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方法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找到了中国革命真正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而且在探索如何组织起这个力量的途径，这其中以毛泽东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这是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

从1918年10月至1919年春，毛泽东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既在李大钊的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行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34]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35]由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了解了十月革命，加之五四运动的实际，毛泽东逐渐改变了自己从前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五四运动前，毛泽东曾极力推崇圣贤人物在历史变革中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来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他也不懈地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同时，在行动上将自己的主要注意精力一直放在教育圈子里。五四运动后，他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变革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是决定中国社会变革的关键，并在实践中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他于1919年7、8月间，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民众的大联合》就是《湘江评论》上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也是毛泽东为探索中国革命出路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篇长文连续刊载于该刊第二、三、四期上，其中的第二、三两部分还有小标题，分别是“以小联合作基础”，“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此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主张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毛泽东关于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指出民众的大联合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毛泽东指出，民众的大联合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他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36]他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过程来说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这在改革和反抗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显著。到了近世，建立民众的大联合变得非常必要。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引起了革命和反抗，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建立起民众的大联合，才能改变黑暗的社会状况。西方近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也证明了民众的大联合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即捷克——引者)、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37]他充分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联合的胜利。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在文章中表现出了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革命英雄气概，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38]

第二，论述建立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性。毛泽东指出，民众联合的基础是由于民众存在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少，但能建立起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的统治，是靠知识、金钱、武力，并用“联合的手段”运用这“三种法子”。这三种看来似乎很厉害的手段，也渐渐被平民所窥破，学得了许多，完全可能建立起民众的大联合。如统治阶级军营里的士兵，本来是民众中的成员，只要他们觉悟起来，反戈一击，就反而会一齐化成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指沙皇俄国国旗——引者)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39]由于一国的民众的人数，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只要民众能联合起来，就会形成超过强权者们的巨大力量。毛泽东还通过对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运动的考察，得出了中国民众在五四运动后已觉悟起来的判断。他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40]但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情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之后，世界各国对“民众的大联合”的觉悟增强，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后也对“民众的大联合”觉悟起来，其表现为:“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之昭苏，奸臣邪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41]他还指出，辛亥革命后中国即已出现了各种团体、组织，五四运动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各种会、社、部、联合会，有许多非民众的绅士、政客在里面，有的会、社还是完全的绅士会或政客会。然而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则是纯粹的平民及学者的会集。“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的联合”。^[42]这说明民众的大联合的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提出民众的大联合的具体方法及联合起来后的行动。关于民众的大联合的具体方法，毛泽东指出，大联合必须从小联合入手。“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做他基础的小联合。”^[43]民众的大联合要以民众的小联合做基础，大联合的基础是各个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小联合的基础是各个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所谓小联合，是根据各阶层、行业的不同而分别组织起各自的联合。他具体指出，农民、工人、学生、妇女、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要依据本阶层和行业的具体状况，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实行各自的民众的小联合。除了这些较大的笼统的联合之外，还要有更下一级的小联合。根据欧美各国经验，工人还应该按照产业与行业，组织起铁路工人、矿工、电报司员、电话司员、五金业工人、纺织业工人、建筑业工人等各种小联合会。“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44]总之，民众的大联合必须这样建立在各界人民都分别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进行革命斗争并取得胜利。关于联合起来后的行动，毛泽东说当时存在着两派主张:一派是很激烈的，就是主张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这一派的首领是马克思。另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主张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对于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的首领是克鲁泡特金。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温和派“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45]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被国内的许多报刊转载和推荐。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刊载一篇题目为《介绍新出版物》的文章，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46]

当然，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还是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年的时间(他本人认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是在1920年夏)。从毛泽东在这篇文章表达出的观点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还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更倾向于温和派的主张。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出现大的混乱，同时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民众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之处，正是寻找出路的正常反映。但通过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了解到十月革命，已经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加快了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步伐。

毛泽东的这种建立在肯定人民群众作用基础上的由小联合到大联合的策略思想，虽然未必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从《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还可以看出毛泽东最早的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47]但也不是“丝毫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48]因为毛泽东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的观点，已表明他充分相信人民群众具有伟大的力量，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一旦人民觉醒并组织起来，必将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他乐观地相信:“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国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49]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历史发展主体的观点是一致的。“已经是日后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是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一部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