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的队伍空前壮大。抗战胜利以来,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到1947年党员已发展到270万。经过严峻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党的队伍状况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在战争和土改激烈进行的条件下,有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也明显的暴露出来。在成分上,一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趁机混入党内,把持了一部分农村的基层党政群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在思想上,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地主富农思想影响,贯彻土改政策不力,甚至包庇地主富农;在作风上,不少干部存在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作风,有的干部利用职权多分多占土改胜利果实,假公济私,严重脱离群众。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农村土改和支援战争等工作。
(一)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为了克服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成分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不良现象,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党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以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党中央在1947年7月的全国土地会议上,作出了结合土改进行整编党的队伍的决定。“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环节。”[9]
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解放区从1947年冬开始,结合土地改革普遍开展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查阶级、整顿组织,主要是将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流氓分子、特务分子、异己分子以及蜕化变质分子清查出来,进行组织处理,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查思想、整顿思想,主要是批评和肃清党员中的地主思想、富农思想,以及背离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思想;查作风、整顿作风,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习气,树立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作风。显然,整党是延安整风的继续,是另一种方式,基本精神是在党内普遍进行一次阶级教育,是治病救人。这就与国民党政权的“对党务决维持现状,缓图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如何进行整党,全国土地会议进行了一般性讨论,提出了一些原则性设想。计划分两步完成整党,“一是自上而下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目的是去掉障碍,去掉障碍才能彻底实现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之后,由下而上地整上来,这是巩固党,扩大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把党的经常制度、工作作风建立起来,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10]。
在实际执行中,一般是从各中央局开始逐级召开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区以上干部大会,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此基础上打通思想,整顿组织和作风;第二步是派工作组深入乡、村,发动群众,把群众发扬民主和党内教育结合起来进行基层整党。整党初期实行关门整党,号召党员干部自己行动起来。这种关门整党在执行中效果不大。由于没有自下而上的配合,在干部会上,党员之间没有互相批评的勇气,思想上顾虑大,怕得罪人,互相包庇,虽然也处罚了一些坏党员干部,但没有接受非党群众意见来处理党内问题;由于没有和土改很好结合,缺乏现实的革命斗争内容,群众队伍也就发动组织不起来。后来出于对党内不纯的严重估计,在“左”的情绪主导下,又超越原来的党支部,搬开石头撤走旧干部,完全依靠贫农团去进行土改工作。很快发现这样做增加了许多困难,比如贫农团搞关门主义,树立不起威信,坏分子也乘机钻空子,形成工作团和缺乏群众基础的贫农团的实际专政,党员不积极参加土改运动,群众也失去斗争目标,而且群众怕坏分子再受到支持,又起来报复,怕政策改变,所以即使发动诉苦,多数农民特别是中农采取消极旁观态度,不敢积极参加。因此,贫农团及工作组就感觉自己很孤立。
经过调查研究和总结,党认识到土地改革不仅是个社会问题,也是个党内问题,要将整党与平分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一面组织队伍,一面整党、一面分地,将群众力量和党的改造相结合。所以后期的整党决定打开大门,欢迎群众加入到整党运动中,由群众监督,提意见,把整党运动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创造性地采用了公开建党、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严格纠正错误与热情指示出路相结合的“开门整党”方法。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其特点是:把整党与土改和政权建设相结合。具体做法是:公开党的支部,工作团领导开支部会,请党外贫雇中农积极分子来参加,党员先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容许非党农民尽情批评党员中坏的,称赞党员中好的;支部或工作团接受农民公意撤换或处分坏的,重用好的。这种新创造既能满足群众过问党事、批评党员干部的要求,又能照顾党员干部,避免其遭受过火斗争,从而成为改善党与群众关系的关键。
因此,这种整党方法,“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党通了气;另一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别是非轻重,给以应罚应奖的公平的处置,使党内外群众均感觉满意;同时,又可以吸收被群众所推荐的或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如此,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将极大地提高党的威信”[11]。
如当时武安河西村半月多来关门整党,时间拖得很长,结果进展不大,有些党员思想没动,会上是一套,会后又是一套。后来,工作组推动党支部发动群众整党,即公开支部,开门整党。从此党员才开始认真反省自己。在召开农会宣布村里党员名单时,群众来的特别多,到得也早。工作组号召群众大胆向党员提意见,对任何党员干部有意见都要提出来。贪污的要赔,多占的要退,得罪了群众的要认错。同时警告党员不能干涉群众的行动,不能有任何报复的言行。在召开全村群众向党员干部提意见的会场上,有3个群众痛哭流涕,从早饭后一直开到下午3点。这天,党员也开了一整天会,工作组没有人参加,斗争很激烈。大家批评了村干部张启贵。许多党员把过去没有说的、较严重的错误,也说出来了。会上规定党员只能听群众的意见,不准讲话,群众提的不对也不能当场反驳。同时宣布会上要说理,不准打人,会开了六七个钟头,到夜里一点多钟,30多人发言,许多平日不吭气的老实人都讲了话。党员干部在会上都保证要改,不报复。支部大会群众提意见后,党员根据群众意见,进一步作检讨。张启贵自己还写了笔记,在会上一条一条反省,并对群众没有提到的不为人知的错误也作了检讨,并一再表明态度:“我过去错误很大,对群众有不少罪过,自己一定要改,以后群众如有用着我的地方,诚心诚意地给服务。”鉴于此,其他党员也都作了反省和检讨。经过整党,河西村弄清了是非,解决了村里多年党群之间的矛盾,党群关系融洽了,党员和群众的心情都很舒畅。[12]
这次整党是延安整风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发展,为党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通过整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保证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站在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团结人民、争取胜利的坚强核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整党,“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解放战争”[13],为争取土改和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二)加强党和军队的组织纪律性
