月5日日记。）
郁达夫不仅思想、行径、作品，“以死亡为美”，“以孤独、痛苦为美”，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相应的主张。他在《北国的微音》中就提倡“孤单的感觉”。他认为：
努力于艺术，献身于艺术，也不须有特别的表现。牢牢抓住了这“孤单”的感觉，细细地玩味，由他写成诗和小说……什么也不表现出来，只教他能够细细地玩味这“孤单”的感觉，便是绝好最美的“创造”。
郁达夫在爱情上非常嫉妒，占有欲强烈，喜怒无常，有时又自暴自弃，我行我素，缺乏责任心，处理事情常不管别人感受，也属“悲情浪漫型”的人格特征。许杰在为黄萍荪《风雨茅庐外纪》所作的序言中认为，“郁达夫在私生活上追求浪漫，追求恋爱与享受，而且在恋爱生活上还不免流露出神经过敏与多疑的气质”（《风雨茅庐外纪》序第4页）。别的姑且不说，单就追求王映霞时，就暴露了许多这方面的弱点和缺陷。
在追逐王映霞时，对徐钓溪、蒋光赤、章克标等与王映霞有过接触的人，他都非常妒忌。一一找他们谈话，劝他们离开，要求他们不要妨碍自己追求王映霞。蒋光赤是郁达夫介绍王映霞认识的。王映霞很高兴自己又认识了一位作家，也通过几次信，郁达夫就产生疑忌，劝王映霞不要同蒋光赤通信。在1927年5月5日致王映霞的信中就告诉她，不要多同蒋光赤通信：章克标在《孙百刚、王映霞、郁达夫》的回忆文章中，也说起郁达夫的嫉妒的人格特征。他说1927年初，他从浙江二中（嘉兴）去了上海，在尚贤坊孙百刚家遇见郁达夫，大家坐着闲谈；王映霞在座，偶然也插上几句，只是同郁达夫说话较少。临晚饭时，郁达夫一反常态，单独邀请章克标去喝酒，没有像以前一样请大家一起走。在“高长兴”酒店，几杯酒下肚以后，郁达夫就劝章克标不要妨碍他对王映霞的追求：
映霞，你少写些信，我会吃醋的。
喝到其间，他又对我提出问题，要我回答。问的是对王小姐的看法如何？是不是爱她？是不是要向她求爱？我就据实告诉他，我是初识王小姐，只见过一二次面，什么也谈不上……
开头他不相信我的话，仍唠唠叨叨地说他怎样爱，怎样迷恋，怎样神魂颠倒，怎样专心致志，发誓要得到，决心要达到目的，并且恳求我不要阻碍他，或者反对他。他要我答应不去追求她。我说，我并无这种意思，初次相识，还什么也谈不上。
对此反复申说以后，他才有点相信，才放了心，还对我表示了深深的感谢。他疑心我是人家要特别介绍给她的，而且会使他一切企图都要归于失败的一个危险人物。（《香港文学》1988年第1期）
由此可见，在与王映霞的关系上，郁达夫既嫉妒，又多疑，又有很强的占有欲。这种性格和行为在结婚以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郁达夫以后的“毁家”，郁、王以后的婚变，即在他初识王映霞，狂追苦恋之时，就已经埋下了生根发芽的种子了。
这种人格除了嫉妒、占有欲外，还表现为我行我素，喜怒无常，出尔反尔，不负责任。其初见王之“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就抛弃善良的发妻和儿女，完全是一种对家庭和社会的不负责任。可他又自知，作为有妇之夫的中年人，疯狂追求一个少女，对不起孙荃和儿女；感到自己的行为像是个“小丑”，是“不纯洁”，是“放浪行为”；有时他也感觉自己将“被逼须抛弃家庭儿女”。但是，他却仍然不负责任，不顾一切地“硬着头皮”，狂追到底。他的“反躬自责”，只是一闪之念，马上又“出尔反尔”（均见《郁达夫日记九种及其他》）。对于孙荃将失去丈夫，儿女将失去父爱，王映霞将嫁给自称为“小丑”，“放浪”、“不纯洁”的人，他是不管的；自己应负什么责任，也完全不顾及。
这种连至亲都不顾的人，就是我行我素的“自我型”人格的重要特征。他只要自己“得到”，自己“满足”，自己“占有”，自己“感到快乐”，家庭、妻子、孩子，他完全都可以“牺牲掉”（按：日记和书信中经常如是言）。他认为把王映霞追到手了，这样“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此外，这种人格喜欢“独特”，追寻“感觉”，追求“刺激”，对人若即若离，喜欢制造一些“郁郁不乐”的情景和环境；珍惜自己的爱与感情，却害怕所爱的人发现自己的不完美，离己而去；经常向人诉说自己的忧伤痛苦的事，以发泄情绪等，都同郁达夫的人格个性十分相似。
“九型人格”中的第四型，或称“艺术型”、“自我型”、“悲情浪漫型”的人格，同郁达夫的个性实在是太像了！
（八）移家杭州的两个问题
第一，郁、王为什么移家杭州？
有一种说法是，自从同王映霞建立了小家庭以后，郁达夫“革命意志和热情严重衰退”，所以逃离上海这个文化革命的中心。这个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因为郁达夫并未加入共产党，一向疏离于革命性强的政党，一心只想当个名作家。易君左在《我所认识的郁达夫》一文中说：“他是一位有善良纯洁灵魂而又不搞政治和党派的作家，亦即是自由独立的作家。”郁达夫追求自由，从生活到创作都奉行“自我”，“不喜有人牵制”。他虽然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但并不愿意受左联章程的约束，要求自动退出，或云被左联开除，或云“除名”。
1930年12月1日《读书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国内文坛消息”载：
……听说郁达夫在左联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左联的会议，他从未参加过。近来达夫在林语堂、徐志摩等宴会上，曾当众表示“自己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战士”。他又写信给左联，说他自己因为不能过斗争生活，要求脱离关系云。
这是“自动退出”说。
1930年11月22日《红旗日报》消息：
本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左联在会所开第四次全体大会，其中第六项决议是“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
这是“开除”说。
1982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郑伯奇《左联回忆散记》说：
在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所小学里（左联）开过一次会，是临时召开的。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郁达夫对新月社的徐志摩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应该请他退出。”
一时群情激动，纷纷表示赞成。我主持会议，未经深思，遂付表决。达夫因此和左联一时疏远，并对我深致不满。
这是“除名”说。
不管是“自动退出”，还是“开除”，还是“除名”，都说明郁达夫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并非走得很近，无所谓“革命意志和热情”，也不是移家杭州的原因。
而所谓“革命意志和热情严重衰退”，论者又每每指出，是受王映霞的“牵掣”。
其实，郁达夫这段时间果真是“革命意志衰退”，责任也不在王映霞身上，虽然王映霞自己也承认“不关心政治”。这可以读一读当时一位叫许雪雪的记者对郁达夫的采访。其《郁达夫先生访问记》引郁达夫的话说：
左翼作家联盟，不错，我是发起人中的一个。可是，共产党方面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
后来共产党方面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了。所以在左翼作家联盟中，最近已经自动地把“郁达夫”这名字除掉了。
据此，如果将郁达夫退出左联说成“革命意志衰退”，这责任恐怕在于郁达夫自己，或当时左联领导的“左倾”路线如郑伯奇所说的，“我们根据片言只语，仓促作出决议，殊觉不符合党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
关于郁达夫移家杭州的原因，至今有人仍认为是由于王映霞的缘故。华言实编写的《郁达夫年谱》就认为1933年4月，“在王映霞的主张与坚持下，举家移居杭州”，似乎移家乃王映霞一人之决策。其实，郁、王之移家杭州有更深刻的政治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等实际原因，更有“叶落归根”的思想上的原因。
政治环境的原因。早在1928年11月，上海作家中就盛传，当局所拟黑名单中有郁达夫，准备逮捕。郁达夫闻言即离沪，避居苏州。又如1929年2月，当局查封创造社出版部；1930年3月，因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领衔签名，被列名“堕落文人”而遭“通缉”；1931年底，左联五作家柔石、殷夫等遇害，尽管郁达夫已经退出左联，但仍有危险；1933年1月，郁达夫加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由知识分子与当局矛盾更加尖锐。6月18日，郁、王移家杭州不到两个月，“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即遭暗杀。好在郁达夫已经离开上海了，否则，也难说不会遭到不测。
家庭经济状况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以后，郁达夫小说创作渐少，而多作旧体诗与散文、游记，版税收入不如从前。1932年只发表一个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1935年发表短篇《出奔》，此后再没有写作小说。而原先的几本合集，亦因滞销，版税收入明显减少。“那时杭州的生活费用，只需上海的一半”（《王映霞自传》）。孙百刚对郁达夫家的经济状况和在上海的开销，也分析得很合情理：
那几年上海的生活，渐有高涨之势，家庭开支，杭州比上海便宜。同时，达夫的创作数量，日渐减少，原先的几本集子，年长日久，销路亦滞。北新书局送来的版税不及开始几年的多，一面开支日增，一面收入渐减……看来，他们迁杭主要是由于经济吧。（孙百刚《郁达夫外传》）
“上海米贵，居也不易”，而富阳有孙荃在老家，且也地方狭小；唯一适合居住的地方自然是杭州了。杭州是王映霞的故居所在，富阳也属杭之郊甸，同属郁、王家乡。人到中年，难免有怀念故乡、落叶归根之思。孙百刚就认为：
另外还有一层理由，是我揣度出来的：杭州人最重叶落归根，狐死首丘。无论在外地作官也好，经商也好，到头来总希望回杭州，造住宅，终老西子湖畔。（孙百刚《郁达夫外传》）
证之郁达夫的话，叫“游子想乡，飞鸿倦旅”；王映霞则认为“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杭州是王映霞“出生、入学、长大的家乡”，有她的“母亲、故旧、同学、朋友”在，正是迁居最合适的地方。但迁杭既是王映霞的愿望，更是郁达夫之所思，他在《住所的话》里说：
好旅游，喜漂泊的情性，近年来渐渐地减了。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以埋骨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
游子想乡，飞鸿倦旅……
第二，鲁迅用过《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诗题吗？
钱王登遐仍如在，五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现在论者每以此诗之诗题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再益以许绍棣之介入，郁、王之婚变，以证明鲁迅很有远见，罪王映霞而为郁达夫惜。
其实不然。
首先，鲁迅此诗写于1933年的12月30日，郁达夫、王映霞早在八个多月前就移家杭州，时间是4月25日（按：《王映霞自传》误作4月28日，但阴历四月初一说的是对的），早于鲁迅赠诗249天。鲁迅怎么会在郁、王移家已成事实之后的八个月，才阻止他们移家呢？家都移了249天了，还“阻”什么呢？而且，根据鲁迅和郁达夫的友情，即使不赞成迁到杭州，也只能说“劝”，何可言“阻”？
其次，鲁迅的这首诗并非应郁达夫所请，而是应王映霞之请求而作，严格地说，是写给王映霞的。《王映霞自传》说：
1933年12月29日下午，郁达夫和我一起去看鲁迅时，我对鲁迅说：“大先生，我们搬到杭州半年多了，你应该送一样东西给我，留作纪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
证之《鲁迅日记》1933年12月29日云：“下午映霞及达夫来。”30日又记云：“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按：诗略）。”鲁迅日记明确说是“为映霞书四幅一律”，并非“为达夫”。
再次，王映霞在《自传》中坚称此诗原没有标题，说得有道理：
鲁迅先生送给我字幅时，诗并没有标题。有人说当时就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标题，这是不对的。因为我绝对不会把写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标题的诗，去挂在自家客厅的墙上，那不是成了自我嘲讽了吗？
王映霞所言很有道理：已经移了家，别人写了诗反对，自己能把它挂在客厅吗？那不是“自打嘴巴”！
但是，既然如此，这题目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下面是王映霞的说明：
据朋友告知，在1934年秋，杨霁云编《集外集》之前，在1934年7月20日出版的《人间世》第8期里，高疆写的《今人诗话》一文中，谈到鲁迅、郁达夫等人的诗，内中就有“鲁迅‘讲西湖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看来很可能这位署名“高疆”的人，是第一个为鲁迅这首诗随意加上标题的。
（九）从文人到名士角色的转变
郁达夫在上海所交往、接触的，大多是文坛上的朋友，像鲁迅和左联的部分作家，创造社里的同仁，以及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邵洵美等党派色彩比较淡薄的文人。“文人”与“文人”的相交，相对说来，矛盾就比较小；与新闻界、出版界的交往，虽有些龃龉，也不过版税的拖欠和蜚短流长的一些问题。郁达夫长期在文人堆中，有一定的威望，对于这一些小问题，还是能够应付自如的。
