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中心论”的反击

“欧洲中心论”的专断，随着殖民帝国主义在“二战”后的衰败而渐渐遭到批判。尽管这些新兴独立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制约，但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取得了国家主权，因此对于长期以来唯我独尊的“欧洲中心论”展开了反扑。约在20世纪50年代，非洲本土学者的史学著作陆续问世，标志着现代非洲史学的诞生。不过，这群学者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非洲断代史、区域史或族体史，只有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的探索专注于非洲历史和文明的源流问题。迪奥普的首部著作枟黑人民族与文化——从黑人—埃及史前文化到当代黑非洲文化问题枠于1954年发表。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回击黑格尔等欧洲中心论者对黑人能力的蔑视及对非洲历史的歪曲（张宏明，2002）^[16]。

黑格尔认为非洲的探索应该从其地理意义开始，他将非洲分为三个部分：其一，非洲本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二，非洲大陆北缘——被视为欧洲的延伸或欧洲的非洲；其三，尼罗河流域——被视为亚洲的延伸或一部分。黑格尔认为上述三个部分中，唯有与世隔绝的非洲本土是处于野蛮状态及有意识的历史之外的。对黑格尔来说，非洲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的轨迹。简言之，非洲就是一个原始蛮荒且毫无进步可言的地区。至于非洲大陆的北部及尼罗河流域的变化与发展，是欧洲与亚洲进化的延伸，而不是非洲自发的进化。基于这个立论，黑格尔断然地将非洲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认为非洲本土不存在任何文明，对世界文明也没有任何贡献（黑格尔，1963）^[17]。

借由大量发掘的考古学、人类学、人种学、语言学等方面的证据，迪奥普以古埃及语与非洲黑人语言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得出下述结论：“古埃及人的主体是尼格罗人种，且史前唯一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其实是由黑人所创造的。”据此，迪奥普宣称黑格尔所说的非洲本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但是有历史的，而且非洲的历史同欧洲的一样，都是有意识的历史。他同时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述非洲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科学、机械、建筑、农业、社会组织、哲学、宗教、艺术、文字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迪奥普呼吁非洲学者通过艰苦的科学研究来揭示非洲历史的源流，以免黑色文明的历史被继续扭曲或消失。

迪奥普的观点与欧洲中心论者的观点可说是大相径庭，自然也就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辩。基本上，加入争辩的双方阵营学者可以种族来划分。尽管这些争辩没有得出具体结论，但是却让长久以来将“欧洲中心论”视为学术定理的视角产生了变化。例如，朗萨纳·凯塔（Lansana Keita）认为迪奥普和黑格尔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二人对非洲历史的观点可说是南辕北辙的。阿玛蒂·阿里·迪昂（Amady Aly Dieng）则指出，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迪奥普与黑格尔势不两立，他们一个是非洲中心论者，一个是欧洲中心论者，二人都试图在各自生活的大陆中找寻文明的起源。对黑格尔来说，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希腊，对迪奥普来说则是埃及。迪奥普的“非洲中心”思想与当时的史学主流观点截然不同。“欧洲中心论”认为古埃及的居民是白色人种，因此不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在希腊还是埃及，人类的文明都是由白色人种所创立的。希腊文明历来被欧美学者视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迪奥普的立论及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自然是对“欧洲中心论”最根本且最全面的挑战。这种理论基础上的翻转必然让欧洲中心论者坐立难安，因为迪奥普的观点如果成立，那么长久以来将古希腊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以及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种族的说法，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术错误，让所有以“欧洲中心”为观点的研究站不住脚。

相对于此，迪奥普的观点却得到了大多数非洲学者的褒奖。例如，埃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就认为，在对非洲与埃及的认知过程中，迪奥普起到了极其关键性的作用。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将古埃及文明与含米特人（Hamite）^[18]联系在一起，而完全将黑人因素排除在外。泰奥菲尔·奥邦加（Theophile Okenga）则认为，迪奥普关于古埃及文明的创造者是黑人的发现和科学论证，对非洲编年史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猛烈地冲击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关于非洲大陆没有历史的臆断，并由此奠定了非洲黑人的历史意识（张宏明，2002）^[19]。

20世纪70年代以后，将西方文化霸权作为批判对象的风潮日渐高涨。例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枟东方学枠、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枟黑色阿西娜枠、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枟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枠等，都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其中，马丁·伯纳尔的枟黑色阿西娜枠可说批判得最为直接。顾名思义，枟黑色阿西娜枠的中心观点即在申明雅典是黑色的。根据大量史料的缜密考证，伯纳尔得出的结论是：“在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希腊文明的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其重要源头。”换言之，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洲学者杜撰出来的“欧洲中心论”神话。

