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愿终身为记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举国惊愕。一周后，西安城上空，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当然，时局虽严峻如酷冬，令国人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但那年的冬天却还没开始下雪。从天而降的，不是雪花，而是飞机撒下的一张张雪白的纸片。准确地说，是一封《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

此信原发表在《大公报》上，由总编张季鸾亲自操刀。信写得真挚恳切，入情入理：“……（东北军）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唯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地拥护中国……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

无数将士捧信痛哭。信柔化了从东北逃难而来的军人的心，特别是“带头大哥”张学良。公开信发出一周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这封不到两千字的公开信，着着实实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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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但他的童年是在孔孟之乡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考中进士后以知县分发山东。张父为官清廉，虽不富有，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张季鸾也沿着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按部就班地前行着。

上天只需动动小指头就能轻易毁掉人们的幸福。张季鸾十三岁那年，上天毫无预兆地收去了他的父亲。父亲去世后，家无长物，张季鸾随母亲扶柩返回故乡。“一路风雪向榆林”，三个年幼的孩子与一个小脚的中年女人，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历经千辛万苦，只为圆父亲落叶归根的心愿。故乡是陌生的，几间旧屋，虽遮蔽起一方家院，可家已一贫如洗。在那个丈夫如天的时代，夫亡，无异于天塌，好在望子成龙是母亲们的普遍愿望，而他那小脚的母亲，是个非常有智慧的女子，她不仅没被压垮，没有茫然无措，还毅然决然扶柩回乡，可见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张季鸾得以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后到省会西安应试，又深受学台沈卫赏识器重，才有幸获得推荐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这个孤贫少年的命运从此改变。

在日本，张季鸾勤学苦读，他攻读政治经济学，课余主编《夏声》杂志，鼓吹革命，并常为国内报纸写稿。他的人生，自此与记者这个行当结下不解之缘。他立志当一名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留学日本五载，他好学深思，对日本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社会思潮、风俗人情，尤其是明治维新后的变化，都做了深入研究。他的日文水平相当高。在中国留学生中，日文写得流畅清丽的，首推张季鸾的论文和戴季陶的书信小品。在日本期间，好多友人邀请他加入同盟会，都被他婉拒：“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可以宣传自己的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这大概是他“报人不党”的思想发轫。

张季鸾

学成归国后，张季鸾先在乡贤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民立报》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报纸。辛亥革命后，经于右任推荐，他担任孙中山秘书。他那雄健的笔力、端庄的行文，颇受孙中山青睐，洋洋千言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让世人惊艳，但他一直自谦，说那是孙先生的旨意，他只是代笔。孙中山的就职仪式，他及时向《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盛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的新闻专电。

从政绝非张季鸾本意。随着孙中山无奈去职，他也甩手离开，重操旧业。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秘密向英美等四国借款，伺机向南方用兵，镇压“二次革命”，并一手策划刺杀宋教仁。张季鸾得知，愤然挺身秉笔，在报上揭露真相，当晚他就锒铛入狱。出狱后，他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民信日报》总编辑、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和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他的直声、文名天下闻名，但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新闻行业的外在环境恶劣，张季鸾的磐磐大才，一腔热血，仍无施展的舞台。1917年，他又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真相，再度身陷囹圄，一关就是半年。出狱后，他“不思悔改”，继续揭秘，撰写发表了《铁窗百日记》长文。于右任曾评价他：“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他曾遇到可以发大财的机会。1925年，由同乡好友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推荐，他被任命为陇海铁路会办。这是当时数得上的肥缺。结果，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就拂袖而去，说：“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他随后去了天津，一时无固定工作，仅凭稿费维持生活，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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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园丁需要一块花圃，英雄需要用武之地，有一张自己做得了主的报纸，是张季鸾多年的心愿。1926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位都曾留学东瀛的老友风云际会，志趣相投，决定接办下来，做一番事业，办“新记”《大公报》。

吴鼎昌出资五万元，任社长，只负责采购白报纸，不过问具体社务；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揽经营及人事大权。报社大政方针，三人商而后行；有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各不相同时，以张季鸾意见为准。为保持报社的独立性，拒绝接受外股投资。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五万元赔光了事。为此，张季鸾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简而言之，“不党”就是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不卖”就是不以言论做交易；“不私”就是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这是中国第一次由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旗帜。在后来十五年的办报生涯中，张季鸾不仅一再重提“四不”方针，且忠实履行了这一庄严承诺。

张季鸾也没有料到，他们不但没有赔光本钱，而且短短几年就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成为新闻行业的一面旗帜，一纸风行，朝野侧目。出色的经营方式，让报社赚得钵满盆盈。更可贵的是，报社人才辈出，王芸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徐铸成、萧乾、范长江等一批报界干将脱颖而出，令同行羡慕不已，这些人才，同时也是报社笑傲江湖的根本源泉。吴的资本、胡的经营和张的文笔，像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带着《大公报》驶向辉煌的巅峰。

