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独立的“人本主义”主张

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个性独立的思想主张，伴随着人的解放的思想要求，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开始为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认同，他们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中，看到对人性的扼杀，对人的个性的束缚，对人的人格的摧残，因此起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推崇资产阶级的个性独立自由的人本主义精神。

陈独秀： “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

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他和新文化运动的一帮人士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批判封建的伦理道德，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宣传民主和科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个性独立的思想也是他首先提出并推崇的。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2卷4号发表了他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其中说：

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父兄畜其子弟，子弟养其父兄。《坊记》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

这样简短的文字，却说清了一个大道理：个人独立，是经济学产生出来的必然结果，承认个人独立，社会就会进步。中国以纲常立国，没有个人独立的人格，自然不合于现代的社会。用西方个性独立的社会观念作观察问题的标准，中国的礼教纲常就没有立足于现代社会的理由了。时代精神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胡适： “社会是个人组成的”，“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

胡适在个性独立的意见上同陈独秀是不一样的，陈独秀是从经济问题的角度谈个性独立的必然性，胡适是从社会的角度谈个性独立的必要性。

1918年6月，《新青年》4卷6号出“易卜生号”专辑，发表了一篇专论：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篇评传：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三部易卜生的剧作：罗家伦、胡适译《娜拉》，陶履恭译《国民之敌》，吴弱男译《小爱友夫》。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介绍了易卜生写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他的剧作内容和思想性，指出他的作品暴露了社会和家庭的丑恶，批评了法律的不近人情、宗教的伪善、道德的败坏等。文章宣传并赞许了易卜生所提倡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主张发展个性和个人才能。

这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

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母，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文章谴责阻碍发展个性的社会：“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它自由发展。”

在稍后不久，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更明确地谈他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

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

胡适在这两段文字中，热烈地宣扬个性独立：个人是组成社会的一分子，应该有自由独立的人格，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社会摧折个人的个性就是社会的最大的罪恶；人格的尊严、人权的神圣、人性的充实，要靠自己去争取，不靠上帝，不靠神仙，靠人的自身；不要信仰上帝的万能，不要相信灵魂的不灭，要在现世做个活泼健全的人，建造“人的乐园”。真是石破天惊，个性独立的社会檄文。

胡适是借谈易卜生而张扬他的个人主义的主张，其意是想将个人主义与新文学结合起来，并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底蕴。但是，个人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那个时期，它是被包含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之中的，与胡适所提倡的个人主义是不太相同的。朱自清有一个提纲式的说明：“五四运动以来，攻击礼教成为一般的努力，儒家也被波及。礼教果然渐渐失势，个人主义抬头。但是这种个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个人主义似乎不大相同。结果只发展了任性和完世两种情形，而缺少严肃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健全的。”（《生活方法论》，《朱自清全集》第3卷）从个人主义的发展结果看是不健全的，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口号的提出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它在人们挣脱封建的儒家礼教的进程中，是具有鼓动作用的。

胡适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个性独立的理由，而且，将易卜生的剧作《娜拉》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用形象诠释他的观点。剧作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的女性，她年轻、美貌而又天真。从小是父亲的玩偶，是个“小宝贝儿”，出嫁后，又成为了丈夫的玩偶，是个“小松鼠”、“小鸟儿”，她和丈夫一块生活了八年，后来，因为一件事影响了丈夫的名誉，他暴跳着辱骂妻子是“伪君子”、“下贱女人”，甚至还要剥夺娜拉教育儿女的权利。丈夫的嘴脸、家庭的现实教育了娜拉，她认识到自己在家中没有起码的平等地位，为了要“做一个人”，她毅然决然地离开这个“玩偶之家”，出走了。《娜拉》的翻译和上演，在“五四”时期引起强烈的巨大的反响，人们从不同方面去认识去接受它，首先接受并效仿剧本写法的是胡适，他很快就拿出了我国第一部现代剧作《终生大事》，写的是一个年轻女性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毅然逃婚的故事，其剧情是完全仿效的《娜拉》。对于娜拉的出走，以及出走后怎么办的讨论，是最热烈的，鲁迅作文《娜拉走后怎样》，回答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那原因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没有经济的独立，妇女的独立，人格的独立和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话。

剧本《娜拉》提出的是妇女解放的重大社会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因此有人把这部社会问题剧称之为“妇女独立的宣言书”。