可是，自从移家杭州以后，浙江一些官僚政客，报社的新闻记者，仰郁达夫之文名，皆来附庸风雅（个别甚至负有窥伺、监督的任务）。作为杭州官场的“政客圈”，同上海文坛的“文人圈”大不相同；郁达夫终日疲于应付，再也写不出小说来。据查考，郁达夫自1933年4月移家杭州，一直到两年半后，才有一篇《出奔》的小说（此后郁达夫再也写不出小说了），创作方面多为相互应酬的旧体律绝，或山水记游文字。创作少了，版税收入也就相应少了。王映霞《移家杭州》说：《风雨茅庐外纪》这样记述：
初到杭州时，我只觉得换了一个新鲜环境，心境开朗，还没有体味出杭州的特殊境遇。二三个月以后，警察局派来了几个人，说是来检查书籍的。这个时候，我才暗中感受到自己一贯疏忽政治的可怕。继之而来的，便是各式人等的接二连三的来访，有的自称是“学生”，又有的说是“同学”，还有的竟在当地的报刊上登出了访问特写。这就很自然地给我们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了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日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母双寿，乃到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来我们家庭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王映霞自传》第128页）
像救济院院长沈尔乔主办的集团结婚；都锦生举办的丝织风景展览；杭江铁路全线通车典礼，诗人也都一一应邀，躬逢其盛。就其身份来说，是很不相称的。（黄萍荪《风雨茅庐外纪》第43—44页）
以上两段叙述，将郁达夫、王映霞移家杭州后角色的转变，生动地再现出来。就郁达夫来说，就是从文人、作家，向政客场中的风雅名士转变；在王映霞说来，就是从掌勺、收版税、陪郁达夫喝酒、为郁达夫做“护士”的家庭主妇，转化为交际场中充当名士的太太。
郁达夫和王映霞对于自己的角色转化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他们被杭州官场中的人牵着鼻子走，以官僚政客之“长”（权、钱、车、房以及各种排场）比己之“短”，在价值观上放弃并失去了文人、作家的“自我”。
文人，著名作家与官场中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可是作家一旦混入官场，必然要从“文人”转化为“名士”。就郁达夫而言，没有固定的收入，表面上是“名士”，实际上就是个“寒士”；王映霞也就从许多人崇敬的名作家之妻，转化为“寒士之妻”，而且还不能叫苦叫穷，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应付“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场面（《王映霞自传》“移家杭州”）。
因此，摆在郁达夫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硬撑着，当一个贫穷的“寒士”；要么改弦易辙，“为五斗米折腰”，也做官去。
但是，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寒士”来说，要硬撑门面，又谈何容易！郁达夫说：“我这一家子都赖我那支秃笔，不写点，莫说烟酒吃不上，恐连炊烟也将为之不继。”（《风雨茅庐外纪》）更兼之“风雨茅庐”的建造，费资达一万五六千大洋（其中有王映霞将郁达夫历年版税节省一部分，有从王母守如处借了一些钱，有王映霞变卖首饰的一部分钱，其不足之数，由富阳富商丁梦星的千金，郁达夫一位丁姓的“私淑弟子”补足），家中积蓄至此已经空空如也。
1935年冬天，郁、王在应酬的“无意间遇到了在西湖作寓公的葛敬恩”，“由于他的从中介绍，将郁达夫和陈仪的关系拉在一起了”（《王映霞自传》）。据说，原先陈仪拟将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职位交给郁达夫，代替郁达夫留日同学郑心南。后来陈仪发现郁到福州以后日日饮酒，招妓，甚觉不合，认为郁“名士气太重”而改为公报室主任、参议，主管一方新闻公报事情。《风雨茅庐外纪》载郑心南言：
（达夫）说是来做官嘛，又不惯呆于衙署；做官要像个官，方可得上司的青睐……达夫舍此不为，日夜忙于交际。犹记军中有什么交际副官一类，省府无交际参议这个名称，难怪有侧目而视者。
看来郁达夫即使想为五斗米做官，实际上终归是个文人。一个相对坦诚，不会耍滑头，不会玩弄手段的文人，又怎么能做官呢。结果原说好三百大洋的月薪，只能拿到二百元。从杭州到福州，郁达夫即便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从“文人”转变而成的“名士”。
也有学者认为：
郁达夫被延请去（福州），大概是想借重郁达夫留学日本，并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士学位的缘故罢，因为当时正值国民党向日本展开外交斡旋之际，而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陈公洽将军也是为日本当局所重视的。（王观泉《郁达夫传》）
孙百刚引用王映霞之言，也有类似的说法：
她说：达夫自己有意去游山玩水，陈公洽正好要找一位精通日语、在日本人眼中有点声望和地位的人，来专门应付当时蜂拥而至的日本政客、军人、特务、浪人等特殊客人，达夫是再适宜不过的人物。（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59页）
王映霞的说法，应有一定根据。但是，从陈仪的延请来说，或许有“借重”郁达夫之意。但是就郁达夫本人来看，恐怕主要还是经济的原因，至于“游山玩水”，或许只是附带的原因吧。
然而，郁达夫为什么不能在杭州寻一固定的职业，而必须远走“南天”呢？陈翔鹤曾有这样的看法：
那时他在杭州也是名流之一，所以无论上自省政府主席请客，下至厅长，大学校长，文艺团体请客，都莫不有他们夫妇的一份。但实际呢，无论隔得很近的浙江大学，或浙江图书馆，都决不请他作任何事情。所以达夫的生活还得靠卖文稿来维持。（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十二，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第115页）
而且，在移家后不久，郁达夫应之江大学之聘，任教文艺批评和比较文学史，也因“有人写了匿名信”，检举郁达夫“颓废，误人子弟”，愤而离职。
不仅如此，借写稿为“稻粱谋”也很快将不保。许绍棣、胡健中把持的《东南日报》，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关系密切，但“中统”在杭州另有喉舌《正报》，而黄埔系又有《国民新闻》。这两家报社见《东南日报》刊登郁达夫的文章，声誉日隆，很不甘心。所以两报就连手诋毁郁达夫，企图迫使郁达夫搁笔。郁达夫后来写了带有“声明”色彩的文字：“以后打算不再写短东西了。”（见《风雨茅庐外纪》）
在杭州既无固定的职业，又不能写稿，谋生之路显然全都被“堵塞”了。这也就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郁达夫不得不离开杭州，去榕城“觅食”了。
（一〇）自杭赴榕与夫妻疏离
郁达夫南下榕城福州，杭州、富阳，战声日紧，兵荒马乱，王映霞日日惊惶，无所依归，只能寻觅朋友的帮助。
王映霞在自传“避难富阳”中这样描述杭州沦陷前的情况：
“八一三”上海战事起，大家都纷纷准备逃难。许多过去来往的友人，相见时都问起我家的行止。这些外来的紧张，使我有些惊慌失措起来。（《王映霞自传》第159页）
淞沪会战时，王映霞还不到30岁。丈夫不在家，一个弱女子在兵荒马乱之时，不管是守在家里，或者带着母亲、女佣和三个孩子逃难，都是十分困难的。从上海战事开始，杭州就十分紧张：8月14日，日本飞机13架进袭杭州中国空军笕桥机场；8月15日上午起，一连几天，日本飞机共18架侵犯象山、绍兴、宁波、萧山，直逼杭州，杭州和浙东空战激烈。王映霞为了老人、孩子，避难富阳，暂依郁达夫二哥郁浩，在富阳和环山住了三个多月。这期间，上海战事吃紧，敌机对上海至杭州一线的城市进行轰炸，杭城火车站房屋尽毁，青浦被炸成废墟；11月5日，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包抄上海。118师血战嘉善七天，阻止敌人包抄上海，由于装备武器简陋，寡不敌众，终于放弃；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14日上海全部沦陷。日本军舰进入杭州湾，18日平湖沦陷，19日嘉兴沦陷，21日桐乡、吴兴沦陷，30日宜兴、长兴沦陷。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屠杀中国军民30万人，分数路进攻杭州，占领富阳、余杭；23日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当局自行炸毁钱塘江大桥；24日杭州沦陷……
王映霞在如此艰难困苦中，带着孩子、老母逃至富阳，巧遇当时郁达夫的朋友财政厅长程远帆，帮助她们一家再从富阳逃到金华，又从金华逃往丽水县。
而郁达夫在福州的情况如何呢？
1畅在家受到约束，一到福州，依旧“醇酒妇人”。
狎妓，逛窑子，尤其是到日本堂子，是郁达夫在福州的常事，甚至第二年王映霞到福州时，郁达夫自己狎妓不算，还要王映霞化妆成男人，到日本人开设的妓院去“参观”，让日本妓女“敬酒”。
至于饮酒，自从同王映霞结婚以后，郁达夫一直不满王映霞的限制。入闽前，一次独酌，适逢《东南日报》记者黄萍荪来访。黄萍荪写道：
……见他一手抓起酒壶，轻轻晃了几下，自言自语起来，说的是：“哼！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酒也受到限制，一斤就是一斤，多一口也不行！”（《风雨茅庐外纪》第121页）
黄萍荪接着开玩笑说：“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
可是，对王映霞的苦心，郁达夫并不领情，他觉得一个人独自到福州正可以自由自在地喝酒。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当时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心南对黄萍荪说：
（达夫）日夜忙于交际……他每晚几乎都有一二处酒局，周末倍之。往往见他一来，喝几杯，天南地北，中外古今地谈一阵，遂匆匆起立歉辞，说“对不起，少陪了，少陪了！”他的交际领域是那么广泛：党、政、军、工、商、学，以及日本旅榕的诸色人等中，无不有其足迹。每次见到他，没有不喝得醉醺醺的。作为他的同学、老友、同寅，见他如此不为自己的精力珍惜这一点来说，虽多忧虑而又苦无恰当的辞令加以婉劝。（黄萍荪《风雨茅庐外纪》135页转引）
陈觉民《郁达夫在福州》也有类似的说法：
陈仪和郁达夫交谈两三次以后，感觉到郁的说话和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是一个放任不羁的文人，而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适当人选。（同上书转引）
郑贞文说：
原来郁达夫来闽是要管理一省之教育的，“但也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是什么道理呢？后来一打听，说是老头子嫌其名士气太重，而又总是醉醺醺的日子多，无形中被搁置了下来”。（同上书转引）
也就是说郁达夫到福州，本拟安排任教育厅长，后来陈仪看他终日“醉醺醺”，“名士气太重”，“是一个放任不羁的文人”，就改变了主意，只给了个闲职。
证之达夫日记：
1936年2月5日：
……在宣政路聚春园吃饭，已经喝醉了酒。因近日来没有与绍酒接近，一见便起贪心的缘故。
1936年2月12日：
晚上在聚春园饮，……席上遇见日总领事中村丰一氏，驻闽陆军武官真方勋氏及大阪商船会社福州分社社长竹下二七氏，及林天民、郑贞文氏等，饮至大醉。又上《闽报》社长松永荣家喝了许多啤酒，回寓时在十二点后了。
1936年2月18日：
……有友人来访，并约去同看须贺武官，坐至十二点钟，同松永荣氏上日本馆子常盘吃午饭。酒喝醉了，出言不慎，直斥日本人侵略的不该，似乎于国际礼貌上不合。以后当戒绝饮酒。
1936年2月21日：
晚上，招饮者四处。
……
据《闽游日记》粗略统计，郁达夫2月4日到福州，至3月4日一个月时间，独饮不计，大小酒宴19场，大醉五次，几酬酢无虚日。一个终日“沉浸于酒缸”，“醺醺然”的人，陈仪自然不敢委以重任，真有似于唐明皇不敢大用李太白，怕误事也！
王映霞曾多次劝说：“酒能伤身，酒能误事。”郁达夫也多次说要戒酒，甚至向王映霞起誓，但是，终其一生也没能戒掉。最后在印度尼西亚，还是因酒说大话误事，被日本人发现，最终被杀害。
2．郁达夫在日本学的是经济学，可是没有一点“经济头脑”，对家中剩钱多少，全不关心；更谈不上“开源节流”、“量入为出”。
此处仅举两事：
郁达夫赴闽，正当“风雨茅庐”竣工未久，负债尚有四千多元。家中所剩无几。郁达夫赴闽，带走五百大洋。可是到福州的第五天，钱即用尽，而须举债度日。除了应酬、请客外，光是买书即费资二百元。
《闽游日记》2月9日：
明日当在家候陈君送钱来，因带来的路费，买书买尽了，不借着一笔款，恐将维持不到家里汇钱来的日子。
《浓春日记》4月1日：
到福建之后将近两个月，回顾这两个月中的成绩，却空洞得很。总算多买了二百元钱的旧书，和新负了许多债的两回事情。
身边无钱，好酒照饮，有书就买。到本年东赴日本，还买了五六百元的书。1938年10月25日，王映霞自汉寿致福州郁达夫信云：
全家都在风声里，
九月衣衫未剪裁。（按：所引为清代诗人黄仲则诗句）
在这十二年中，你假如能够节省一些买书买烟酒的钱，怕我们一家在安全的地方亦有一两年好生活了。从前总是苦口婆心地劝告，无奈你习惯已养成，朽木难雕，终于改不转来，专靠我自己节衣节食，甚至变卖了衣饰来做家用，而你又哪里会得知道，知道我那时欲未雨而绸缪的一点苦心？
