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中心论吗

什么是人类中心论？一般地说，人类中心论是指以人为中心思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本质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和价值观，它是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强权意识，把人类意志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实施“控制自然”的价值规范。作为一种理解方式，它选择了“中心—边缘”思维范式，即以“人”为中心，其他万物为“边缘”，也就是以“人类尺度”审视万物和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被资产阶级抽象化为普世主义理念，充当欧洲中心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技术中心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被理解为人类中心主义？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中明确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学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及其审视角度”^[57]是客观存在和有效的。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人类中心论，创化了一种“有效的”批判方法。奥康纳和德国“新左派”理论家瑞尼尔·格仑德曼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来自它的人类中心主义方法“提供了评价生态问题的参照点，确立了判断现存生态现象的清晰尺度。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和剥夺，也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崇拜；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中心主义，也批判非理性主义的生态基要主义”^[58]。很明显，他们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中心论，是“人类中心主义方法”，是一种“判断现存生态现象的清晰尺度”。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类中心论，阐释“有效的”自然生存理念。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揭示了“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的思想”。马克思还“十分关注把总体上的劳动力生产过程和具体的商品生产过程统一起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生态规则性’的过程”，“对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生态问题，如农业中土地的质量和数量问题……的讨论也十分感兴趣。”^[59]因为“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生产力是能够把人类从自然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潜在力量，而自然界，在他看来既促进又束缚了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更进一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难道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非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外在限制，如工人和社区居民的健康和福利，有限的资源以及空间的局限性的基础之上的吗？”^[60]佩珀总是倾向于人类中心论立场看待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认为，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61]。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类中心论，反对资产阶级把人类中心主义抽象化、普世化和意识形态化，反对资产阶级的“技术中心主义”和“自然的控制”的极端观念。奥康纳认为，“绿绿派”生态主义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支持他们观点的最重要理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技术中心主义”和支持“自然的控制”观念。奥康纳申辩道，抛弃“技术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反对资本主义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放弃“自然的控制”，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自然规律让人类恣意妄为地改造和利用自然。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生态困境的‘原因’，生态问题只是由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方式所引起的。出错的不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抛弃技术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应当抛弃人类中心主义。”^[62]马克思要求放弃“控制自然”的资产阶级观念而不是放弃一切“控制”；他看到了人类“希望通过对自然的‘支配’实现的生产力增长保障所有人的物质福利”。格仑德曼还说，马克思的“支配”概念是指“人类对他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它蕴含了“一种管理关系而不是破坏关系”；同时“它也蕴含着社会主义的理性和人本主义，承认在创造有害和不舒适环境中的愚蠢与不公正”；“但它宣称，真正的人类自由可能存在于‘第二自然’中”^[63]。正因此，奥康纳宣称，任何指责经典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都是“欠公正的”。

在我国，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拒绝而是重返人类中心论，在消除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分裂”和保障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上，“共产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远比市场取向的经济做得更多”^[64]。甚至为了避免陷入某种理论困境，有学者宁可把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弱意”人类中心论。所谓“弱意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不是事实上的中心，而是价值或认识上的中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周围世界（环境）的中心”；“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人类价值是比其他价值更好的价值”^[65]。

从以上分析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的本质内涵被某些学者定义为“人类中心论”。然而一些“绿党”生态主义者和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并不同意这样指认。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理论指认为人类中心论，不论在何种形式上，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不少难题。^[66]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盲目地改造和利用自然，主张有目的地从自然中获得人类生活资料。这表现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是目的性的，它必然倡导保护那些服务于人类目的的物种；可它也必然地导出一种困境：“将不保护那些不能服务于人类目的的物种”。第二，马克思说过，自然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源泉，自然也是生产力，人类要学会利用自然力。这表现马克思的人类中心论是工具性的。它视自然和万物为人类的工具，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物质基础；可马克思在另一处^[67]又把非人自然当作人的对象性存在物。第三，马克思曾认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与人类史就彼此紧密相连。这也表明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含有“人类的价值”，“用人类标准来辩护优于其他价值”，并且“授予人类以特权”，以便“产生一个我们可以享受的更好、更丰富的‘自然’”^[68]等等思想；可是，它同时也意味着要剥夺自然的特权。第四，马克思曾认为，自然是人的身体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69]，这又表明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是“把观察主体的身份与被观察的事物相混淆”，“喜欢给予非人自然和人类自然同等的道德价值”。可是马克思同时又承认，人既是肉体的、自然的存在物，又是精神的存在物，并处于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这就表明马克思支持“主体（人类）与客体（自然）的分离”^[70]观念，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自然的优先性，总是要臣服于人类。在这些困难面前，人们没有理由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理论是人类中心论的。更何况马克思还提示过，人们放弃技术中心主义和放弃以人类为尺度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强调自然的优先性原则，尊重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等，这就强化了马克思不是人类中心论的指认。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理论是有益的，那只能是“对生态中心论是有益的”。布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革（视角一），“通过集体的行动”，“可以塑造我们的未来和‘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如果我们喜欢的话，它将是一个生态的未来”^[71]；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社会分析（视角二）是“一种对潜藏在经济制度特征与规律之下的‘社会关系’的洞见”^[72]，没有人类对它的理解，“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它对环境体系的干预达到了一个威胁我们的持续存在的程度。只有当作到这种分析时，我们才能精确地思考环境如何从人类利用的不受欢迎的结果中得到保护”^[73]。甚至佩珀提出了，马克思的方法和观点为生态中心论不只是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的视角”而且本身就是某种生态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