娜拉毅然离家出走，是对社会的抗议，是她叛逆精神的表现，是她追求个性解放的必然。所以，该剧的公演，引起社会的巨大的热烈反响，一时形成“娜拉”热。

鲁迅：“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关于个性独立的意见，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先“立人”而后国强的独特思考。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07年他27岁所作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坟》），都是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医救。”这里所说的新党，是指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些人，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家羸弱、民不堪命的现实，他们群起效法西方，盲目崇外，鼓吹西方的“物质文明”，赞美西方的文化思想。鲁迅于是作《文化偏至论》，批判洋务派的“富国强兵”、“竞言武事”是“假力图富强之名”以谋私利，批判改良主义者鼓吹的“制造商估”、“立宪国会”是“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是欺骗百姓的言论。揭露了他们的言行本质，并且指出，他们所鼓吹的那些主张，都是些“抱枝拾叶”的东西。其结果，是国不堪国、民不堪命的结局。鲁迅在批驳了洋务派和改良派的论调后，提出了“根柢在人”的主张：

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

首在立人，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鲁迅指出：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社会中，“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因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把“立人”关系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的大事提到首位，指出：只有首先做到“立人 ”，才能改变“举国犹孱”的现状，而“立人”之道，就在于尊重和发扬国民的个性，改变他们的麻木和愚昧，张扬起他们的积极的精神状态，此所谓“尊个性而张精神”之道得以实现，则就可以“凡事举”了。

鲁迅就“尊个性”或曰“个性张”的意思，还有一段重要的文字阐述：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鲁迅的得其神明，无非是要国内的明哲之士，接受西方个性解放的主张，国人的个性得以解放，精神得以张扬，那么，沙聚之邦，即使是一盘散沙的国家，就会建成为“人国”，“人国既建”，就能“雄厉无前”。

鲁迅的“立人”思想的构建，是想通过几个方面的努力来实现它：

第一，呼吁“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他在《摩罗诗力说》中问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认为，国民是愚昧的，麻木的，他们又昏睡在铁屋子里，最终入于死灭。他希望有清醒的几个人，能大嚷起来，唤醒昏睡的人，就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位精神界的战士，他是第一个大嚷起来的人，他用“吃人”或“被人吃”几个字，揭露了几千年的封建的仁义道德的本质，如同一声响雷，振聋发聩，惊醒国人。

第二，针砭国民的“劣根性”，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早年在日本求学时，是在一个医学专门学校里学医，他说，他做着很美的梦，预备毕业回国，救治像他父亲似的病人，战时去当军医。有一回，他在一堂幻灯画片课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在围观杀人的场面，被杀的是一个替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从此，改变了他“立业”的道路。他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鲁迅便开始由“立业”到“立人”的转变，要用文艺来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来达到“立人”的结果。就当时鲁迅在同一时期的思想看，他认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他是把每个人的觉悟，当作大众觉悟的前提。因此，他对国民的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痛加针砭，对束缚个性解放的各种枷锁施以攻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吃人的本质无情地予以揭露，期待着国民的觉醒，个性能得以真正的解放。为此，他甚至呼吁精神界的战士，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第三，“救救孩子”的呐喊。鲁迅一面攻击封建的传统文化对国民的毒害，一面又为未来设想，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1918年4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现代文学第一篇著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冠以仁义道德的封建经籍，记载的却满是“吃人”二字的历史。鲁迅在此后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坟·灯下漫笔》）鲁迅说，人们“陶醉”于这吃人的筵席，在其中吃人或被吃，现在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因此，鲁迅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由此救出孩子。

个性独立，个性解放，是“五四”时期人的觉醒的社会思潮的直接表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从欧洲14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尊严的确认，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对人性欲望的尊重，看到也学到了造就一代具有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现代国民，是拯救国家的前提和关键。他们懂得：如果没有人本身的变化，没有国民性的真正的改造，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变革都将付诸东流。所以，他们认可易卜生主义，介绍、宣传易卜生主义。

“五四”人的觉醒的时代主题，自然成为新文学所要表达的主题，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中国现代国民的第一个觉醒者，他合着人的历史的反思，合着人的个性解放的呐喊，催生着国民的普遍觉醒，新文学人的主题的确认。

个性独立，个性解放，正是“人的文学”的一个基本的主题。没有人的独立和解放，就没有人的文学。所以，周作人在新文学问题上，一开始就强调个性的文学，他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的文学》），又说：“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是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文艺上的宽容》）。有了人的个性独立，个性解放，才能有个性的文学，这才会有文艺上的真正的一场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