前年在日本的两月，还买了五六百元的书，可怜到如今，只在给别人一车车的拖出家门去卖。若依我的计划，把所有的书籍全部赠给图书馆，又漂亮，又经济，如今是什么都完了。十年来向你的种种忠心的劝告，都只等于零。请想想，是不是无形中只在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自己没有明白自己的短处，不望成家立业的短处，还能怪着别人？假如我有女儿，则一定三世都不给她与不事生产的文人结婚！自己是一切都完了，壮志雄心尽付东流江水，我对你的希望与苦心，只有天晓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郁、王的婚变，洵非偶然。王映霞带着孩子、老母亲和一个奶妈，在日军的铁蹄缝隙中，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逃难，作为丈夫和父亲，郁达夫则在相对安全的福州花天酒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亦买书”。王映霞却如此节衣节食，变卖衣饰，能无怨言？夫妻已经很难沟通了，王映霞的信，真实地反映郁、王结婚七八年后的婚姻危机。1986年5月11日笔者第二次访问王映霞时，她曾半是玩笑，半是辛酸地说：“他婚后，念念不忘的是他的‘酒夫人’和‘书夫人’，有了这样两位‘夫人’，自然就不记得他曾经拼命追求的人了。”
3畅拒绝王映霞到福州，使夫妻关系更加疏离。
王映霞在郁达夫离家入闽的20天后，连发两封信给郁达夫，希望到福州同他在一起，郁达夫“作复，告以缓来”（《闽游日记》1936年2月27日）。
3月5日日记又载：
昨晚在东街喝得微醉回来，接到霞的一封航空信，说她马上来福州了；即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她来。
3月6日日记：
午后洗澡，想想不乐，又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霞来……霞的回电已到，说不来了；如释重负，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
王映霞想赶紧到福州，几天内发了三封信；郁达夫阻止她来，回信一封，发电报两次。这一年的9月29日（中秋前一天）郁荀出生。11月13日，郁达夫去了一趟日本（名义上是为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和讲学，实际上是为郭沫若回国的事情奔走），于1937年1月5日回到福州。自1936年2月2日离家，到这一次自日本返回福州，与王映霞离别已将近一年。直到1937年3月，郁达夫才让王映霞去福州团聚。《王映霞自传》云：
一九三七年的春三月，我奉他的命去福州……到福州之后，我随时注意郁达夫之所以不让我早来福州的原因，但我还是漠然。既是多年来的夫妻，我为了自慰，也就不再想入非非了。他陪我去玩过几处名胜，吃过多次名菜，访过许多朋友，玩过好几次日本堂子，叫日本名妓来替我敬酒。可惜我还没住上半年，在这个临时的家庭刚刚安排就绪时，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于是商量决定，我带了殿春先回杭州。同船的有陈仪先生的女儿陈文瑛。
战声紧迫，兵荒马乱，郁达夫丢下妻子、孩子、岳母，只身留在福州，而且不让王映霞赴榕团聚，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王映霞自传》说：自己第二年3月去福州以后，虽然“随时注意郁达夫之所以不让我早来福州的原因，但我还是漠然”。也就是说，王映霞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可是，我在1986年5月第二次访问王映霞，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时，她不假思索地说：
郁达夫同我定情到离婚，生活作风上没有什么改变，依然是喝酒狎妓，胡乱花钱。结婚前我所提的条件，都没有做到。我不在身边，他一个人生活，喝酒、嫖娼、买书，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我鞭长莫及了，他也落得自由自在。可是，当时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而且我又怀了郁荀；“风雨茅庐”刚盖起来，债务还好几千呢。再乱花钱，这个家庭还要不要呢？要我们母子喝西北风呀？所以当时我担心他到上海乘船去福州，万一又遇见什么朋友，请客，喝酒，到妓院鬼混，把身边的五百元钱花了个光，福州就去不成，再回到家里要钱。想到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就想陪他一起到上海，亲眼看他上了船才放心。可离家前一个晚上，为了我建议陪他去上海，他坚决不同意，两个人为此争执了一个晚上。你自然看过他的《闽游日记》，说我想要亲自到上海，“押”他上船。后来我让步不跟他去上海了。但等火车一开，我马上转去曹秉哲家同他商量，接通上海开福州的靖安轮，直到确认他已经上了轮船，才放下心。自觉得尽了妻子的责任，可他哪里知道我的苦衷？
尽管这一趟去福州，他没有在上海逗留，但是他心里想什么，我都能猜得出来，他就是要“自由”，怕我约束他，反对他乱喝酒、乱花钱，使他不能我行我素。所以就不让我去福州，又写信，又发电报阻止，直到我做出让步表示不去了，他才放心；日记里说自己“如释重负，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在福州，他照样喝酒，进日本堂子，胡乱买书；没多久我就得再给他汇钱去福州给他……
证之几年后王映霞出版的《自传》中的话，她担心郁达夫“乱花钱”的这种想法是一贯的：
他的脾气和作风我是想得到的。为了他这次出门，我们曾争论过一些时候。这还是移居杭州后的第一次争论。他临行的前一晚，我提出了打算陪他到上海，亲自送他上靖安轮船的要求，因为我怕他到了上海之后，若不马上上船的话，则他身边的旅费将会无计划地用完。但他对我的提议却不同意。
我说：“但是，他为什么不同意你去福州，难道他不挂念你？还有孩子呢。”
王映霞说：“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他对于家庭和夫妻生活已经厌倦，再没有初恋时那种激情了。郁达夫从小离家，特别是到日本以后，基本上是一个人过活，自由惯了。说一句笑话，你别怪我说得‘刻薄’：这种性格的人做朋友很好，当丈夫不行；像他这种毫无家庭观念，不把妻子、孩子放在心上的人，最好不要成家……”
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这话说得绝对了些，但并非都没有道理。西方性心理学认为，男女性爱的维系是要靠道德来约束的；婚后男女的“荷尔蒙”消退得很快，一般只在一年半到两年时间，性爱就会大大减弱。这时，很容易产生“性感疲劳”、“美感疲劳”，从而进入“非非之想”，甚或“同床异梦”。这种时刻，夫妻须尽快从“爱情”向“亲情”转化，否则就容易产生“感情倒退”，容易发生婚外情，或以嫖娼狎妓来补充。
看来郁达夫这一趟到福州，使他们夫妻更加疏离了。
（一一）发乎情而止乎礼义
郁达夫与王映霞1933年4月25日移家杭州，先是租住大学路场官弄63号一所旧式的房子（按：1936年春迁入“风雨茅庐”）。第三天，4月27日，即有杭州《民国日报》（1934年6月16日改为《东南日报》）记者黄萍荪登门采访。郁达夫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在上海和全国都有相当的知名度，这次迁杭，自然引起当局的兴趣和注意。据黄萍荪《风雨茅庐外纪》云：
南京的《中央日报》以社长程沧波（中行）的口气叮嘱。大意是：“闻郁达夫挈眷返浙，谅已抵达，速往访询！其舍沪来杭的感想如何？今后创作的计划如何？对当前文艺运动的看法如何？迅往掩袭，勿任沪报捷足为要！”（《南京来急电，责访郁达夫》，见《风雨茅庐外纪》第13页）
时黄萍荪兼任《中央日报》驻杭州特派记者，采访郁达夫的任务自然就落在黄的身上。这是郁达夫移家杭州后第一次接触当局派来的“准官员”，此所谓“记者先行”者。紧接着《东南日报》社总编辑胡健中为郁达夫举行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欢迎会，同时约请郁达夫为报纸副刊《沙发》写文章，给予千字十元的高酬（他人千字仅五角至一元）。
从此，场官弄就热闹起来了。杭州当局政要，名流、文人、学者，在读学生，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以能进入场官弄而感到荣耀。其中杭州的一班政要及其夫人，成了郁达夫、王映霞家中的常客。据日记和有关记载有：
国民党浙江省宣传部部长、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及夫人方志培；
《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及夫人王味秋；
杭州市警察局局长赵龙文、段静英夫妇；
杭州商会会长朱惠青、高若兰夫妇；
财政厅厅长程远帆；
国民党“中华复兴社”（1938年扩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特务处处长戴笠等人。
这一班政客大致可分为三个“群”：
“中统群”许绍棣、胡健中；
“军统群”戴笠、赵龙文；
“政务群”周企虞、程远帆、朱惠青。
黄萍荪《风雨茅庐外纪》云：
赵太太、郁太太、朱太太不论在多大的场面中，总能落落大方，应对裕如。此三人，出入相偕，形影不离。赵有轿车——雪佛兰，三十年代之名牌，招摇过市，路人侧目……三人每至一地，未见其人，笑声先入，一路妙语连珠，旁若无人。
胡健中《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亦载：
映霞在杭州交游很广，她和朱夫人若兰、赵夫人静英为闺中密友，杭州社交集会，总少不了她们，我和亡妇思玫（按：王味秋字思玫）和她们交游亦很频繁。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见映霞和朱夫人一同靠在沙发上朗诵元稹的《悼亡诗》，念到“针线犹存”，都盈盈欲涕。我告诉她们：元微之是一个薄幸的人，他既遗弃了她的表妹，又在所作《会真记》中，说她“不胜妖孽”。她们听了我的话，又破涕为笑，说古今文人，一丘之貉，大半是这样的人！
“风起于青萍之末。”1936年秋冬之交（按：郁达夫已于本年2月2日，即正月初十离杭赴榕），许绍棣夫人方志培病重住院，这一班朋友，或单独，或夫妇一道，都曾到医院看望。据王映霞与笔者交谈中说：“当时看见许绍棣日夜守在方志培身边，心中很是感动。后来方志培因肺癌（？）末期，痛苦不堪，再三要求医生给她注射药物，让她早一点脱离苦海。据说，弥留之时，医生征得许绍棣同意，给方打了什么针剂，许绍棣痛哭流涕。我们几个女友知道了，对许都深表同情。方志培留下了三个女儿，都不满十岁，非常可怜。后来我们几个人常去许家看看孩子，有时也帮他做一点家务，都是孩子的事。我同许绍棣虽然认识，但并不熟悉。由于常去看他们孩子才熟悉起来。”
证之胡健中《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一文的说法：
回忆绍棣与映霞的认识，约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时绍棣任浙江教育厅厅长，不幸丧偶。其妻方志培遗有三女，均甚幼小。朋友们除照护他的弱女外，并为在杭州大方伯附近一个尼庵中营奠营斋，即习俗所谓“做七”。每次做七，内人和许多朋友夫妇都来参加，映霞自不例外，因此他们便有了感情。
胡健中说许绍棣和王映霞“便有了感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这感情又是怎样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借用“风生水起”四个字来说，风既然生了，则自然就有微澜之水。“心之官则思”，思则“气”行，“气”行则“情”生。古人云“阴阳相需”，男女在一起，只要心非古井，是很容易产生感情的。王映霞与郁达夫，由于气质类型和性格的不融合，生活上、感情上时常出现不和谐的因素。双方在适当的条件下，都可能从夫妻以外的人当中，去寻找情感以填补心灵的虚空。在郁达夫来说，逛逛堂子就是一种宣泄。可是对王映霞来说，更重要的是寻觅精神上的慰藉，找一个能够听听自己“心声”的人。许绍棣对病中妻子的照顾给她的感动与同情，方志培死后的营奠营斋，留下的三个弱小的女儿，都足以唤起王映霞女性的心，进而从同情、可怜，发展到一种微妙的感情。
孙百刚曾说，王映霞对郁达夫就是从同情、可怜开始，而发展出一段孽缘来的：
这样经过了十天半月，我关照掌华问一问映霞的主意……映霞初则一言不发，经一再追问，只说了一句：“我看他可怜。”（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29页）
王映霞对郁达夫的爱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对新文学作家的“崇拜”，初识郁达夫后对他的“敬佩”和“好奇”，到对于郁达夫狂追苦恋的“同情”和“可怜”，最后到连“与孙荃离婚”的事也不再坚持，在糊里糊涂、犹犹豫豫之中产生了感情。
1939年3月，郁达夫《毁家诗纪》在《大风》上发表以后，她才认识到当年“因为自己的经验没有，眼力不足，致糊糊涂涂”同郁达夫结婚。但是，王映霞并没有总结教训，不懂得“同情不是爱情”。在与郁达夫产生龃龉、矛盾之后，王映霞认为郁达夫“虚伪”，婚前许下的诺言从没兑现，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她心中的失落，在郁达夫远离杭州的寂寞时刻，希望从“许绍棣对妻子的爱情”中寻找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和慰抚。于是她渐渐地也像当年对郁达夫一样，从对许的同情、可怜，转化为一种“柏拉图式”的恋情。
王映霞与许绍棣是否有恋情呢？而恋情发展到了哪一步？上引胡健中文，在“因此他们便有了感情”一句的后面，胡紧接着说：
以绍棣为人之方正清廉，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别的朋友在场，在十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一般悠悠之口和达夫的猜疑，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的第三者。
