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策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国际上,一方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在苏联的带动下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出现了和平、民主、进步的潮流;另一方面,战争中虽然德、意、日、英、法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遭到严重削弱,但美帝国主义却利用战争之机迅速发展起来,在战后妄图称霸世界,并积极扶植各国反动势力。在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复杂的政治局面,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和解放区的日益强大,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空前高涨,以及其发动内战尚需准备时间,因此摆出来一幅“和谈”的姿态,企图以此欺骗国内外舆论,为发动大规模内战做好准备。为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并在共产党积极努力和各方面压力下,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一旦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便很快撕下了和平、民主的伪装,悍然发动内战,试图依靠美国的支持和军事力量的优势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武装。在蒋介石集团耍弄反革命两手的时候,怎样因势利导,争取国内和平,并揭穿其反动面目,以教育全国人民;当反革命势力气势汹汹地向革命力量展开进攻时,敢不敢同其进行斗争,并战而胜之,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的考验。在复杂的局势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法,并在斗争中形成了新的战略策略思想,这些战略策略思想包括:

(一)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策略

针对蒋介石在战后一手拿刀杀人、一手搞和平谈判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毛泽东提出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斗争策略。所谓革命的两手策略,就是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武装打仗与和平谈判结合起来的斗争艺术和手段。

毛泽东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开幕词中即提出了战后做好两手准备的问题,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中国共产党人则必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蒋反我也反,蒋停我也停。照他的办法办理”。“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根据战后国际形势和国内人民迫切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民主。力争“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新阶段”^[1],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为此,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和“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多次复杂的谈判斗争,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在政治上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孤立。

另一方面,毛泽东基于对国民党反动本质的认识,充分认识到内战的危险性,强调把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立足点放在武装斗争上。他再三告诫全党,在和平谈判过程中,要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也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反人民政策的斗争,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反动派发善心。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由于党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内和平,一方面加紧解放区的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所以在谈判过程中,解放区军民才能够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的多次局部性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的地位,迫使蒋介石暂时收敛反共气焰,在谈判桌上签字。当蒋介石撕下和平面具,悍然发动内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武装斗争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在谈判斗争中,党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坚持党的原则的同时,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以求得谈判的胜利,争取和平建国的最大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在一些问题上作某些让步是必要的,“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的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2]。但同时,毛泽东又指出,“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3]。这就是说,让步只能在次要的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在次要问题上的让步,正是为了加强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上的斗争。比如,在谈判中,中国共产党让出了南方的八个区,在军队数量上也作了极大的让步。同意对军队进行整编。但是在解放区人民政权性质和人民军队领导权这些根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绝不作任何让步,从而保持了人民的武装和解放区的革命政权,在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以后,才能掌握主动权,胜利地粉碎敌人的进攻。

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深刻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本质,在斗争中运用针锋相对,以革命两手对反对反反革命两手的斗争策略,使党在斗争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揭露了国民党的政治欺骗,教育了全国人民,打破了一些人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并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取得了胜利。

(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依仗其暂时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当时,蒋介石反动集团拥有430万军队,控制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3亿以上的人口,并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援助。在发动全面内战时,他们狂妄地叫嚣要在3个月至6个月内消灭共军主力。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120万,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远远不及国民党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党外一些人为敌人的表面强大所迷惑,产生悲观情绪和畏惧心理,在党内也有人抱有怀疑和忧愁。在中国革命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反对派的气焰所吓倒。党中央在1946年7月20日发出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中,从本质上分析了敌我形势,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战争的反共反人民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人民解放军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全党对于战胜蒋介石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武装全党和解放区军民,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在1946年8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还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包含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其一,这一论断是建立在对事物本质性认识基础之上的。毛泽东透过反动派气势汹汹的、貌似强大的现象,看到它们脱离人民,“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在政治上极端腐朽的本质。其二,事物转变的观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新生的暂时弱小的力量最终战胜腐朽的强大的力量,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反动派虽然表面强大,但正处于垂死阶段,人民革命力量虽然弱小,但却是正在生长的力量,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其三,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纸老虎,是从他们反对本质上说的,是从长远的观点说的,以此建立革命的战略思想,即在战略上、全体上要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强调在战术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要重视敌人,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术。

毛泽东后来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思想。他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时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1948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论述说:“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关于“一起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战胜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勇气。毛泽东在这一科学思想中提出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新生事物战胜腐朽力量的观点,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军事斗争,而且适用于政治斗争和其他各项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论断

政策和策略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条件时就曾明确指出,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强调了共产党的正确的政策是党实现领导权的条件之一。他说:“所谓领导权,……是以党的正确的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他又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据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先后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方针,以及战胜困难,巩固解放区的著名的十大政策。

1947年6月开始,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在人民解放军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在解放区普遍深入开展了土地改革和整党整军运动。在斗争中能否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所在。为此,毛泽东针对出现的违反政策的现象,先后写了《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情况的通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一系列文章和指示,对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作了深刻的论述。他反复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4]他总结了我们党贯彻执行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向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5]党中央把政策和策略提到党的生命的高度,及时检查和纠正了当时解放区土改、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和新区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左的倾向,进一步完善了党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进一步系统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

第一,论述了党的政策的含义。毛泽东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6]

第二,论述了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与各项具体政策的辩证关系。党的总路线规定了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总体奋斗目标和实现总目标的根本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大方向。而具体政策和策略则是总目标的各个侧面在具体实现过程中所要遵循的行动准则。因此总路线和总政策、各项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都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毛泽东针对有些党的干部只注重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一情况,着重论述了掌握党的总路线的重要性。他说:“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7]他要求全党在执行各地区的具体路线和政策时,要紧紧围绕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样才能保证党对各项工作的正确领导,保证解放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提出要提高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的领导艺术。毛泽东认为,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事情,而且也是广大群众的事情。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8]。为了让群众都知道和懂得党的政策,就必须做好群众宣传工作。

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及其科学含义,而且论述了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应该注意的问题,这就使毛泽东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原理更加丰富和完善,从而保证了解放战争胜利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