张季鸾深知要实现“四不”方针，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因此，在接办《大公报》初期，张季鸾就决定写评论不署名，并一直奉行不悖。“四不主义”在写作上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他始终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以文人论政而不参政的方式，臧否人物，议论时弊，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的报道和有胆识的评论。他曾有“三骂”脍炙人口，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二骂汪精卫“好为人上”，三骂蒋介石“不学无术”。面对蒋介石连续多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算得上冒天下之大不韪。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家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命。1935年，在国民党的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却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真相。为此，蒋介石把张季鸾叫到官邸训斥，两人大吵一架。

张季鸾对于国家的忠贞并不是做喜鹊，而是做乌鸦，做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啼鹃。他的文章情文并茂，字字经得起推敲，并不像他自己所说“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大公报》元勋徐铸成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张季鸾的文章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张季鸾曾传授给“接班人”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在主笔《大公报》的十五年里，张季鸾大多是这样度过的：“深晚，他才回到编辑部，着重要稿件，审阅小样、大样，然后写社评。写前，必先问排字房有多少社评地位。他有这样的本领，写得刚刚排满，不用抽条，也不要加条，而读时，则完全看不出有故意压缩、言有无尽或故意拉长的痕迹。写时，不仅一气呵成，常常因为时间紧，他写好一段，就先裁下付排。最后，全文写完，打上小样，再加润色。有时，来了最后消息，社评必须更改，他也能在原行数上改动，免于排字房的大调动。”只此情景，便可想象报端那些激扬文字，需要何等才情才能成就。

辛勤耕耘终获回报。1941年，《大公报》获得国际大奖——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这是中文报纸首次获此殊荣。重庆新闻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张季鸾在会上总结说：“即不望成功，准备失败。报人天职，曰忠、曰勇。忠即忠于主张，此则须经过评审研究，不得固执偏见。勇则勇于发表之论，此则时时准备失败，方能做到‘勇’字。”他准备失败的秘诀有双重含义：一是要随时准备与政府或当地官厅冲突，随时准备因报纸坚持自己的言论而失败。二是要随时准备与社会空气冲突，宁愿使报纸的销数跌落也不改变报纸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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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张在日本主编《夏声》杂志，声名初露时，蒋就有所耳闻。辛亥革命前夜，一批批热血青年陆续回国，蒋、张也差不多同时回国，一个操枪，一个捉笔。辛亥革命被“摘桃子”后，已是著名记者的张季鸾因勇敢披露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卖国行为，两陷囹圄，令蒋深为钦佩。但张季鸾对蒋介石下笔毫不留情。1927年，蒋介石事业初成，新婚宴尔，春风得意。不意张季鸾先后发表《党祸》、《蒋介石之人生观》两篇文章，结结实实地给了他当头一大棒。尤其是后文，他斥责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张氏文章冷嘲热讽，淋漓尽致，砸到痛处，正中要害，让一代枭雄蒋介石彻底领略了张季鸾笔锋的犀利。要说，蒋介石还是有点风度的，他不但没有恼羞成怒，惩罚张季鸾，还下决心结交他。那个年头，遭到暗杀的报人还少吗？百日之内，就有邵飘萍与林白水惨遭杀害，哪家稍微有点骨气的报社不曾被封杀停刊过？

1928年6月，北伐军攻至京津。在老友邵力子和陈布雷的牵线下，张季鸾与蒋介石在郑州初次晤面。初步缔交，双方都还满意。相识后，他们又相处得若即若离。蒋的“文胆”陈布雷曾说过：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器重，除张的文采出众，人品端正，操守清廉外，是蒋“爱屋及乌”。蒋对陕西人印象颇好，是因他在黄埔军校有些学生的“卓著才干”所形成，如关麟征、杜聿明、董钊、张耀明、刘玉章、胡琏、高吉人、张灵甫等陕籍将领，他们曾追随他鞍前马后，南北征战，“忠心不二”。蒋介石曾对人夸奖说：“陕人是龙不是虫。”

郑州之晤后，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好感，对《大公报》的属望日渐加深。他每日必看《大公报》，在办公室、公馆、餐厅各放一份。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想起张季鸾，更想把《大公报》推为全国舆论权威中心。1929年12月2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通电全国报馆，发出求言诏书，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此电一发，无形中确定了《大公报》的舆论权威地位。在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时，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1934年夏天，蒋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紧靠蒋左手席位就座的竟是一介布衣张季鸾，而且蒋还频频给张斟酒布菜，二人谈笑风生，与宴的人莫不有“韩信拜将，全军皆惊”的感叹。