此为胡1988年写的文章（按：当时王映霞同台湾的胡健中还没有联系）。先不说这个“第三者”是谁，从胡健中文章可以看到他的用语“有了感情”，“止于爱慕”。而郁达夫在《毁家诗纪》第12首的纪事中，说王映霞“失身”于许绍棣，却没有任何文字的依据。
王映霞也并不讳言与许有“感情”，有“爱慕之情”，但认为仅仅是“友情”和“友谊”。
1939年3月18日王映霞致《大风》主编陆丹林的信中说：
与某君（按：指许绍棣）的友情，我并不否认，但对天立誓，亦仅止于友情而已！文人笔端刻薄，自古皆然，他竟能以理想（想象？）加事实，来写成求人怜恤、博人同情的诗词来。
1939年5月5日《大风》第36期所刊王映霞《请看事实》一文提到：
因为无隙可乘，于是便兴风作浪，竟以那友谊间的信札，来算作我唯一的罪状，滥施攻击与谩骂。
1986年6月30日王映霞在致笔者的信中说：
老实说，彻底地说，在那几年中，我没有碰到我所理想的对方。许绍棣，差得远得很，应酬场中，难得地见一次面；我和他，从没有两个人吃过一次饭，或喝过一次茶。自己的丈夫爱这么宣布，千千万万的人也便这么附和，这样便编成了一出似乎是悲剧的戏，一直传到今天，并且还将再传下去，你说冤枉不冤枉？只有包公再现，才能说得清楚，说得明。（拙作《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
笔者与王映霞在交谈中，曾讨论过一个问题：男女之间除了爱情之外，究竟有没有友情存在？她认为是存在的。她认为只要没有逾越男女之大防，即使亲密一些，也应该是允许的，并且提到林徽因与陆小曼的事情。
我笑着回答说：“《礼记·曲礼》说：‘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这都是啥时代的教条了？应该允许夫妻之外，男子、女人都可以有异性的一般朋友。当然，过于亲密了，容易引起别人和夫妻间的误会。”
王映霞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在与许绍棣的“友谊”中，或者说许绍棣同王映霞的“友情”，就有过于亲密而为人所误会的地方。为此，对于《广角镜》刊发马汉茂提供的23号信件中的第2号，像是王映霞交给郁达夫的一封“具印”的短札，虽事涉疑似，但我认为基本上是可信的。短札全文如下：
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现经友人调解及自己之反省，觉此等情事，实与夫妇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此致
郁达夫 君收存
二七年七月九日王映霞具印
1982年3月25日，笔者曾就此件短札问过王映霞：“这是否即被称为你写的《悔过书》是不是你写的？”
王于3月28日复信云：
还有一则是《悔过书》，我已想不起有这一件事，应该不是我的亲笔。（拙作《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
1985年第一次与王映霞见面，我当面再一次问王映霞：“那张所谓《悔过书》，回忆得起吗，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她起先说：“确实记不起了。”我说：“据‘具印’两个字，应该是你的私章。”她思索了一会，说：“刚收到《广角镜》的时候，我就再三回忆，确实没有印象，不会是我的亲笔。但为什么却有我的印章？我只希望能看到原件的笔迹。”
我说：
有三种可能性：一、就是你写的；二、像《协议书》一样，由别人代笔，你加盖了印章；三、你一点都不知道，那就是郁达夫写了，以后从家里拿了你的印章盖上去。
王映霞摇摇头说：
你想想，这时间就有问题。这短札，有的读者称它是我的《悔过书》，盖了我的私章。可是落款是七月九日，那就是说我还在武昌曹秉哲律师的家里。你想想看，我“出走”的时候，怎么会带了自己的印章走呢？奇怪……
王映霞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惜现在已经无法看到这一封所谓《悔过书》的手迹了。当时我有一种看法，认为同《协议书》一样，应是调解的中间人所写，回家以后，再由王映霞加盖私章，交给郁达夫。但当时我没有说出，而是对王映霞说：
就算这短札只是提到“精神上的热恋”，并未逾越男女大防。西方哲学所谓“柏拉图式的恋情”，也就是所谓“精神恋爱”。中国引进这种说法，将婚外男女相互爱慕，而遵守婚姻道德，不违夫妻责任和义务的行为，称为“柏拉图式的爱情”。这种爱恋只限于精神上的沟通，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当然，郁达夫心里会有很大不平，他会认为，自己在妻子的心中，已经无足轻重；许绍棣把他给比下去了。他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一个著名的作家，在自己热烈爱着的妻子心中，怎么就比不上一个教育厅长了呢？郁达夫没法解释这个问题，就想到一定是“女人爱钱”了，所以就有“三十七万港币”的事情虚构出来……
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郁达夫应该冷静地去分析，这种“同床异梦”产生的原因，双方各应承担什么责任？从而赶紧修补这只十年来“风雨同舟”的小家庭，而不应该为此把一个好端端的家毁了！
王映霞听了没有说什么。
至于那件所谓的《悔过书》是怎么来的呢？笔者也是一直到2011年2月才知道，是1970年，德国一位汉学家叫马汉茂的，从台湾大学一位学生手里借走的。
我在美国定居，与这位曾在台湾大学读书的学生有邮件往来。他说，他父亲当年在陈仪手下任秘书。这一批信件是陈仪秘书蒋受谦先生交给他父亲保管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在台大进修汉语，同这位台大学生认识，借走了这批信件。这批信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在《广角镜》第112期发表出来。后来，马汉茂虽然将这批信件还给了这位台大学生，但是时间又过了近四十年，他的父亲也已经去世了，很多手迹都没能再找到。这位学生后来到美国留学，并定居美国，他曾给我发了邮件：
黄先生：
我父亲是在福建帮陈仪主席当书记秘书的，他保存这些信件多年，多次有人要求发表，都被他拒绝。他认为这些私人生活，无须让人妄语。马汉茂出版的郁达夫信件是我偷出来借给他的，当初他说是给郁达夫专家拿去研究用的。痛心的是，多年后，我父亲在杂志上看到，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把信件具名卖给了杂志。可悲的是，我父亲还告诉我那些发表的信件，不全是跟陏（郁）达夫有关的，里面还有其他私人信件。一直到今天，我上了网，才恍然大悟，当时年轻、无知的我，愚蠢一时，做了伤人一世的事！我的大逆不道，帮助一批假学者助虐，让王映霞以及她的家人受尽折磨，我非常地抱歉！
2月2日 1：30
黄先生：
能找到《广角镜》第112期这本，以及之前马汉茂在香港发表的有关郁达夫的文章，可能几封内容争议很大的信件，我可以提供对证。
2月14日
我希望能找到这封所谓《悔过书》的原件，可惜这位先生未能找到[2]。
而且，对于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精神上的热恋”，即使不看这件所谓的《悔过书》，单从新发现的王映霞1938年“双十节”致郁达夫的信中，不否认自己有“罪恶”，似乎也可证明这“罪恶”的内涵：“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悔过书》）现将新发现的王映霞这封信，全文录下：
江山两快函均悉，建阳及建欧（瓯）所发明信片亦到。家中都安，只因前日女工回家（是三天即来）我自己洗菜烧饭，在右手中指上被大蜈蚣咬了一口，剧痛了一日夜，蔡先生为我弄各种药方，今已愈，这大约又是我在交晦气运的缘故。所以你那边亦有数日未曾作书。
星岛的二十元特稿费已汇到。前日阅报，知陈主席已到湘转汉，不知你们有没有去面会，颇为焦灼。
我心身都和你在这里时一样，没有改变。蔡先生他们都时常在赞我的能耐劳苦，这一点都是应该感谢你（按：原作“都是你所赐也”，后涂抹，改为“都是应该感谢你”）。所以我的耐劳苦的好习惯，虽由你养成，而别的想复仇的心思，亦未尝不是你所赐呢？你只能怪自己，不能怪我，因为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自由儿，在与你的生活中，才尝尽了人生的甜酸，假如是你以为我有罪恶，则那个造成罪恶者该先有罪吧？你住在何人处，闽详情盼告。战事已迫近信阳，此间连日连夜都有警报，不知将来如何移动，日夜颇为焦虑。
手尚有微痛，不多写。
映霞
双十节
按：第三段说“想复仇的心思”，说“你只能怪自己，不能怪我”，则映霞也自认为有“复仇”心理，承认自己也有可让郁达夫“怪罪”的地方。另外说到“罪恶”等的文字，都可以看出郁达夫确是嫉恨王映霞的“一颗已经许了他人的心”（新发现的郁达夫1938年10月14日信）。当然，只是“心”，只是“精神上”而已，并不是在行为上逾越“男女之大防”，故云“发乎情止乎礼义”也。
（一二）派系斗争与郁达夫“中箭落马”
1937年3月，王映霞到福州，“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夫妻商量决定，王映霞先回杭州；王映霞居福州前后不足半年，后来同陈仪的女儿陈文瑛乘船取道上海回到杭州。由于战事日紧，郁达夫又不在家，王映霞觉得“遇见事情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据王映霞告诉笔者，她母亲每有怨言，说“达夫又不是加入军队，不须在前方打仗，为什么风声这么紧却不顾家”。这个想法王映霞也一直存在心里，对郁达夫在战乱中不顾妻子、孩子很有看法，很不认同。1939年5月5日《大风》旬刊发表的《请看事实》中就有类似的话：
一个并非在前方作战的军人，乱离时竟不照顾到妻儿的安危。
王映霞从1937年8月淞沪会战后避难富阳、环山，1938年1月（丁丑年底）逃至丽水，至1938年3月9日（按：王映霞居丽水仅一个多月），郁达夫离开福州到丽水会合，其间约半年时间，王映霞带着9岁、7岁、2岁的三个孩子和老母亲、女佣，辗转于浙西，颠沛流离。遇见大事无法决断时，只好同“风雨茅庐”当年的朋友如胡健中（《东南日报》社社长）、程远帆（财政厅厅长）、周企虞（杭州市市长），当然也包括许绍棣（教育厅厅长）等人商量；在避难富阳时，也曾向他们询问、了解战局情况。
1938年1月（丁丑岁暮），当时浙江省政府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个厅的一些官员就住在丽水县城的燧昌火柴公司一幢两层建筑的大房子里。王映霞通过当时的财政厅厅长程远帆的帮助，也租了该公司二楼的两间房屋；恰好与省主席黄绍竑、教育厅长许绍棣为邻居（隔一间大会客室）。王映霞说：“许绍棣的三个女儿，我的三个儿子，就这样经常在一起玩。方志培死了一年多了，可怜她留下三个小女儿，有时就过去许家看看她们，帮孩子在做一点事情。那些谣言蜚语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传出的。”
当然，王、许之交往，并非自丽水开始。在避难富阳时，王映霞即曾向许绍棣了解战事情况，许也曾回过几封信，但都是一些平常话。孙百刚《郁达夫外传》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敌军已经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官民纷纷逃难，满城风声鹤唳的时候，我从朋友处借到汽车一辆……我一个人坐原车到富阳过夜，事先我知道映霞已在富阳，所以一到富阳，便到映霞的寓所。
……饭后略和映霞谈了几句达夫在福州的情况，然后将我的避难场所的住址详细告诉她。要她万一富阳突然紧急，不妨带了孩子，暂时入山到我那里一避。
她听了我的话，走到写字台边，将我告诉她的地址记了下来。我正想和她告辞，走到她替我预备好的厢房楼上去休息的时候，映霞突然拿出一束信来给我看。在暗淡的灯光下，我抽读了两三封，原来都是许绍棣写给她的信。信中内容非常平淡，大致说些战事的发展，前途的推测，杭州的空袭，机关的疏散，等等。我对信中的话当然不感兴趣。
关于许绍棣和映霞的情况，我在杭州并不知道。记得曾有人问过我，我回答说不知道。后来那位问的人又说了很多的话，我也曾替映霞辩解过。我说，许绍棣我不熟悉，不便置论。关于映霞，我知道她一向对男女交际，落落大方，不拘形迹，也许因为来往密些，言语随便些，因而引起一些流言蜚语。（《郁达夫外传》“裂痕初露”，第76—77页）
可见，当时杭州虽有些“流言蜚语”，但从孙百刚看到的许绍棣的信看来，内容“非常平淡”，并非谈情说爱的情书。许绍棣不过将战局和杭州战事情况回答了王映霞。所以，笔者以为许绍棣、王映霞的“友情”、“友谊”或称为“精神上的热恋”，主要应该是发生在丽水居住燧昌火柴公司的这一段时间，即自1938年1月底到3月9日郁达夫到丽水的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王映霞对此心中很不平，她在1982年4月29日写给笔者的第11封信中还说起：
我携家去丽水是在1937年的冬日（按：阳历1938年1月下旬）38年春天（按：1938年3月9日）郁即从福州来把我们接到汉口的。在丽水住只有几月（按：实际上不到两个月），事情就闹得这样大。（请你排一排年份）郁所写的一切全是想象之词，如今也无从辩起了。还有许多事，在信上不能写，将来见面之后，我可以告诉你的。（拙编《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第34—44页）
但是，据孙百刚言，王映霞还在富阳，未到丽水时，杭州已经有了“流言蜚语”，而且郁达夫《毁家诗纪》中也说到“时闻伊有形迹不检之谣”，“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云云。这个“浙江来人”是谁？而且这人还曾给达夫写过信，明确告诉郁达夫，“映霞和许君同居”（见《毁家诗纪》第三首纪事）。此君竟能毫不避讳地在郁达夫面前蜚语郁之夫人和时任一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看来，此人当是有些来历，有些背景，并且是一个同许绍棣敌对或关系很不好的官场中人，否则敢如此当面“放肆”，不怕郁达夫发怒？
这个“浙江来人”和写信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王映霞在致笔者的信中，曾两度提到“有派别的关系”。如1982年4月29日信云：