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严格的纪律,是列宁党建思想的重要原则之一。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党的战略任务的根本保证,是实现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是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的。人民军队虽素以纪律严明而著称,但是,由于过去长期处于分散作战环境,特别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一些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开始突显,如擅自修改中央的政策和策略,重大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擅自处理,各行其是,少数部队发生违纪问题等,这不仅有损党和军队的形象,也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这些都成为革命前进的障碍。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特别是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在战争形势不断发展,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统一全党全军的意志和行动,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夺取全国胜利,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1.把加强纪律性作为战略问题来抓
1948年5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把“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作为一项“战略性的”任务。[14]8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一个重要指示中再次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15]
2.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建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加强革命纪律,并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规范。但是,一方面其具体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无法统一;另一方面,随着抗战的胜利和部队的发展,有些部队纪律有所松弛,出现了“打骂现象很严重”、“旅长可以指挥直属的团长,别的团长就不听,各自为政的小团体主义相当严重”、占领城市后“发洋财抓一把的事情还经常发生”[16]等违反部队纪律的问题。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统一规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要求各战略区对修改内容“提出”意见。
在充分了解和征求各战略区意见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年10月10日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过去行之有效的纪律要求作了统一的规定。三大纪律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军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作战中,“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为了便于贯彻执行,各战略区还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了一些具体的补充规定,如“三不走”:水缸不满不走,地不扫净不走,借物不还不走;“四不进”:老乡的内房不进,女厕不进,未号的房子不进,庄稼地不进;进城“三心”:见了财物不动心,对战利品和群众财产要关心,遇到罕见的物品不生好奇心,等等。这些规定的长期坚持,使部队养成了遵纪习惯。华东部队1948年4月攻占洛阳后,很少有乘机“发洋财”违犯纪律的,对城市工商业、市民、银行、公务,没有任何侵犯。一个班住的房东家里放着50条纸烟,但战士没一个动的。三大队到中央银行,那里放着许多东西,但都没有动,临走时,东西原来放在什么地方还是放在什么地方。[17]
随着三大战役的迅速胜利,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得到解放,党的工作重心也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由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面临“先夺取城市,后占领乡村”“一面作战,一面建设新区”“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新任务。然而,在接管城市工作中,人民解放军中出现了违反城市政策、侵犯工商业、损害工厂设备等“左”的错误。这种现象在东北的台安、盘山,中原的许昌、漯河,西北的高家堡,华北的井陉、阳泉,山东的羊角沟等地均有发生。鉴于“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的纪律好坏,特别决定于部队干部与接收干部能否忠实执行城市政策与能否严守纪律”。因此,中央明令要求“一切部队从军、政、后勤干部直到战士,一切接管机关从党、政、军、民、财经、文教干部直到勤杂人员,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的教育,及入城纪律的教育与接管城市的经验教育。”[18]
为此,各野战军在强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的同时,还普遍进行了城市纪律教育。编写了《入城纪律守则》17条、《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城市纪律十二条》、《新区农村工作手册》等下发部队,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
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即将离开西柏坡之前,中央办公厅又专门印发了一份入城守则,以规范进京人员纪律:
一、把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光荣传统带进城市;
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不准进入民家,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四、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中央机关进北平后对外称“劳动大学”,通讯为三O二八信箱),不知者不应求知,自己知道的不得外传;
五、出门不准携带武器,不准携带机密文件;
六、进城三个月不准通信、会客、访友,不准外出游览名胜古迹;
七、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
八、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19]
3.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教育
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之下,各地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一直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自动性和积极性,度过了长期严重的困难局面,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为了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又一项重要举措,并以此为契机,普遍开展以一场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教育运动。
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出:“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指示要求从当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这是各中央局、分局书记个人负责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的经常性的报告和请示”。同时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指示还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作了规定。
