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生态中心论吗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把历史唯物主义界说为生态中心论呢？也许有人反问道：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生态中心论难道就没有困难吗？显然，这个问题也是复杂的。

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视为一个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必须服从于生态规律。这些规律以及以生态为基础的道德要求限制着人类行动，尤其是通过对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强加限制。生态中心主义还包含一种对自然基于其内在权利以及现实的‘系统’原因的尊敬感。”^[74]生态社会主义者佩珀在这部著作中不仅界说生态中心论而且详细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中心论之间的理论联系。

在总体层面上，这种情况表现在：①它们都“强调极限的观念，主张对人类繁衍、资源消费水平和接近自然‘共同财富’的强制性限制”^[75]；②它们都“拥护‘软的’、‘直接的’和‘适当的’即‘选择性的’技术”^[76]，像信息技术、现代生态革命的农业技术、节能技术等都“可以被只有很少经济或政治权力的个人和团体所拥有、理解、维持和使用”^[77]。③它们所持的“生态中心主义”似乎都“包含着在一个养育自然而不是破坏性地干涉自然的整体范式内的重要的重点差别”。④它们都确立生态系统和生态规律的优先性地位。⑤它们都用生态规律和生态道德原则限制人类的经济行动和人口增长规模，抗议任何方式的环境污染。⑥它们都视自然为人的平等存在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反对把人视为自然的主宰。“‘生物道德’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方面”^[78]。

在具体层面上，这种情况表现在：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笼统地反对技术中心论，而是反对对自然和人类都有危害的技术；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技术而是提倡把技术使用朝向有利于自然和人类。②他们不是笼统地反对控制自然，而是反对对自然的崇拜，主张适应地和合理地利用自然，造福人类，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相一致。③马克思当年批判马尔萨斯的错误人口理论为资本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主义辩护，主张社会发展要与一定人口规模相一致，这就是要人类根据生产力水平发展适度的人口规模。④马克思承认自然对于人类的优先性。他说过：“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79]⑤恩格斯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这是以环境被破坏为代价的“胜利”，然而自然界对这种“胜利”都会回敬一定的“报复”，诸如除了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环境问题，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沙漠化、靠近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北坡的洪水灾难、可耕地的地力越来越小等在农业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⑥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生态社会，也是一个消灭了私有财产、城乡差别、性别差别等一切社会差别的“生态仁爱性”社会，是人类实现了的“社会公正”^[80]，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态改善必须很明确地与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相关”^[81]，因此生态中心主义崇尚生物道德和自然规律，设想建立一个生态社会。⑦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围绕人类与自然权利和生活质量形成某些松散的、新的社会共识”，确立“一个来自‘自然秩序’的明确的道德中介理论”，通过“社会的人”实施“道德革命”，消除生态领域的“意识形态霸权”，建构共产主义的生态共同体社会，“人们不再通过它体验一种环境危机：非人的自然将被改变而不是被破坏，并且更加使人愉快的环境将被创造而不是被破坏”^[82]，因此“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今天，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将会更加有力与明确地阐明他们自己关于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生态方面”^[83]。⑧佩珀本人还直接指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价值取向要求人们懂得人类只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平等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人类劳动和科学创造实现的增长，通过强调资源保护、无污染、再循环和优质风景的民主的、集体的、有计划的生产，满足物质上有限的但日益丰富的人类需要”^[84]。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君临于”整个生态系统，不可能成为生态系统的“中心”，人类自身的存在是生态系统赋予的，没有生态系统，就没有人类。在中国，也有某些学者主张在生态中心论语境中推崇物种和生态系统的自然权利和生物道德优先性，警示人类放弃“自恋”和对自身“信仰”的企图^[85]。

正因此，一些生态主义者断定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具有生态中心论立场，俨然就是某种生态中心论。其实不然！

我们知道，根据上述情况断定历史唯物主义是生态中心论，当然欠妥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清楚，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确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但是人类区别于自然，是人类发挥自身智力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为人类自己创造更宜于生存的家园，人类控制自然既是改变自然又是避害于自然；自然是人的对象性存在，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必然是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也必然危及自身的根本的和长远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尊重自然和生态系统的自身发展，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的权利和自然的秩序，把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护生态环境当作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项指标；恩格斯甚至呼吁人们努力与自然“和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人同自然打交道，不单用人自身的尺度，还包括“美的尺度”，以社会为尺度。人是有意识的，是类的存在物，就是社会的存在物；所谓“有意识”的人，是指人不与自己生命相一致，而动物才是与自己生命相一致的；所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86]。由此马克思强调，自然界之所以构成人的一部分，是因为人身上内在地有了一种自然，并且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而与外在自然发生联系，即与外在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内容的交换活动；也正因为有了社会实践作用，所以“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87]。可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言说来判断，也难以断定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生态中心论。

甚至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生态中心论。格仑德曼曾经明确宣布：“马克思将不会是一个生态中心论者”，因为马克思“嘲笑各种形式的自然崇拜和感伤”，更多地关注“人类生活与劳动而不是非人自然”，把自然的价值视为人类的“审美、科学和道德价值的源泉”^[88]。维兰科特阅读了《马克思早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后总结性地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和自然的相互依赖尤其敏感：他们的唯物主义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自然环境作为生产力一部分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中心论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和自然主义的观点之间徘徊……”^[89]在中国，也有学者认为，“只有站在人类的，而不是生态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基于人类的，而不是环境利己主义的利益来思考和行事，才能有助于真正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和‘人同自身的和解’”^[90]。其实，历史唯物主义被指认为某种“生态中心论”在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中不是主流意识话语。这样做的人，要么是误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要么是故意曲解而服务于他们的生态学立场。事实上，许多人都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智慧和生态觉悟并不一定走向生态中心论，也不一定走向人类中心论。即使佩珀支持生态中心论，但他也依然反对“绿绿派”的极端生态中心论。实际上，我们在《生态社会主义》中也不难看到，他最后还是坚定而明确地说出：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人类生态学。其实，如果要我们说，人类生态学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维度，生存生态学才是这样的本真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