我当时的在《协议书》上签字，不（仅）是为了孩子而委曲求全；另一方面是存在有派别的关系。这一点你一定不明白，我不能写在笔下，将来见面有日，我们再谈。（同上书，第39页）
1985年笔者第一次走访王映霞，就问起她信中说的“派别问题”。她很明确地说起：
郁达夫在杭州的朋友中，许绍棣、胡健中是陈立夫下管的，叫“中统”，戴笠、赵龙文属于“军统”。这什么“统”，名称很长，我也记不住。这两伙人上我家，从来不会一起来的。胡健中是郁达夫在安徽大学时的学生，他在复旦时，也曾向创造社投过稿，笔名叫“蘅子”。加上郁达夫当时没有固定的职业，我们的生活就靠达夫写文章给《东南日报》，所以同许绍棣、胡健中的关系相对就密切一些。但为了不得罪戴笠、赵龙文这一伙人，我只好“出马”同赵的夫人段静英、朱的夫人高若兰多接近一些。而同胡健中夫人王味秋、许绍棣夫人方志培反而来往较少。36年方志培死了以后，我才觉得在她生前同她交往太少，可怜她留下三个小女儿……赵龙文是戴笠的亲信，得罪不得。可不知为什么，他们要说我同许绍棣什么关系。我当时就猜测这话很可能就是他们造出来的谣言，只是想通过蜚语中伤许绍棣，借以打击中统在杭州的势力。军统和中统在杭州互争“地盘”、互相中伤的情况，郁达夫并不想介入，可是他的猜疑和神经质，却被他们抓住了大播谣言。
将王映霞的这段话，同胡健中说的对照起来看，情况应该是可信的。胡健中在《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一文中两处不指名地提到了戴笠。他说：
一般悠悠之口和达夫的猜疑，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的第三者。
我为了几方面的友谊（包括一个当时炙手可热，不幸惨死的政治神秘人物在内），辗转与周象贤拉了达夫、映霞，同在汉口太平洋饭店为他们和解，签了和解书，企虞（周象贤的字）和我也都签了名。不久他们夫妇经友人易君左的安排，便到湖南汉寿去了。
这“神秘的第三者”，“一个当时炙手可热，不幸惨死的政治神秘人物”，指的就是戴笠。按：戴笠1946年3月17日自北京飞上海转南京，因飞机失事而丧命，即胡健中所谓“不幸惨死”。
查阅郁达夫《闽游日记》1936年2月24日：
午前有人来访，与谈到十点多钟，发雨农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
按：雨农，戴笠字。时戴笠在杭州，郁达夫入闽仅十天，戴笠即派人送贵妃酒到福州，显然别有用心。而且达夫在日记中着一“又”字，说明前在杭州甚或日前，戴已送过贵妃酒。此送酒之人特来福州，且坐谈至十点多，谈些什么呢？没有写。
又3月7日记：
明天有电器公司刘经理及吉团长章简两处应酬，与吉团长合请者更有李国曲队长……都系初见之友，雨农先生为介绍者，改日当回请他们一次。
按：吉章简为戴笠部下，时任驻闽宪兵团长，负军统局机密事宜；李国曲，闽江水上巡警队长，亦戴笠手下之管辖者，二人同为军统局中之人。达夫日记中“雨农先生为介绍者”，泄漏此天机。可见，郁达夫到福州后，自“浙江来人”主要就是在杭的“军统”一班人。稽之各方论述，可知所谓“派系斗争”当是在杭之“军统”与“中统”的争斗，而对王映霞的流言蜚语当来自“军统”中人。郁达夫因猜疑、嫉妒、想当然，未有审慎分析、判断，即严责王映霞，甚至不惜毁家，实在是堕入了派系的圈套，因而“中箭落马”。
郁达夫在杭州、福州期间，在戴笠、赵龙文和许绍棣、胡健中的争斗中，由于戴的挑拨，郁对戴比较相信而对许绍棣持怀疑、敌对态度。郁一方面认为许绍棣和王映霞有出轨行为，大登《启事》，一方面对戴笠却又很信任。1938年12月，郁达夫离汉寿到福州前，就曾告诉王映霞：“到不得已时，要交通工具，可电戴。”后来王映霞就按照郁达夫的意见，打电话给戴笠，乘坐了戴笠所派的车离开汉寿到长沙。可参见《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第123封信正文及笺注（5）。
王映霞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一三）妒火中烧与悔恨交加
武汉的政治部成立后，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1938年2月5日（戊寅正月初六），陈诚邀请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日宣传工作。郭沫若打电报去福州，邀请郁达夫任第三厅第七处处长，负责对敌宣传。郁达夫接受邀请，于1938年3月9日，自福州到了丽水，准备带王映霞和孩子赴武汉任职。郁达夫于3月下旬抵武汉（按：3月27日，郁达夫在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被推为理事），因赶不上成立时间，改任第三厅的设计委员。
在金华到南昌的火车上，受浙江省政府秘书李立民的女儿李家应的委托，王映霞为孙多慈介绍许绍棣，是郁、王婚变的一个转捩性事件。
郁、王临出发赴武汉之前，郁达夫的朋友李立民找上门，希望把他的女儿李家应带上。李家应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系（按：《王映霞自传》误作艺术系），与艺术系的孙多慈是同学兼同乡。火车上，李家应同王映霞谈起，徐悲鸿对孙多慈追得很紧，但孙多慈的父亲坚决不同意，认为徐悲鸿是个有妻子的人，托李家应为多慈介绍一个合适的人。李家应希望王映霞帮助物色一位。王映霞觉得方志培死了以后，留下三个女儿很可怜，就想到了许绍棣。为此，到武昌以后，王映霞就给了许绍棣写信说合，并把李家应给的孙多慈的照片附上。许绍棣回了三封信，说是“可以做做朋友”。
《王映霞自传》“我为孙多慈与许绍棣作媒”一节中说：
我就随随便便地把许绍棣的回信放在台子上。谁知，郁达夫在酒醉之后，便将这一封信去照相馆里印了出来。后来就算作许绍棣给我的“情书”。（《王映霞自传》第169页）
徐悲鸿与妻子蒋碧微年轻时热恋相爱，蒋为徐从大家庭中出逃，跟徐悲鸿一起到了法国留学。徐、孙的恋情被蒋碧微发现以后，蒋曾找孙多慈，向孙提出警告，叫她“知趣离开，不要破坏一个已经结合15年，并且有了两个孩子的家庭”。这事情在当时上流社会和文教界，几乎无人不知，影响很大。而且孙多慈的父亲认为，徐悲鸿“为人师表”，师生谈恋爱、结婚也不合适。这些都是孙家坚决反对的重要原因。抗战初起，孙家曾一度逃难至桂林，适逢徐悲鸿也在桂林，虽然徐当时并未同蒋碧微办理离婚手续，也急不可耐地托人提亲，结果“媒人”被孙多慈的父亲轰出门外。为了防堵徐的纠缠，在桂林没多久，孙家又立即搬回浙江。当时孙的父亲因为早年在军阀孙传芳手下干过事，曾被国民政府通缉过，是许绍棣安排了孙父在教育厅任书记员，因此也就随着教育厅撤到丽水。所以，1938年3月，孙多慈和李家应事实上也在丽水，只是王映霞不认识。这一次金华—南昌列车上的巧遇，经王映霞、李家应的牵引介绍，兼之孙的父亲又在许绍棣的手下干事，孙多慈一方面为了避开徐悲鸿和蒋碧微，一方面也是为了报答许绍棣对她父亲的照顾，就答应嫁给许绍棣。
《王映霞自传》说：
（孙、许）他俩经我的介绍，书信来往，增进了解，两年后他们结了婚。
1941年郁、王离异后，适逢徐悲鸿赴新加坡义画捐募抗日，作有《梅花图》一幅。郁达夫《题悲鸿画梅》七绝云：
花中巢许耐寒枝，香满罗浮小雪时。
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
（于听、周艾文《郁达夫诗词抄》第233页。又见明懿、郁飞《郁达夫诗词集》第257页）王映霞女士鉴：
第三句即指自己失去王映霞，而徐悲鸿失去了孙多慈；影射、隐含“王映霞坏了两人的家”，是所谓“各记兴亡家国恨”也。
事情发展到这年的7月，郁、王夫妻矛盾越来越激烈。郁达夫有出走的脾气和打算。王映霞觉得这个时候，“飞机日日在乱炸，一家老小要吃要用，无论如何决不能让他不告而走”，就说：“你又打算走吗？，要走，可以的，你须把三个儿子也带了走。否则，就让我走！”郁回答：“你走就你走。”
王映霞一听，取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就出了门，跳上一辆人力车，到了小朝街41号郁、王的共同朋友曹秉哲（律师）夫妇家暂住。郁达夫以为王映霞一定回浙江去找许绍棣，妒火中烧，勃然大怒，顺手将王映霞一件白底绣黑花的纱旗袍撕裂，浓墨大字写上“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以泄愤。并且连夜给当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省政府发了几通电报，说王映霞到了浙江同许绍棣同居去了，要他们将王送回，等等。电报发出后，郁达夫心中之怒气仍未消除，于是又想到登《寻人启事》刺激王映霞，当即写了《启事》送去《大公报》。此即7月5日和6日汉口《大公报》上登的一则《寻人启事》：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谨启
所谓“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皆非事实。
可就在郁达夫将《启事》送出以后，当晚即接到曹秉哲派人送来消息，告知王映霞暂住于自己家。
7月8日郁达夫气消以后，即至武昌拟迎回王映霞。在曹律师的劝解下，郁达夫同意再登一则《道歉启事》，声明“达夫前以神经失常”、“全出于误会”，等等。于是有7月10日《大公报》上的一则《道歉启事》。《启事》云：
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曾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经此前后自相矛盾、出尔反尔之《启事》，汉口舆论哗然。郁达夫自觉在汉口无颜面再住下去了，遂由原创造社作家易君左介绍到了湘西之汉寿县，暂住汉寿城北门与郁达夫同时期的留日同学蔡天培的醋铺。据易君左《楚天辽阔一诗人——记我的朋友郁达夫》云：
他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这亲戚是一个多愁善病者，一个留东老同志蔡君。汉寿有两样特产一向著名，叫做“黎蛋蔡醋”，黎家的皮蛋已成过去，只有蔡家的醋至今不衰，蔡君便是这家醋馆的老板。（1938年10月16日广州《宇宙风》第77期）
又，易君左《我与达夫》一文云：
城北蔡天培醋铺一栋古式古香的正房里，由于蔡家的竭诚欢迎，郁达夫与王映霞都欣然迁入，宾主感情融洽。郁达夫移家汉寿期间，没有和王映霞大吵过。两个孩子依依膝下，家庭之间充满着悠闲和了解的外表。（《易君左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中国现代文选丛书》，转引自王观泉编《达夫书简》第117页注）
郁达夫行事暴躁，容易被激怒，干事情往往考虑不周，出尔反尔，郭沫若说他性格“冲动”，很正确，可谓知人之言。这一次撕裂旗袍，骂王映霞为“下堂妾”，登《寻人启事》，诬王将家中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携去，公开指责妻子与他人有暧昧关系；其后又承认错误，说自己是“神经失常”，“逼走妻映霞女士”，等等，乃郁达夫性格暴躁、冲动的一次大升级；不过这时的“悔恨交加”，“悔”多而“恨”稍少。至于发表《毁家诗纪》时，其暴躁、冲动已臻顶峰，此时则“恨”多而“悔”少了。
（一四）王映霞、郁达夫错误三七开
“清官难断家务事。”笔者以为，郁、王之所以闹到劳燕分飞，不都是郁达夫一方的错误，王映霞也有错误。如果说郁达夫负主要责任，以七分计，那么，王映霞也得承担三分。
据笔者考察、分析，王映霞的错误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畅对郁达夫的狂追苦恋，没有把握住“自我”，分不清敬佩、同情、怜悯诸种感情与爱情的区别；在郁达夫不能处理好同孙荃离婚的情况下，本应立即“悬崖勒马”，却不听母亲和尊长（如孙百刚）的劝告，犹犹豫豫，糊里糊涂，直到“生米煮成熟饭”（孙百刚语），只好草草结合，埋下了婚变的种子。因此，王映霞在婚后自我反思的时候，时常感觉自己的这场婚姻错了。
《达夫书简》附王映霞致郁达夫信第6封说：
在十几年前，我何曾会得遥想到有今日，有今日受着丈夫恶意的欺凌？这的确与怀瑜向我说的“红丝牵错了，误了前因”一样。倘若当初你与别人“结识”了（这两字是照七日来信中所写，你的用字似欠妥当，我是上等人家小姐，似与别人不可比也。你一开口便下流，难怪从前的人的婚姻须门户相当！）……
按：括号中为王映霞信原文。像这样的措辞，实际上是对郁达夫说：我和你的婚姻完全错了，是月老红丝牵错；我与你的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你根本配不上我；且夫妻之间用了“下流”等话，都在刺激郁达夫，使他到新加坡以后决心“毁家”。
2．作为妻子，王的性格过于矜持，缺乏温柔体贴，明知达夫“多疑”，却不肯主动释疑；似乎非要郁达夫像初恋时期那样“苦求”自己。
如，在从金华到南昌的火车上，只顾自己同李家应谈谈笑笑说说，对郁达夫则不理不睬不屑。当达夫问她们“谈得这样的津津有味，是谈些什么”？王映霞不仅没有释去郁达夫对许绍棣的疑妒，并且在没有同郁达夫商量沟通的情况下，贸然回答说：“我们正在打算给许绍棣介绍女朋友。”这就更刺激了郁达夫，增加了郁达夫的怀疑。
王映霞在谈到郁达夫将许绍棣三封信误作“情书”后，说到自己的个性和心理活动时，承认自己“既骄又娇”，下面的一段话似乎在反思：
所以，等在武昌住定后，我和他在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似乎他总看不入眼。书信的往来他要怀疑，一般的应酬与游玩他会猜忌。而我的个性，既骄又娇，总不愿意用什么和顺的言辞去向他解说。我感到苦闷，却又不得不在苦闷中挣扎。我也知他比我更苦闷，他是急性子，表面上虽然怨我，甚至于想离开我，但在他的内心，还是极痛苦地想攫住我，亟盼我能从言语或态度上向他表达出我的心意——我的对他并没有改变的心意来。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且变得更冷淡更消极。这样一来，他便更确定了他的幻想确已成事实，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不能自拔。（《王映霞自传》第169页）
