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中心论

3.2　非洲中心论——以文明起源为争论的反扑

随着殖民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衰败，欧洲中心论的专断渐渐招致各种批判。尽管战后新兴独立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制约，但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取得了国家主权，因此对于长期以来唯我独尊的欧洲中心论展开了反扑。约在20世纪50年代，非洲本土学者的史学著作陆续问世，标志着现代非洲史学的诞生。不过，这些学者的研究主题主要是非洲断代史、区域史或族体史，只有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的探索专注于非洲历史和文明的源流问题。他的研究有力回击了乔治•黑格尔等“欧洲中心论”者对黑人能力的蔑视及对非洲历史的歪曲^[12]。

对于乔治•黑格尔来说，非洲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的轨迹。简言之，非洲就是一个原始蛮荒且毫无进步可言的地区。基于这个观点，黑格尔断然地将非洲文明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认为非洲本土不存在任何文明，对世界文明也没有任何贡献^[13]。但通过大量挖掘考古学、人类学、人种学、语言学等方面的证据，迪奥普以古埃及语与非洲黑人语言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得出下述结论：“古埃及人的主体是尼格罗人种，且史前唯一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其实是由黑人所创造的。”据此，迪奥普宣称黑格尔所说的非洲本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但是有历史的，而且非洲的历史和欧洲历史一样，都是有意识的历史。他同时还强调非洲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科学、机械、建筑、农业、社会组织、哲学、宗教、艺术、文字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迪奥普的观点与欧洲中心论者可说是大相径庭，自然也就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辩。基本上，加入争辩的双方学者是以种族划分的。尽管这些争辩没有得出具体结论，但是却让长久以来将欧洲中心论视为学术定理的视角产生了变化。阿玛蒂•迪昂（Amady Aly Dieng）就指出，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迪奥普与黑格尔势不两立，他们一个是非洲中心论者，一个是欧洲中心论者，两人都试图在各自生活的大陆上找寻到文明的起源。对黑格尔来说，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希腊；对迪奥普来说，则是埃及。

迪奥普的非洲中心思想与当时的史学主流观点截然不同。欧洲中心论认为古埃及的居民是白色人种，因此不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在希腊还是埃及，人类的文明都是由白色人种所创立的。希腊文明历来被欧美学者视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迪奥普的观点及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自然是对欧洲中心论最根本且最全面性的挑战。这种理论基础上的翻转必然让欧洲中心论者坐立难安，因为迪奥普的观点如果成立，那么长久以来将古希腊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以及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种族的说法，就会让所有以欧洲中心论为观点的研究站不住脚。

迪奥普的观点却得到了大多数非洲学者的褒奖。埃梅•塞泽尔（AiméCésaire）就认为，在我们对非洲与埃及的认知进程中，迪奥普起到了极其关键性的作用。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将古埃及文明与含米特人（Hamite）^[14]联系在一起，而完全将黑人因素排除在外。泰奥菲尔•奥邦加（Theophile Okenga）则认为，迪奥普关于古埃及文明的创造者是黑人的发现和科学论证，对非洲编年史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猛烈地冲击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对于非洲大陆没有历史的臆断，并由此奠定了非洲黑人的历史意识^[15]。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批判的风潮日渐高涨。例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黑色阿西娜》、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等，都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其中，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阿西娜》可说最为直接。顾名思义，《黑色阿西娜》的中心观点即在申明雅典是“黑色”的。根据大量史料的缜密考证，马丁•伯纳尔得出的结论是：“在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希腊文明的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其重要源头。”换言之，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者杜撰出来的“神话”。