除了学术上的争辩，“非洲中心论”在美国等西方社会也引起巨大的震荡。根据人类历史的发祥地应该是在非洲，黑人才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的看法，非洲中心论者认为，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书上所写的关于古希腊的辉煌文明，诸如哲学、艺术、科学、政治理想与法律观念等，都是古希腊人从黑人那里偷来的。因此，“欧洲中心论”只不过是欧洲白人历史学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有意编造的神话，应当予以推翻，并重建以非洲黑人为中心的世界史观。非洲中心论者因此认为必须用新的史观来修订美国学校中的历史课本，并且改变原有的历史课程设置方式；因为这样才能增强美国黑人的自信心及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姑且不论“非洲中心论”是否拥有足够的历史证据支撑，仅仅基于非洲可能是人类历史的起源，就对现有的体制进行大幅修改的主张，似乎也隐含着某种因为长期压抑而产生的报复性情绪。虽然也有西方学者指出，“非洲中心论”是以极不充分的史料和牵强附会的解说为基础的，但是“非洲中心论”仍然持续在美国社会的许多层面造成巨大的冲击。例如，一个半世纪前，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首开美国黑人学生、白人学生同校上学风气之先，但之后却成为分裂的典型。为了照顾亚裔、犹太人、拉美裔和黑人的民族情感，学生依据种族被分配在不同的宿舍，同性恋者也按族裔分成不同的团体，结果是奥伯林学院学生的思考、学习、行为、居住完全分开，大学失去了它应有的普遍性。这种以种族连接文明起源的逻辑，更进一步延伸到其他的社会与教育层面。例如，大学所开设的族性理论和历史的课程，只有具有同一族裔背景的教授才有资格讲授，只有女性才能讲授妇女课程，只有同性恋者才能进行有关同性恋的相关研究等。这种种族切割的方式也波及学生的日常生活。“种族迷信使学生相信，只有与自己的同胞才可能进行真正的交流，于是美国大学校园像贝鲁特一样，分裂成为各种文化充斥却彼此没有交集的飞地。”（任东来，2008）^[20]

虽然非洲中心论者所提出的论证值得深思，但是这个理论所引发的社会反应却太过情绪化，也对社会融合及个人发展没有好处。例如，小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就以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领袖人物为证，说明被指责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现代西方人文教育并不会妨碍培养出伟大的黑人。他更进一步指出，犹太裔和亚洲裔的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出色表现，绝不是因为他们多学了什么“犹太中心论”或“亚洲中心论”的课程。在这个基础上，小施莱辛格认为“非洲中心论”已经沦为服务斗争需要的历史方法。他认为这种方式根本达不到增强黑人自豪感的目的，因为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从未认同过非洲的文化，也不关心非洲。他借用一位黑人专栏作家的话说，“非洲中心论”的教育只会让使黑人的孩子在一个他们必须参与竞争的文化中处于劣势。小施莱辛格认为“非洲中心论”的发展至此已经沦为种族迷信的依托。面对这个分裂的现象，小施莱辛格（1992）^[21]痛心疾首地说：“种族迷信夸大了各族裔之间的差别，加深了不满与对立，扩大了各种族和民族之间交恶的鸿沟，结果只会是顾影自怜和自我封闭。”

“非洲中心论”的影响还不止于此。鉴于“非洲中心论”在美国社会的推进成果，一些多元文化论者认为强迫移民放弃母语和学习英语，无异于一种政治压迫和文化剥夺。于是他们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从未规定过英语是官方语言这一点，援引1968年的枟双语教育法枠，倡导“双语运动”（bilingualism movement），并要求公立学校向移民（主要是拉美移民）提供以西班牙语讲授的课程。这种价值观上的冲击，后来更进一步演化成为政治层面的抗争。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任何人的言行都不能对他人构成任何公开的和潜在的冒犯，否则就会被冠以种族歧视的大帽子。对各个族群的尊重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尊重就推翻现有的一切，让整个社会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却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尤其是，将种族意识作为控制教师与课程设计的工具，更是让学术与教育的发展无所适从。在缺乏共同观点的状况下，即使是课程名称的制定也会引发激烈的争辩。

小施莱辛格认为这场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其实是一种精英的而非民众的运动，大学中的激进派为了争取终身教职而对白人进行的恐吓行动。但他坚信这一行动注定要失败，因为激进派无法获得自己种族的全面支持，不过他也担忧这些种族对抗行动会影响大学教育，最终对美国的未来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也许小施莱辛格的抨击带有为西方文化与价值观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历史实用主义的批评确也值得深思。当看到纳粹德国为了鼓吹日耳曼人的伟大而编造历史的恶行，日本部分官员和文人修改其教科书掩盖侵华历史的丑行，及近来韩国学者主张孔子、西施、李时珍都是韩国人的谬论，就可以理解小施莱辛格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据此可知，任何民族珍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意愿都应该被尊重，但是这种尊重却不能因为提振种族自信心的原因而无限上纲，甚至削足适履、扬善隐恶，成为分化社会与制造纷乱的借口。以“非洲中心论”为例，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到当前的社会与教育所展开的全面性抗争，除了制造社会的纷扰与教育的错乱之外，并没有解决任何的实际问题。相对于此，经由源自于希腊的民主制度，2008年美国选出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成为其第一位非洲裔总统，这说明了历史的功能不在于提供争辩的火种，而是提供经验与教训，让人类能够在相互尊重、彼此学习的氛围中，共同迈向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