这是一段合乎实际而深刻的自我解剖！可惜，王映霞的反省来得太迟了。假使说王映霞的个性不是“既骄又娇”，能用“和顺的言辞”向达夫“解说”，相信达夫也会感到映霞毕竟知冷知热，夫妻或可达到相互谅解。而且，王映霞明知郁达夫比她“更苦闷”，知道“他的内心，还是极痛苦地想攫住我，亟盼我能从言语或态度上向他表达出我的心意——我的对他并没有改变的心意”，可是，王映霞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变得更冷淡更消极”，使郁达夫“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不能自拔”。所以，笔者说王映霞作为一个妻子，其性格也是有缺陷的，太矜持了，太不能体贴丈夫了！因此，如果说郁、王婚变郁达夫应负主要责任的话，王映霞的“骄”和“娇”，宁可怄气也不肯释疑，在夫妻之间取这种态度是很不可取的，也是女子的一种性格悲剧！
此后在汉寿，虽表面上暂时“休战”，其实还是各不相让。这在《达夫书简》及附王映霞信中都可以看出来。读者可以参阅，此处从略。
3．王映霞在夫妻之间好争胜，不留余地，时常不自觉地扫了郁达夫的面子，使他十分难堪。
1932年招待达夫二哥养吾吃饭，王映霞坚持达夫只能喝一斤酒，喝完一斤，毫不退让，连客人在座也不管，就“下令”吃饭，不能再喝酒。这种做法，很欠考虑。如果没有客人在座，规定一次喝一斤，不失为良策；有客人来，又是兄弟，如此这般，不显得郁达夫“很怕老婆”吗？如果养吾将这种情况传回富阳老家，郁达夫还有脸面吗？
郁达夫拿了家里的五百元存折，跑到富阳同孙荃过几天。会体贴丈夫的人，即使如何不甘心，也无须终其一生耿耿于怀，并断定是郁达夫对自己“感情的倒退”。其实，王映霞未必在乎五百块大洋，重要的是认为自己成了“小妾”，连个“两头大”都没有争到，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恼恨之至，就想到万一将来郁达夫同孙荃和好，自己可能以离婚告终；孩子今后如何生活，因此就有要求郁达夫赠予版权的举动。这种做法，说明王映霞对郁达夫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当然很伤郁达夫的心。
郁达夫在《大公报》登了《寻人启事》，诬王映霞与“某君之关系”，携走家中“细软款项”等不实之词，不仅是“轻率”和“冲动”，简直就是发疯，昏了头了。这种性格，连作为朋友的郭沫若都能看出来，王映霞更应该是了解的。郭沫若在《再谈郁达夫》中说：
但我可惋惜他有时比我更加轻率，做事情往往太不思前想后，过于冲动，而且他往往过分自贱自卑，这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自暴自弃或不自爱不自重的程度的。
说实在的，王映霞是了解郁达夫的个性的，不应该逼他再登那个《道歉启事》，而且让他自诬自己是“神经失常”，这对一个有影响的作家，在政治部任职的男子汉，怎么有面目继续留在武汉呢？即为家庭和孩子计，为夫妻和好、破镜重圆计，王映霞这一步棋是下错了。以后的走汉寿，再走福州，终走南洋，以致毁家，王映霞的在夫妻间争胜，争赢，争面子，硬是要郁达夫公开登报认错，哪像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情？对于这个家的毁掉，王映霞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有了一次“争胜”了，就还会再争，不愿让步。1938年12月7日，王映霞自湖南汉寿转浙江江山至福建浦城，郁达夫叫人到浦城去接，可当天晚上又因与友人“夜谈，终夜不归”，致王映霞又大为不满，郁达夫再次写了张“保证书”给王映霞，王映霞在气消了以后，才答应跟郁达夫去星洲。郁达夫的“保证书”刊于5月5日《大风》第36期，作为《请看事实》的附录。全文如下：
昨晚因与友人夜谈，终夜不归，致招误解。以后当绝对不在外宿，除有必要事外，始终当与妻映霞在一处。此致妻映霞女士
郁达夫
十二月八日
王映霞在夫妻间好胜，争胜，这样的小事也要郁达夫再写“保证书”，一点都不能谅解，如此哪像是夫妻？
在那个时代来说，男主外，女主内，此阴阳互补之哲理。男人可以在家中受点委屈，在外人面前，妻子应该尽量照顾丈夫一点体面。特别是作为一个留洋的学生，一个著名的诗人和作家，经常是在别人的尊敬声中度过，怎么能忍受妻子经常用刺激性的言辞，伤其心而剥其皮？
4畅将夫妻的龃龉、家庭的矛盾暴露在外人的眼皮底下，希图从别处得到廉价的理解、同情和慰藉，这是王映霞更大的一个错误；更何况已经发展到同许绍棣“精神上的热恋”！郁达夫是气量小了一点，但我们设身处地地为郁达夫想一想，他之所以吞不下这口气，是否亦有王映霞的不是呢？下面是《广角镜》刊出的马汉茂《给郁达夫的信》的“附录”之第23号：
我来，你我□□不□（按：原文如此，估计因时间日久，字迹漫漶，故以□代替，下同），要避嫌，人家说我们故意做作；不避嫌，人家当戏文看。总之，一举一动，均可得咎，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你母亲来又会说起许多事情，她几个月来似乎看得很透，知道我们在精神上如何的互相爱恋。她常常说，“以前亦是逃难逃出事来的”，这“亦是”就含有一番意思在□向，她之于他似乎非常之厌恶，而于另一“他”却又像表好感，所以对于他的起居饮食都很关心，一遇“他”自己不留意的时候，她就会有意无意地说，“盈夏知道要担心的”。在有时谈话中，亦会有追悔十年以前事情的口吻，不过不像阿瑜说得淋漓不留余地而已。有一次我说起八字的话，说去年有人替我排过说我要配兔□？
此信为谁人所写，没有手迹，已经很难考订清楚。虽不能断定，但很可以怀疑是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之一：
第一，信中带引号的“他”就是写信的人；
第二，此人与收信人的母亲非常熟悉，这位母亲对“他”很有好感，“对他的起居饮食都很关心”；
第三，符合王映霞“两次逃难逃出来”的经历：一次自温州逃到上海，遇上了郁达夫；这一次因日军侵占沪杭，逃难丽水，遇上了这个“他”；
第四，“追悔十年以前”的事，当指映霞母亲王守如原本就反对女儿同郁达夫结婚，坚持郁必须同孙荃离婚作为条件；
第五，“不像阿瑜说得淋漓不留余地”，“阿瑜”似即刘怀瑜，她对郁、王结合并不看好，曾说“牵错了红丝，误了前因”；
第六，“一遇他自己不留意的时候，她就会有意无意地说，‘盈夏知道要担心的’”。将“映霞”有意换成“盈夏”，是担心信被人看到或拆开了露馅；
第七，“你母亲……知道我们在精神上如何的互相爱恋”，此言与所谓《悔过书》中的“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一语，所言相同；
第八，当然，此信也进一步证实笔者的论断：王映霞与许绍棣的关系，仅是“精神上”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所谓“发乎情，止于礼义”。
（一五）“大风”终于刮得劳燕分飞
乐府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牛郎织女天河东西遥望，一年还有一度相会，而郁达夫在《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毁家诗纪》后，郁达夫与王映霞就终于“劳燕分飞”了。
1939年3月5日，郁达夫在香港陆丹林主编的《大风》旬刊第30期，发表了《毁家诗纪》，“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郭沫若《论郁达夫》）。
《毁家诗纪》共七言律绝19首，《贺新郎》词1阕，几乎每一首都加注，说明写作的时间、背景和王映霞如何“红杏出墙”等，如：
第二首说，在福州“时闻”王映霞“形迹不检”；
第三首说，王映霞“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
第四首说，王映霞“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
第八首说，王映霞“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检得遗落之情书（许君寄来的）三封”；
第十二首说，“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许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中之一）叙述当夜事很详细。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
第十八首说，“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长官之故”。
《贺新郎》词说，“许君毕竟是我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
20首诗词竟有7首明确说王映霞“红杏出墙”，移情许绍棣。
但是，第二、第三、第四首注，说是“时闻”，“时闻自浙江来人言”，“人言之啧啧”。看来，主要还是听别人传言的。子曰：“眼见尚不足信，况耳闻乎？”
第三首的注解说：“我于接到映霞与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这样重要的、可作为证据的信，因何从不见提起？即便《寻人启事》中不便说，而致映霞的私人信件中，也从没说起？且为何又不留为日后证据呢？
第十二首，非常明确说“映霞失身，事在饭后，许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中之一）叙述当夜事很详细”。“三封情书”达夫曾印赠友人，为何不见有人引用其“红杏出墙”的“很详细”的细节呢？为什么《毁家诗纪》中不详加引用，且一直不予公布呢？看来只是“乌有”，“猜测”、“推论”的东西终究是拿不出来的。
郁达夫1938年12月携带王映霞、郁飞南下星洲，将手中信件全部移交给陈仪秘书蒋受谦和一位书记代为收藏，即马汉茂在《广角镜》第112期所刊的信件，但其中并没有“三封情书”，是否本无“同居”之事，不便交别人代管而先毁弃不存？
至于“三十七万港币”，此处说是他人来信告知，以后又说是“听人言”。到底是“他人来信告知”，还是“听人言”？前后说法不一，互相抵牾。我们只能理解为全是臆测、生造出来；前面如何编造，后面连自己也忘记了，所以就一下说“写信告知”，一下又说是“听人言”了。王映霞于1938年10月24日在汉寿给郁达夫的信中说：
你喜欢听传言，我自然不能管，不过自此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是有身价的了，我永远都记得“有人赠我三十七万余元港币”这句话。请你去谢谢告诉你话的朋友，这样秘密的事情又偏会给他——你那位忠心的朋友知道，到今天，我始知道你朋友的本领不小，而且你的这个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家庭的生命，亦许就会断送在你朋友的口里！
……
以后我是喜欢钱了，你记住，这方法又是你教我的！对你已无话可说！即此愿你多听些人言！
事情再明显不过，所谓“同居”的事，所谓“三十七万港币”的事，都是郁达夫听人“传闻”，加上他的“文学的想象力”心造的所谓“事实”！
由于刊登了郁达夫的《毁家诗纪》，《大风》第30期轰动香港，轰动大陆，也轰动了新加坡，连连增印了四次。当《大风》刮到了星洲，王映霞看到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当天晚上起，王映霞给了陆丹林写了信，希望《大风》也能刊登她的《答辩》。《王映霞自传》说：
1939年3月5日在香港出版的《大风》（十日刊）周年特大号寄到了我的手里，使我马上读到了郁达夫的所谓《毁家诗纪》。读了一遍，再读一遍，觉得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目力。如果撇开了事实而专看这十几首诗的话，实在是写得清新流利，哀婉动人，是近代以来中国诗坛上难有的杰作。
我关上房门，一个人坐在里面很久很久，大约从白天坐到黑夜，等电灯亮了，我才提笔写，写我心中要说的话，要诉的苦，这就是《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这两篇文章，两封未完成的信。
写好之后，我亦寄给了《大风》的编者，请他发表。这时候天快亮了，我于书信写完后，才深深地透出了一口气。
“东飞伯劳西飞燕”，大风终于刮得劳燕分飞。此后的事情，自然是离婚了事！郁、王结合12年，终于降下了帷幕。郁达夫后来在新加坡又经历了两场恋爱，最后在印度尼西亚同何丽有结了婚；王映霞则取道香港回到重庆，同钟贤道结婚。
柳亚子对郁达夫的《毁家诗纪》，直言郁达夫的不是。在两次致陆丹林的信中说：
达夫发表《毁家诗纪》，鄙见初不为然，因渠既与映霞复合，偕赴星洲，即不应再提旧案，以伤弱者之心，宜映霞之不平也。且达夫指映霞为“下堂妾”，亦有侮辱女性之嫌。
今读映霞之文，所言如果属实，即并非映霞对不起达夫，而实为达夫对不起映霞矣。不过以弟的愚见，在此抗战时代，个人恩怨，均宜一笔勾销。
胡健中在《郁、王故事余沥》中则讲了两个历史故事：
第一，“君等之招物议，由于达夫之过分歇斯底里，亦由于绍棣之冷漠，往往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君当年之绝代风华，亦蛾眉谣诼之所由起……考汉朝有一名直不疑之大臣，被控盗嫂，又为人诬掴其妇翁之颊。嗣经朝廷彻查，直不疑并无兄长，亦独身未娶。世之多嫌，古今无二”。
第二，“欧阳修因为作了两首江南柳词，词中有‘叶小未成荫’和‘当时相见已留心’之句，便被诬指有盗甥之嫌，就是说他和住在他家的幼小外甥女有染，事涉乱伦，聚讼纷纭。据考证，诬指他的人是钱惟演。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对吴越王钱镠、钱俶父子（按：实为爷孙）批评不佳，钱惟演是钱氏后人，乃为一箭之报”。
易君左则以调侃的语言风趣地说：
（我们）不能责备一个“佳人”为什么不爱一个“才子”。再讲王映霞这位有名的“杭州小姐”，远到几百年前，假如唐伯虎揭穿了秋香的隐私，哪里能流传“三笑姻缘”的民间佳话？
很明显，柳亚子比较相信王映霞；胡氏借历史以为有人诬指王映霞，乃为私仇；易君左随时调侃，但批判的锋芒明显对准郁达夫！
