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问题的提出

“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期间，最先出现“国故”一词的是《国故》月刊的刊名。1919年3月20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黄侃编辑出版了这份杂志，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继承和发扬“文武之道”、“六艺之传”。

这年的5月1日，针对提倡国故的一些人，毛子水作《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1卷5号）。文章指出近来提倡国故的人，“多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国故可以研究，但“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

胡适于8月作《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就“整理国故”发表了两点意见，其中说“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过分地夸大了“整理国故”的意义，甚至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直到后来的文章，他更把这种意义夸大到了极致。

胡适于这年的12月1日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7卷1号），就“整理国故”的主张系统地陈述了他的意见，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十六字做法——“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把“整理国故”作为“再造文明”的一个环节或者说一个重要内容提了出来，这样，“整理国故”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历史任务。文章就什么是“整理国故”和怎样“整理国故”的问题全面地谈了他的看法：“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这就是“整理国故”。因为“国故”而谈到“国粹”，文章指出“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重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在这里，不仅具体地谈了“整理国故”的几个有关问题，并且，把“整理国故”和“保存国粹”区分开来：前者是科学的研究整理，后者是懵懂的接受保存。（《胡适文存》卷4）

胡适于1922年5月7日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一个政治性刊物，从1922年9月3日第18期起，胡适在《努力》上发行增刊的《读书杂志》，每月一期，以研究和整理国故为其宗旨，他在第1期《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中鼓吹了清代学者王念孙父子“校注那许多的古书”的“不老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

鲁迅对于“国学”的抬头，于1922年10月4日在《晨报副刊》发表《所谓“国学”》，说：“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那些出版物，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鲁迅对于“国学”的最初批评了。

郑振铎署西谛发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载1922年10月《文学旬刊》51期）。汪馥泉发表《整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及其它》（1922年10月21日）。

《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于1923年1月10日出版，从这一期起，由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任主编，这一期上，他就发动、组织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专题讨论，在他写的《发端》一文中说：组织这次讨论，其目的想弄清“整理国故对于新文学运动有什么影响”，“到底是反动不是”。发表文章的有：郑振铎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顾颉刚的《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王伯祥的《国故的地位》；余祥森的《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沈雁冰的《心理上的障碍》。

从发表的文章看，都认为整理国故对于新文学运动是有益的，必要的。具体意见留待后面论述。

1923年1月，胡适创办《国学季刊》，并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在阐述了明代以来三百年国故学研究、整理的成绩和问题后，指出：当今研究国故学的方针，应是：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提出“国故学”既应研究“国粹”，又应研究“国渣”。我们应“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上至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有这样，国学才不致沦亡，它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胡适对整理国故的意见是：对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整理，弄清哪些是“国粹”和哪些是“国渣”，以达到真正发扬国故的目的。

胡适于3月4日在《读书杂志》第7期又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个书目是应《清华周刊》编者胡敦元、梁实秋等人的约请而拟的，“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知道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个方法，就体现在这个目录之内，即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的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而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开列183种，读了这些书，可引起初学的人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

由毛子水倡导在先，胡适继之于后，又经《小说月报》发起讨论，再经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鼓动和表态，“整理国故”的完整的意见就出现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里。但是，自“整理国故”提出后，人们就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