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社会整合中的价值

没有人会不喜欢品行的优雅与高贵，然而所谓的优雅就是美德的习惯化而已。如果我们认为素质教育的实质就是追求美德的话，那么，也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人不喜欢素质教育。然而现实的吊诡之处却在于，人人都喜欢的事物，推行起来却是异常困难，问题出在哪里呢？这才是检视素质教育时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按照人们选择事物时的心理偏好来说，一个理性的人做出抉择是依据事物的价值排序来确定的，即一个事物对自己越有价值，则越容易被首先选择，那些相对价值较小的事物则被排挤到选择的边缘。所谓的价值序列，按照哲学家诺齐克的说法就是：“在这一传统的存在的巨链上，等级排序也能通过每一事物表现的有机统一性程度来加以理解。因为它的进化程度更高，所以进化就高级，就更有价值。”^[2]换言之，价值究其实质而言，就是事物与个体的结合度问题，结合度越高价值越大，反之亦然。在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出明显的“类霍布斯效应”的背景下，缺少素质（美德），对于个体而言不是致命的，也就是说，社会的“类霍布斯效应”加剧了美德与个体的分离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素质教育比不过中小学奥数教育的秘密所在，因为奥数有助于学生们在考试中获胜，而拥有良好美德却无助于考试的成功，甚至会耽误专门知识的学习。从这个现象中，我们可以粗略看出素质教育在推行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即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分裂。奉行“类霍布斯效应”的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效率优先原则，由此衍生出一套工具理性主导下的评价体系，在这套体系里，最基本的生存指南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就其理念基础而言，这是一种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在此纲领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演变为可以原谅的行为和选择。素质教育的困境也再次提醒我们，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它的核心主旨是对个体获得的技能知识的估价核算问题，即它只关注学习与教育对于个体的资本积累的作用，最终市场以个体拥有的学术资本的多少再给予相应的回报。这是学习与教育的典型外在价值的体现，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根本没有关涉到学习与追求美德的内在价值问题。学习的内在价值成了一种没有根基的存在：没有人明确反对，也没有人主动践行。因此，解决素质教育遭遇的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就在于：改造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在评价体系中提供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渠道，当内在价值也能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明确回报的时候，素质教育就有走出困境的可能。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指标，即素质教育的价值弹性系数，简单地说，就是内在价值的收益变化率与外在价值的收益变化率的比率，用此衡量一个社会的素质教育程度（美德程度），如果素质教育的收益率远远小于技能教育的收益率，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功利化非常严重的社会，竞争惨烈，进而毁坏道德与规则，社会秩序容易出现失范现象，当下的中国就是这种模式的一个典型。今天中国社会的失范现象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各种违背道德与规则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一切已然说明进行素质教育的迫切性。当素质教育的价值弹性系数接近于1时，意味着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处于均衡状态，这是一种理想化状态。至少，我们应该做到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比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形，换言之，素质教育的可见目标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形成做一个追求美德的好人不吃亏的态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彰显素质教育的内在价值？

如果我们把人的活动空间分为三部分，即私人领域、社会领域与公共领域，那么，追寻美德在私人领域的收益就是能够获得内心的安宁，这是最大的无形收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人的灵魂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理性、勇气和欲望，追寻美德可以唤醒沉睡的理性，提升勇气，抑制欲望，在一个功利化的喧嚣社会，内心的安宁对人生而言是最大的幸福。在社会领域，人与人之间存在广泛的社会交往活动，而践行美德有助于降低社会生活的交易成本，达成普遍的信任与共识，形成和谐的交往秩序。比如遵守诺言、捍卫诚信与契约精神等，这些美德的存在就是一个健康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条件，否则社会秩序与规范的效率是不可想象的。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一个脱域社会的运行建基于两套系统：专家标志与象征系统。对于专家标志系统而言，基于个人的美德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前提；对于符号系统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形式，它应该满足城邦的第一美德——正义，否则其运行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正是基于美德形成的这两套系统，维系了我们的本体性安全，以及尊严与荣誉。

在一个美德严重匮乏的社会里，美德的稀缺性无形中促成了美德的内在价值处于溢出状态。这就意味着，在一个不讲诚信的社会里，由于整个群体大多不讲诚信，从而导致个别讲诚信的人获得更多赞誉。而实际上，讲诚信仅仅是坚守美德的底线而已，但是，此时美德获得了超额价值。从这意义上说，在美德稀缺的社会里，坚守美德是能够获得超额内在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在价值的，对个人而言，这就为素质教育的开展留下了无数可能的空间。为了使素质教育真正运行起来，在整个社会层面应该着力打破“类霍布斯效应”的影响，为此必须改变目前的功利主义的评价体系，使评价体系中加入更多的价值理性的要素，凸显美德在考评体系中的权重，以此呼唤每个人内心中久违的神圣感，从而让受教育者从他律走向自律，这是获得心灵自由的一条捷径，也是康德提出“头顶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律”的深意所在。同时，通过美德教育，也为社会转型提供必要的基础与准备，这正是未来推行公民教育的前提。很难想象一个不追求美德的社会能够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所言：“我们说，国家是社会思想的器官，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思想均来源于国家。其实，这里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来源于社会的集体大众，并散布于大众之中，它由各种情感、理想和信仰组成，社会采用集体的方式创造了它，并随时间的推移，渗透在每个人的意识中；第二类来源于国家或政府这种专门机构。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3]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对于美德的不懈追求，促成了一个好的社会的形成；而一个好的社会由于坚决贯彻城邦的正义美德，又有力地推动了个人对美德的追求与热爱，这是一种良性的宏观互动。让美德的拥有者因为美德而获得回报，一切美德的红利必须得到国家的保护与承认，这是国家或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一个族群而言，没有精神生活的繁荣是另一种贫困。基于此，推行素质教育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