（一六）伟大的爱国者与杰出的诗人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交汇点，与社会之联系十分深广。有政治的，经济的，国家的，民族的；有哲学的，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有社会的，家庭的，亲属的，友朋的。总之，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到个人学业事业，恋爱婚姻，收入支出，柴米油盐，孩子教育，等等……将人捆在“社会”的这辆战车上，一直往前走。有的人走得好，爬得高，登上了高坡；有的人虽然走的是平地，但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理想与前程追赶；有的人由于社会、家庭、朋僚，以至个人性格行为上的种种原因，以及许多偶然性因素，生活道路却十分坎坷。但是，不论是登高、平地，还是坎坷，都集中表现在一个人的事业、婚姻、家庭和最后的归宿上。
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能割裂，更不能只看他某一个方面，必须对其主要方面进行合情合理的解剖。正如本文开首所言，郁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抗日烈士；新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诗词、散文有杰出成就；但生活作风上浪漫胡闹，某些地方甚而近于颓废；爱情上自私、妒忌，有强烈的占有欲，保留着世纪末一位旧式才子诗人文士的本相。本文最后部分，拟对郁达夫在政治及其爱情生活上作一简要的论评。
政治上，郁达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是值得中国人民永远记住和钦敬的革命烈士！正如易君左在《我所认识的郁达夫》中所说的：“他生于国家民族内忧外患之时，死于国家民族危亡颠沛之际。”他是“对国家民族热恋着的爱国诗人”（刘心皇《郁达夫与王映霞》序）。
郁达夫的第一部小说《沉沦》，就借小说中人物，从心底发出呼喊：“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综观郁达夫的一生，一直跟自己国家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下录郁达夫《丁巳日记》数则，以见其爱国情感之所由始：
1917年3月15日：
午前听藤冢先生讲中文，嘲骂中国人颇不能堪。欲作书与校长，使勿再轻狂若此，恐反招辱，不果。午后读罗曼·罗兰哲学警句，曰人生非若春日蔷薇，乃暗暗中无穷之战斗耳！万苦艰难欲沮丧我，然我决不欲为所服。
1917年5月31日：
午前，为日人某嘲弄，笑我国弱也。此后当一意用工，以图报复也。
1917年6月3日：
予已不能爱人，予亦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欲保命不可不先保国，不见彼印度、朝鲜、犹太、埃及人乎，彼亦犹人也，而为人所杀戮、轻笑者何也？无国故也。呜呼！彼辈生后已不识祖国之土地，忍泪吞声，甘心受人侮弄宜也！若予则生及季世，目见国事之沦亡，岂得瞑目学愚，甘心受人辱骂乎？吾不能也；宁死耳，吾不能学此也！
上引可知，郁达夫之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不是偶然的，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尽日本人的凌辱，对比了自己国家的弱小，认识到“国即予命”，“欲保命不可不先保国”，从而从心底发出：
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
爱国像一条红线，贯穿了郁达夫的一生。特别是抗战时期，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几年内，郁达夫的爱国思想获得了升华，主导了他牺牲前的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
1936年2月18日，在福州与日人《闽报》社长松永荣一起喝酒，借醉酒而直斥“日本人侵略的不该”。
1936年11月11日，郁达夫以学术讲演和为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的名义，单身赴日本，动员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宣传。
1937年10月至11月，郁达夫任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
1938年1月，得知母亲在日军攻占富阳时冻饿而死，作挽联：
无母何依
此仇必报
1938年3月下旬至武汉任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作《感时》七
律云：
明月清风庾亮楼，山河举目涕新流。
一成有待收斯地，三户无妨复楚仇。
报国文章争李杜，攘夷大义著春秋。
相期各奋如椽笔，草檄教低魏武头。
1938年4月3日，郁达夫被推为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研究部主任及《抗战文艺》编委。
1938年4月14日至5月3日，至郑州、台儿庄、徐州等前线劳军。
1938年5月9日，郁达夫作《日本的娼妇与文士》，直斥昔日好友、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在电影《亚细亚之子》中的无耻诬蔑。
1938年5月14日，与茅盾、老舍等文艺界著名人士共同签名《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正告周不要堕落成为汉奸文人。
1938年6月下旬至7月初，奉命到浙东、皖南前线视察。
1940年3月24日，上海各界举行郁达夫长兄郁曼陀追悼大会（按：1939年11月23日，郁曼陀为日本特务暗杀），郁达夫挽联云：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1940年4月，郁达夫发表致日本文艺批评家新居格的公开信《敌我之间》，阐明自己的抗日立场。
1941年3月，郁达夫领衔发表《星马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反对投降妥协 坚持团结抗战》。
1941年12月，郁达夫出席星洲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被推为团长，并领衔发表《星华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
1942年1月6日，郁达夫出席星华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被推为主席。
1942年6月，郁达夫被日本宪兵发现精通日语，强征为日军武吉丁宜宪兵队通译；在任职期间，以种种方式营救抗日人士和华侨。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掐杀，抛尸于距离武吉丁宜七公里处的丹戎革岱的荒野中。
195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一个热爱自己国家、人民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不可能没有深刻的表现。他的文学创作，不管是诗词、散文，或者小说，大多充满着感伤的情调。这是生于“季世”，又找不到拯救国家、民族的方法，以及对国家与个人前途、爱情深感无望的悲哀。诚如郭沫若在《郁达夫诗词抄》的《序》中所说：
达夫毕竟是一个倔强的战士，他热爱祖国，衷心希望中国人民能得到解放。尽管他一生的遭遇那样不幸，但不幸并没有压倒他。虽然有些迂回曲折，他毕竟不屈不挠地在从事着进步的工作，并把自己的感伤凝结成为诗词文章，为时代、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
达夫曾说过：“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郁达夫的小说，从《沉沦》开始，到《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直到1935年11月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出奔》，其“自叙传”的色彩在不断减弱。但总的看来，以自我经历的情事为题材，以感伤情调“为时代、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乃是郁氏小说的最主要的特征，这在新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他的日记、游记，他的散文，不用说也是时代和自己的“忠实记录”。
至于他的七言律绝，在20世纪，除了毛泽东和鲁迅两人，少有可媲美者。其特点仍然是以“感伤凝结”，成为时代和郁达夫个人的“生活记录”。
中国文学是抒情的文学，这抒情文学即以诗词、散文为代表。即便明清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兴起并盛行以后，其曲文和穿插的诗词，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郁达夫的创作是“形表上的新文学，骨子里的旧传统”。而七言律绝是其创作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抒发心中的感受，和自我在社会、人生中的哀伤、无奈和悲慨。
《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以“愁苦之音易好，欢娱之辞难工”，所谓“愁苦出诗人”，“悲哀出诗人”，“愤怒出诗人”，此之谓也。
郁达夫生当清季民初，国弱民贫，列强侵侮，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亦“乱世之音哀以思”。
1915、1916、1917三年中，中国政局动荡：袁世凯称帝；蔡松坡、唐继尧通电全国，组织护国军声讨袁世凯；张勋复辟；12岁溥仪又称帝；段祺瑞组织非法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暂时稳固；孙中山开展护法运动……政治形势有似走马灯。郁达夫虽在东瀛，而心挂祖国，作《感怀》《秋兴》等诗以寄意。其《秋兴四首》之一云：
桐飞一叶海天秋，戎马江关客自愁，
五载干戈初定局，几人旗鼓又争侯。
须知国破家何在，岂有舟沉橹独浮？
旧事厓山殷鉴在，诸公努力救神州。
这使我们想起了陆放翁诗“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想起了文天祥的《南海》诗云：“一山又一水，无国又无家。”而郁达夫的诗似乎更加伤感，这是身处“军阀的专权”、“故国的陆沉”、“异乡的屈辱”造成的身心的痛苦。他在《忏余独白》中说：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个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深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乎所感所想，所经所历的一切，概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
可见郁达夫正是将国家民族的灾难，人民生活的困苦，与一己前程的渺茫忧伤，移情于诗歌创作中去。这就是郁达夫诗歌充满了伤感、忧患的本质的原因。
到了卢沟桥事变前，郁达夫时常借酒赋诗，在酬答中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1936年2月18在日本人《闽报》社社长松永荣家喝酒，除了斥责日本人不该侵略中国外，并酬答曰：“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其《赠枙华报枛同人》云：
民众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
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
郁达夫即使在游览山水之中，亦多抒爱国情怀。1937年游福州于山戚继光祠，题壁云：
于山岭上戚公祠，浩气仍然溢两仪。
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
1938年4月，捷报传山东、山西、浙北数战皆胜，而汪伪政府南京登场，郁达夫作《闻鲁南捷报，晋边浙北迭有收获而南京傀儡登场》诗：
大战临城捷讯驰，倭夷一蹶势难支。
拼成焦土非无策，痛饮黄龙自有期。
晋陕河山连朔漠，东南旗鼓壮偏师。
怜他傀儡登场日，正是斜阳欲坠时。
达夫1938年12月抵新加坡，本意即在“至海外宣传抗日”，有《在黄曼士家见徐悲鸿为王莹绘枙放下你的鞭子枛香姐扮相，有感而作》（二首），其一云：
画里分明戏一场，万头攒动看香娘。
八年自掬伤时泪，祖国能无杀贼狂！
傲世还应凭妙曲，沿街原不为饥肠。
轻盈体态婆娑舞，忍听声声说沈阳。
郁达夫在南洋，时常思念故国。在王映霞离开星洲回国以后，郁达夫与联军播音员李晓音相恋。在《为晓音女士题海粟画芦雁》七绝中，以大雁衔芦北飞，寄托了对祖国的无穷思念：
万里南飞客感深，露香菰米费搜寻。
炎荒怕读刘郎画，一片蒹葭故国心。
诗人思念故国，却最终未能回归故国。日本军国主义杀害了一个爱我中华，亦爱日本人民、日本文化的中国诗人，这是一笔巨大的血债！
1918年，达夫尚求学日本，诗多伤怀，长兄郁华（曼陀）作书，戒以“勿作苦语”。达夫答诗有“非将苦语诉同群，为恨幽兰未吐芬”。可知，郁达夫常因自感学而无成，未能吐露芬芳而心有所希冀与不平；这是他诗作常吐“苦语”的重要原因。与孙荃的婚姻虽为母命，但婚后夫妻感情尚好，每因远别而相思。今存写给孙荃的诗，都寄托了不能相聚的哀思和离别的感伤。《赠名》云：“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寄和孙荃》云：“客里逢春懒上楼，无端含泪去神州。阿侬亦是多情者，碧海青天为尔愁。”《梦醒枕上作，翌日寄荃君五首》其二云：“昨夜星辰昨夜风，一番花信一番空。相思清泪知多少，染得罗衾尔许红。”最为伤感的寄内诗却是《新婚未几，病疟势危，斗室呻吟，百忧俱集。悲佳人之薄命，嗟贫士之无能，饮泣吞声，于焉有作》：
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
