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倡导的与“消费主义”针锋相对的“消费正义观”“适度消费观”“节约性消费观”“绿色消费观”,对克服“消费主义”都只具有“解构性”的意义,因为它们共同指向对社会消费的限制。然而,在一般的意义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必然随之扩延,这是人性演进的客观要求。因此,仅从“限制”的角度论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人性发展的趋势。有鉴于此,我们还必须引入“建构性”的对策以弥补“解构性”对策之不足。
这种“建构性”的对策就是发展“非物质增长的经济”。它的底据在于:由于人类对物质性的“生产无限增长,消费无限提高”之价值目标的不懈追求,已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因此,为了缓解生态系统的多重极限与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在当下不应继续倡导以物质内容为产品的经济高速发展,有时甚至为了恢复地球生态的正常性,还需要实现其负增长;然而,人类的消费需求在这期间却不会停止扩延。因此,两全其美的办法是发展以非物质内容为产品的产业经济。这种既能保护环境又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非物质增长的经济”的产业包括三个方面。(1)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教育产业、预防医学、养生保健产业和各种劳动服务型产业等。这些产业的产品所需的物质载体比例极小,对环境产生的压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中多数产品,如各种软件、电子图书、无纸化的办公自动化设备等,在已有的设备下即可进行生产,而不需要添加另外的物质条件。(2)各种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娱乐性活动的培训和教育。如为推广传统的琴棋书画、现代的曲艺表演以及社交沟通等所进行的辅导活动,它们只需借用已有的影院及会议场所即可进行。(3)类似推拿按摩、健身气功、太极拳、五禽戏这一类既具传统文化奥秘,又需专业师傅指导的健身性体育活动。它们可在触目皆是的空闲地段进行,不仅有利于人们的健康,也具有普遍推广的经济价值,同时又能防治高危重病的产生,减少难以忍受的病痛,还能省去大多数人模仿西方生活方式而必须付出昂贵的医疗费用。
从质底看,“非物质增长的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型,是因为人是身心合一的特殊生物物种,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双重需要。人高于其他生命存在物之处就在于,人能够借助于理性和理智把需求分成实体物质和虚拟精神两种。实体物质的需求更多的是实在的、能够满足人之物质性生存需要的产品,而虚拟精神的需要则是一种观念化了且作为表象存在的需要感和需要意识,是人有生匮乏而意欲得到弥补的心理期望。据此,一方面,人作为非自足的存在物与其他一切生命存在物之生存一样,都需要依靠外界物质世界来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这种基本的物质需要是应该被满足的,但其最终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在本根上只代表了人与动物相同的生存需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对此指出:事实上,在那些只追求物质消费的“单面人”中,即使是腰缠万贯者,也无多少幸福可言;因为钱能买来物质财富,但能买来健康、长寿、安宁、美德、善终吗?依据这种视角,另一方面,人的非物质性的精神需求更为重要,因为对人而言,追求高于动物之唯物质满足的多向度的生存意义是人之为人的标志。而在这方面,发展“非物质增长的经济”,既能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方面需求,调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又能减少对物质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而有助于克服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异化消费”的生活模式。不仅如此,非物质经济的发展,还能不断促进人的创造天赋、道德良知、团结互助、社会公平、仁慈友爱这些精神价值的全面发展,从而为解决生态文明的“消费需求”填补了空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发展“非物质增长的经济”,是“生态社会建设”的最佳选择之一。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影响(课题编号:11bks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4]陈昕:《救赎与消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5][法]尼古拉·埃尔潘:《消费社会学》,孙沛东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序二第3页。
[6]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党建研究》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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