除了学术上的争辩，非洲中心论在美国等西方社会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根据人类历史的发祥地应该是在非洲，黑人才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的看法，非洲中心论者认为，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书上所写的关于古希腊的辉煌文明，诸如哲学、艺术、科学、政治理念与法律观念，都是古希腊人从黑人那里偷来的。因此，欧洲中心论只不过是欧洲白人历史学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有意编造的谎言，应当予以推翻，并重建以非洲黑人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据此，他们认为必须用新的历史观来修订美国学校中的历史课本，及改造原来的历史课程设置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美国黑人的自信心及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这种全面性翻转的要求，似乎隐含着某种因为长期压抑而产生的报复情绪，在美国社会的许多层面上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结果，首开美国黑白学生同校风气之先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成为了种族冲突的原点。为了照顾亚裔、犹太人、拉美裔和黑人的民族情感，学生依据种族被分配在不同的宿舍中生活，甚至连同性恋者也按族裔分成不同的团体，结果是奥柏林学生的思考、学习、行为、居住完全分开，大学失去了应有的普遍性。这种以种族联结文明起源的逻辑，更进一步延伸到了其他的社会与教育层面。例如：大学开设与种族理论相关的历史课程时，只有具有该族裔背景的教授才有资格讲授；同时也只有女性才能讲授妇女相关的课程和只有同性恋者才能进行同性恋相关的研究等。这种纯种族的切割方式也对学生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种族迷信使学生相信，只有与自己的同胞才可能进行真正的交流，于是美国大学校园像贝鲁特一样，分裂成为各种文化充斥却彼此没有交集的飞地。”^[16]

这种情绪化的诉求结果成为破坏性的主张。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就以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领袖为例，来说明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现代西方人文教育并不会妨碍培养出伟大的黑人。他进一步指出，犹太裔和亚裔美国人的出色表现，绝不是因为他们多学了什么“犹太中心论”或“亚洲中心论”的课程。在这个基础上，阿瑟•施莱辛格认为，非洲中心论已经沦为服务斗争需要的历史方法。他认为这种方式根本达不到增强黑人自豪感的目的，因为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既不认同非洲文化，也不关心非洲。他借用一位黑人专栏作家的话说，非洲中心论的教育只会让黑人的孩子在一个他们必须参与竞争的文化中处于劣势。在非洲中心论最终沦为种族迷信的依托后，阿瑟•施莱辛格痛心疾首地说：“种族迷信夸大了各族裔之间的差别，加深了不满与对立，扩大了各种族和民族之间交恶的鸿沟，结果只会是顾影自怜和自我封闭。”^[17]

非洲中心论的影响还不止于此。鉴于非洲中心论在美国社会的推进成果，一些多元文化论者认为强迫移民放弃母语和学习英语，无异于一种“政治压迫”和“文化剥夺”。于是他们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从未规定过英语是官方语言这一点，援引1968年的《双语教育法》为依据，倡导“双语运动”（Bilingualism Movement），并要求公立学校向移民（主要是拉美移民）提供以西班牙语讲授的课程。这种价值观上的冲击，后来进一步演化成为政治层面的抗争。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任何人的言行都不能对他人构成任何公开和潜在的冒犯，否则就会被冠上“种族歧视”的大帽子。固然对于各个族群的尊重是必要的，但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尊重就可以推翻现有的一切，让整个社会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却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尤其是，将种族意识作为控制教师与课程设计的工具，更是让学术与教育的发展无所适从。在缺乏共同观点的状况下，即使是课程名称的制订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辩。

阿瑟•施莱辛格认为这场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其实是一种“精英而非民众”的运动，其目的是大学中的激进派，为了争取终身教职而对白人进行的恐吓行动。虽然阿瑟•施莱辛格坚信这些激进种族主义分子的梦想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些主张甚至无法获得他们自己种族的全面支持，不过他却担忧这些种族对抗行动会影响大学教育的运行，并最终对美国的未来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18]。也许阿瑟•施莱辛格的抨击带有为西方文化与价值观辩护的意味，但是他对历史实用主义的批评却也值得深思。当我们看到纳粹德国为了鼓吹日耳曼人的伟大而编造历史的恶行，日本政府和右翼文人篡改其侵华历史教科书的丑行，就可以理解阿瑟•施莱辛格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据此可知，任何民族珍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意愿都应该被尊重，但是这种尊重不能因为提振民族自信心的原因而无限上纲，甚至削足适履，扬善隐恶，成为分化社会与制造纷乱的借口。以非洲中心论为例，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到当前的社会与教育所展开的全面性抗争，除了制造社会的纷扰与教育的错乱之外，并没有解决任何的实际问题。相对于此，经由源自于希腊的民主制度，美国于2008年选出了巴拉克•奥巴马成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就说明了历史的功能不在于提供争辩的火种，而是提供经验与教训，让人类能够在相互尊重、彼此学习的氛围中，共同迈向更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