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
何当放棹江湖去，芦荻花间结净庵。
在写给王映霞的诗，诚如王映霞所说：“如果撇开了事实而专看这十几首诗的话，实在是写得清新流利，哀婉动人，是近代以来中国诗坛上难有的杰作。”“毁家”之诗，几乎人皆知之，而附录中也将全部引入，此处就可以不谈。这里只举《与王氏别后，托友人去祖国接二幼子来星，王氏育三子，长名阳春，粗知人事，已入小学，幼名殿春、建春，年才五六》一首：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哀社，犹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窗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此诗写得十分感人！可知“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郭沫若《论郁达夫》）。王映霞也毫不怀疑，认为郁达夫“至死”还爱着她。她说：“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王映霞自传》第243页）王映霞曾同笔者谈起郁达夫的诗，她说：“近年来好多次读这首诗，这首诗写得很感人，写到了‘三春各恋晖’，他知道三个儿子都对我有依恋的感情。”
（一七）士大夫的婚恋观与性格悲剧
中国士大夫大多妻妾成群，还时不时地寻花问柳，狎妓嫖娼；在商女中追求刺激，或宣泄忧闷，或寻觅所谓红颜知己。这种行为，不仅不被谴责，还时时作为艳遇传为佳话。杜牧之的“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是诗人、士大夫最典型的狎妓行为。虽然自诩“梦觉扬州”，却不过几年光景，他又想在湖州再纳小妾，只是“绿叶成荫子满枝”而作罢。而且不仅是风流才子，即便是沙场英雄如辛弃疾，也视狎妓为寻常，“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行为，法律上也允许士大夫阶层买春买笑。
至于说到纳妾，即使不说妻妾成群，但正妻以外，有一两个小妾的却是十分普遍。有的跟在身边一辈子，已经转化为亲情，如朝云之于东坡；有的只是视同“戏子”、佣人，如樊素之于白居易。士大夫有许多小妾，到年龄大了，一般就放她们回娘家，或赠人，或换物，或卖掉。就如东坡，在写给朝云的诗《序》中就说：“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古代士大夫以恋情诗咏妻室者少，且大多限于寄内、忆家、悼亡；而艳遇、婚外恋情之诗则不仅数量多，而且尽妍极态，情意缠绵。这使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种大胆的见解：士大夫中大多数人的恋情并不在妻室身上，而在于小妾、歌女、女冠或偶然相遇相悦的女子身上；对于父母之命、明媒正娶的大妇，则往往只作为家庭主妇和传宗接代的工具。
郁达夫毕竟有别于士大夫，其时西风已经东渐，且郁氏毕竟经历了留学和五四时期科学、民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观念的熏陶和影响。因此，不能把郁达夫的婚恋观念完全等同于旧式士大夫。但是，中国当时毕竟还在新思想传播的初期，旧的观念不可能一下子消失。郁达夫在对旧式婚姻感到不满足的情况下，兼之他的“自我型”、“浪漫悲情型”的人格特征，就决定了他在婚恋观念上跟不上他的政治观点和文学创作，他的思想、行为中不可避免地残存着浓重的士大夫的婚姻观、妻妾观。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婚姻状态、特定的人格类型的情况下，他遇上了深受五四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潮影响下的新女性王映霞。这种偶然的邂逅，使他们两人都缺乏婚恋和结为夫妻的思想准备。
郁达夫之狂追和迅速退潮，“其来也如暴风骤雨，飞沙走石，势不可挡；其去也如行云流水，影沉寒碧，瞬即消逝。不过积累多了，终会酿成痈疽，溃裂只是旦夕间事。《毁家诗纪》的发表，就是在冲动的基调上导致的”（《风雨茅庐外纪》第161页）。
首先，郁达夫起始就不应该不顾后果、不顾一切地追求王映霞（当然，王映霞本也就不应该答允），他和孙荃虽非自由恋爱，但是感情还是真挚、深厚的。这有郁达夫的日记和赠诗、酬和可证。他并不准备同孙荃离婚，事实也仅是暂时的分居。郁氏在与王映霞结婚不到四年时，对王映霞的爱就已经感到平淡，甚至厌倦了（按：王映霞称为“达夫情感的倒退”），与王映霞的婚姻很快出现了“裂痕”。终于在1932年2月10日回到富阳与孙荃重续旧爱。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孙荃予所欲也，王映霞亦予所欲也！”这就是郁达夫士大夫式的婚恋观念。所以，他对孙荃的爱情消退了，就狂追王映霞；他对王映霞的激情趋于平淡之后，又再与孙荃恢复旧情。他的观念和行为表明：文人是可以既有妻子，又有小妾的；可以承认两头都是大妇，再以娼女作为性事的补充。
我们姑妄称之为“士大夫的婚恋情结”，如此而已！
其次，郁达夫对两性的婚姻与爱情的理解，很狭隘、很自私，具有强烈的占有欲；自己可以多妻，还时时狎妓嫖娼（按：不管是与孙荃结婚的前后，还是与王映霞婚前、婚后，或尚未离婚之前），而对于王映霞与许绍棣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柏拉图式的恋情”，却是绝对不允许的，其耿耿于心，如芒刺在背，又似骨鲠之在喉，不吐不快。兼之多疑、猜忌、暴躁、易怒、出尔反尔、我行我素的性格，遂有刊登“寻人启事”、“道歉启事”，多次“悔过”之后，最终还是将《毁家诗纪》公之于世的行为。据美国一位友人提供的郁达夫1938年10月14日《致王映霞信》，就嘲讽她“这一颗已经许了他人的心”，王映霞经不起嘲讽，在信的夹缝中批了几个字：“全是你的废话，你又在惹我发脾气了。”（见附录“美国友人收藏郁达夫、王映霞未刊书信”王映霞的“批语”）
王映霞在当年7月9日已经“具印”一张短札，坦承错误：“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此等情事，实与夫妇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按：这种“错误”，比起郁达夫寻花问柳、狎妓嫖娼应该说不算什么）王映霞话说得很诚恳，然而郁达夫对此并不原谅，认为王映霞的“心”已经“许了他人”。
这也太过于狭隘了！根据性心理学家的调查资料，夫妻之间的“精神出轨”是经常的事。独裁的统治者是不许臣下“腹诽”的，狭隘的丈夫或妻子是不允许妻子或丈夫“腹恋”别人的。
佛罗姆说：“爱有四个构成要素，关怀、责任、尊重、了解。”虽然未必全面，但如果能做到这四样，一般说来，夫妻便不至于反目。
一位哲人说过：“爱是付出，爱是没有条件、没有代价的。”我们自然不能要求郁达夫对王映霞都“没有条件、没有代价”，这，郁达夫做不到。
还有人说：“爱一个人，就要尊重你所爱的人，相信你所爱的人，经常为你所爱的人设身处地地想：我相信她吗？我尊重她吗？我关心她吗？我为她付出了吗？”郁达夫没有为王映霞设身处地想一想，对她的人格很不尊重，否则，《寻人启事》《毁家诗纪》也就不会刊登和发表了。
又有人说：“相信你所爱的人，是你有自信的表现。”郁达夫时常“自卑自贱”，对自己和王映霞的爱情缺乏自信，因猜测而疑虑，而嫉妒，最后不调查，不分析，就相信挑唆者的“人言之啧啧”。
更有人说：“爱是为了给所爱的人一生幸福！如果她（或他）感到离开你比同你在一起更幸福，那就应该选择离开。”也不能这样要求郁达夫，因为他的爱情婚恋观还停留在世纪末的士大夫阶段。但是，在郁达夫的年代，就有一个人这样做了，那就是杨之华的前夫沈剑龙：当杨之华告诉沈，自己爱上了瞿秋白，沈剑龙就很坦然地选择离开，祝福他们。1917年11月6日，瞿、杨在上海举行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爱情，常人很难做到，亦不能要求郁达夫这样做。但是，如果郁达夫在婚姻、爱情面前稍微豁达一些，就绝对不至于“毁家”。
从《毁家诗纪》的写作日期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郁达夫准备“毁家”，不是到新加坡以后的事，而是早已下了决心。《毁家诗纪》除了最后的《贺新郎》词或许是到星洲以后临时加上去的，其余19首诗全都是1936年至1938年离开福州赴新加坡前所作。如第九、十、十一、十三这四首诗，就是发表在1938年8月22日香港《星岛日报》上的，而当时却正是他刊登《道歉启事》（7月10日）之后，与王映霞“和解”不久，同在汉寿的时候，就背着王映霞偷偷发表了。
查郁达夫9月22日才离开汉寿去福州，那么，香港《星岛日报》所刊的四首“毁家”诗，就是在汉寿时所作，其中第四首明确说到“而今劳燕临歧路”，而王映霞却还蒙在鼓里。
而9月22日作为妻子的王映霞，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对郁还是十分思念和关切：
大约是我的命运应该孤独的吧，否则为什么刚刚有些静下心情时，而你又偏偏须远行？此信到时，只盼你已在福州，或者已决定了我们的行止。
9月27日信又云：
……警报又来了，传说敌机已到长沙，想来你廿四，至迟廿五总可以离长沙去南昌的，不然又将为你添愁添虑，此时出门真靠不住，所以我总梦想着什么地方都能与你同行来得好些，并非我能防止空袭，与其老远在为你担心，倒不如大家在一起受惊来得痛快。
上引可知，郁、王夫妻大吵大闹之后，王映霞并未改变对郁达夫安危的关切之情。
综上所述，“郁王婚变”、夫妻解缡的主要原因，是郁达夫那种过时的、落后的婚恋观念和性格悲剧。当然，也有政治的、派系争斗的因素的介入，不过这种政治派系酿成的社会悲剧，正是通过郁达夫的婚恋观和性格悲剧而起作用的。
第三，《毁家诗纪》发表以后，离婚协议也已经签了，到了最后离别的关头，王映霞仍尽了做妻子的责任，并且留有余地；只是郁达夫已经无法“回旋”，不想“修补”了。《王映霞自传》“终于离婚”一节说：
合法的离婚手续已经完备，我已经是一个可以自由的人了。但我还要作最后一次的试探，我就提出三个孩子的教养问题，我说：“由我来管，请你负担教养费用。”他不愿接受我的建议，他切断了我和他中间这仅有的一条联系的线。
……
在我离开星洲上船时，郁达夫还在报馆里办公，我就留下了这样的一封最后的信给他：
“我马上要上船了，一切手续也都办妥，你们报馆里知道我缺少路费，听说预备送二百元来，这是我首先应该向他们表示谢意的。以前的家用中所积余的二十余元，我留下了给你。
“你我结婚十二年多，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还未曾做过一件于心有愧的事情，今后如何，那就要看我的家庭出身，要看我的本质的如何了。当你我共同生活的初时，你不但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给予我许多未曾偿清的债务。就是后来的十二年里，在家庭的经济上，我亦曾作过许多东凑西补的安排。而今天我所留下给你的，债务是没有的，你已经有足够开支的固定收入。你是饱受过经济的苦楚的，当你在尽情挥霍之时，望你总要顾到三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虽然他们都是从艰苦朴素里成长起来，毕竟他们都还在学龄，没有自立的能力，父亲若不以身作则地来管教，又让谁来管教？
“你的日常用品和衣服之类，全都放在原处未动。另外还有几套新的衣裤，是我在前些日子里为你赶做成的，你应该自己处理。我只带了几件自己的替换衣服走，留着的，随你安排。”
读王映霞留别郁达夫的信，让我们很自然想起唐诗中陈玉兰的诗句：“寒到君边衣到无？”令人感喟！马上就要“劳燕分飞”了，王映霞仍留下她最后的情意。从她给郁达夫写的最后的信中，不难看出在她的心底，还是爱着郁达夫的。她知道郁达夫一个人是不懂生活、不会管钱的人，全家只剩下二十多元，她留给了郁达夫；临走前几天还为郁达夫赶做了几套新的衣服；殷殷嘱咐不能胡乱“挥霍”，要为三个儿子的教养负起责任。郁达夫是没有领会，还是故作懵懂？如果他知道王映霞的心意，而不声不响、不见不送，自己一个人照常在办公室里，那郁达夫还是一个“忍人”！
看来，郁达夫对于爱情非常自私和任性！他一心所想，只在占有对方的爱，这是一种“自私的爱”；不顾对方的感受，刊登《寻人启事》，发表《毁家诗纪》，丑化所爱的人，更是一种“任性的爱”。所以王映霞在几十年后曾感慨地说：
我与郁达夫共同生活过十二年，在他短促的五十年生命里，这是一段并不太短的历程。一直到我离开新加坡时为止，他都表示并没有不爱我。但在我看来，如果说他的确是还在爱我的话，恐怕也爱得不够平和，不够柔丽。我是无法来领受这种方式的爱恋的。（《半生自述》，浙江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学丛刊1982年第3期）
郁达夫和王映霞这对冤家，终于在异国他乡结束了他们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令人惋惜，也令人感叹，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毁”了！
笔者作此文，本意不在“直郁”或者“直王”。只是想考证清楚这桩文学史上未了的公案，同时也想提醒天下的有情人，在爱情来临的时候，不能自私，不能任性，要检点自己的性格上是否有缺陷？不要以为“自由恋爱”就能白头偕老，直到永远。爱情是需要呵护的，不断培植，才能使它根深叶茂，开花结果。在“郁王婚变”中，双方的性格上都有悲剧因素存在。这个家之最终毁了，散了，是早在郁达夫抛弃孙荃，而王映霞应允郁达夫求爱时就已经潜伏着的了。当然，王映霞也是有责任的，笔者在前几节中已经论述过，如果一定要分清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那就套用中国人爱用的“三七开”吧，郁达夫负有七分的责任，王映霞也应负三分吧。
予生也晚，对于前辈如有妄加评论之处，说错的地方，万望郁、王两家的子女及其后人，有以谅之。
最后，笔者借陆放翁《游邻村舍舟归步》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愿郁达夫、王映霞在天之灵无有“身后是非”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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