此后，张季鸾参与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内政外交，与闻密切。蒋介石对他言听计从。但当蒋试图延请他正式从政时，张季鸾却委婉又坚决地拒绝了。他没选择走好友吴鼎昌的路子——吴受到邀请后欣然出仕，历任国民党多项要职。“戴盆何能望天”，他要像胡适一样，保持平民身份和民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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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张季鸾是著名的知日派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奋笔疾书多篇社论，既强烈抗议日本侵占东北，又斥责国民党当局误国殃民。他在《大公报》的社论《望军政各方大觉悟》中指出：“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民，一笔误国殃民账实已不堪算，不能算！而今日外患凭陵，兆民水火，国家人格被污尽，民族名誉被毁尽！”他的民族大义、家国情怀，他的忧心和悲愤，力透纸背。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辗转流离，虽仍在困境中坚持出版，但是对于报纸和报人的功效，张季鸾却相当沮丧悲观：“自抗战以来，时时觉得自己的存在太渺小了，也太无用了！人们常夸奖言论界，一支笔抵多少毛瑟，然在这两年大战中，实在感觉一张报还不如一个兵。”严峻的时势使张季鸾个人民族情感骤然迸发，他的言论态度急剧骤转。他深深反思：“夫自由云者，最浅显释之，为不受干涉，其表现为随意发表。是则责任问题重且大矣。国难如此，不论为日刊、定期刊或单行本，凡有关国家大事之言论，其本身皆负有严重责任。”他倡议要保卫民族自由，必须牺牲许多个人自由。此时，在他心中，责任重于自由，个人服从民族。张季鸾审时度势，申明大义：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此后《大公报》一反往日“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的铁骨傲气，表示在汉在渝，都衷心欢迎检查，因生怕记载有误，妨碍军机，并且精神上将这一张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制使用。

张季鸾的突然骤变，不少人以为是对蒋介石的知恩图报，其实，他不过是基于民族大义的考量。日本铁蹄在华夏大地肆意践踏，中国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没有政权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就要亡国。张季鸾觉得，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事业才可达成。张季鸾的这个主张就是“国家中心论”。其实，张季鸾对蒋介石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他曾对好友感慨地说：“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战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他进而说：“当然，我仍希望蒋先生从一党一派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真正成为全民的领袖。建国大业如果在他手里一手完成，可以顺理成章，省事得多。但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自始至终，张季鸾考虑的，都是国家利益。

《大公报》全力鼓吹抗战，激励民心士气，被称为“战时精神长城”。1938年7月，《大公报》发表蒋介石署名的《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此文是张季鸾代笔，其中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更是他的得意之笔。1941年8月，张季鸾病重。在逝世前十九天，即8月18日，接替他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去看望他。当日，正值日寇飞机对重庆日夜“疲劳轰炸”。张对王说：“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说：“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慰国人打击敌人呢？”良久，张季鸾忽然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这样，由张季鸾构思策划，王芸生执笔，产生了这篇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斗志的社论，让无数陷入黑暗、陷入绝望的中国人，重又燃起希望的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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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自蒋介石以下，举凡政坛领袖、学界名流、商业巨头、金融大鳄，皆乐与他为友，并引以为荣。他的友人中有些角色比较特殊，如：西藏的达赖和班禅，都与他互相仰慕，书信来往；戏曲名家梅兰芳、俞振飞都视他为高端票友；“黑老大”杜月笙则称他为“四哥”。

张季鸾信仰并奉行“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报人邵飘萍被张作霖杀害后。张季鸾刚从上海流落到天津，经济上也捉襟见肘。但他慨然相助，把邵的母亲和遗孀祝文秀接到天津，一住就是三年，还每月给她们一百元。在当时，这相当于一个高级编辑的月薪。淞沪会战期间，张季鸾老年得子，人生大喜，亲朋好友、党国权贵，赠送了许多贵重金银饰物作为贺礼。他推辞不得，便集中封存，并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及至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他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悉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

1937年，张季鸾与夫人陈孝侠、儿子张士基摄于香港

张季鸾为人简淡放达，人缘极佳，又特别喜欢扶掖年轻人。1940年前后，他到香港小住养病。当时，港版《大公报》由其得意门生徐铸成主持。徐平时工作忙。一天，徐午时方醒，张打来电话，说：“叔平先生今午邀我吃便饭，请你作陪，你赶快来吧。”当时，季鸾先生已难得写文章。徐到方家时，张笑着对他说：“为了让你安心散淡半天，我今天早晨已把社评写好了。”于是徐偷得浮生半日闲，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下午牌。

1941年9月6日，抗日战争至艰时期，张季鸾病逝重庆，他临终前的遗嘱中有段话感人肺腑：“愿我社同人，痛感时会的艰难，责任之重大，本此方针，一致奋勉，务尽全功；尤宜随时注重健康，以积极精神，为国奋斗。至于余子的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萦怀，不赘言。”他所感念的只有国家、抗战大业和大公报社，至于妻儿，亦无财产所留。一代忧国忧民的报人，终没能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国家昌盛。

20世纪50年代末，台湾海峡彼岸，耄耋之年的于右任为《报人张季鸾》一书作序，慨然题诗：“为报榆林张季子，飘零遗稿竟编成。于髯今日还诗债，怅望中原有哭声。痛心莫论大公报，民立余馨更可思。发愿终身为记者，春风吹动岁寒枝。”此痛此哀，任是挪亚方舟，也载不动了。

张季鸾之与《大公报》，犹如勤勉敬业又技艺精湛的园丁，以笔为锄，侍弄得一圃花卉姹紫嫣红，芳香宜人；他更以一腔热血，在那个雨横风狂的年代，在飘摇晦暗的荒原，扯起一面大旗，让人心在载浮载沉的动荡中，有了方向，有了依傍。他走后，《大公报》便如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注定要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