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发出指示,在严重指出作报告的必要性和不作报告对革命工作的危险,重申各中央局、分局书记和各军区、野战军首长分别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报告的同时,还要求各兵团首长也要向军委主席写综合报告。
3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属于何项问题,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字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台,必须照发;四、以上三规定为制度,从本年4月起实施。”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其中强调:“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
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干部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第二章,要迅速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地方主义、经验主义,以达到党的政策和纪律的完全统一,迎接全国革命胜利。其后,中共中央又多次检查,并且通报执行请示报告的情况,要求所有兵团及军区负责人,严格及时地执行请示报告制度。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全军旅团以上的党委均就严格执行报告制度,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教育问题,分别作出了决议。请示报告制度的实行,使全党和党中央保持了一致,从而保证了党中央在与反革命的决战中,能够实行统一的政策和指挥,能够集中各方面的人力和物力,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任务。
(三)加强集体领导,扩大党内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是巩固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和重要武器。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修改的党章,就规定了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但是,由于战争环境,党的组织或处山上或处地下状态,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党内压制民主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到了西柏坡时期,解放区逐步连成了一片,并不断扩展到全国,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00多万党员的广大群众性的大党,调动全党的积极性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因此,在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在党内建立起“正规的民主生活”。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强调指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20]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对于建立和扩大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问题作出了以下规定: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必须遵照党章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各种工作,并选举党的各级委员会,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这是“实行党内民主的办法”。任弼时也指出,如果只有代表会,但是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党内必须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外,还规定要健全党委制,各级党委必须实行重要问题经党委集体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制度,不应当由个人决定重要问题,但是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不可偏废。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党内民主生活更加活跃,党员干部积极性得到发挥,责任心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推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形势、新情况,中共中央适时地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定期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不仅使党的团结统一达到了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的历史新高度,而且切实保证了党的纲领路线及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在我们党内,有些党委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惯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决定,而是由个人作决定,党委委员形同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往往也长期得不到解决,党委委员间保持的一致,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48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要求各级党委要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区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并规定高级领导机关的部、委、校、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毛泽东在强调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同时,还强调要发挥领导成员个人的作用,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21]这是关于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上的重要发展,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党委会内部的延伸,大大丰富了集体领导原则。
有了正确的规章制度,还不等于是健全了党委制,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科学具体地阐明了党委会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做好工作的问题,提出了12种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班长”和委员要能互相谅解;“互通情报”,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胸中有“数”,对问题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精兵简政”,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界限以及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
这12条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对领导工作经验的深刻总结,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科学的内容。它的提出和贯彻,对于推动大批缺少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把握领导艺术,提高领导水平,有效地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推进工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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