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依靠力量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的正确主张，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依靠力量。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对劳动大众力量的评价是很低的，多数先进分子在埋怨群众的愚昧、麻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的舞台上显示了劳动群众的力量。受其影响，中国的思想界也出现了一种前后未有的新气象，即重视劳动群众的巨大作用。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集会上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演讲是从参战的中国劳工的功绩讲起，引申到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及对整个劳动阶级作用的认识。他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17]这种变化表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改变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轻视劳动群众作用的传统观念，逐渐认识到劳动群众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十月革命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过程中，结合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分析，加深了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演说和文章中，阐述了他对劳动群众力量的认识。欧战后，北洋政府由于参加协约国方面而大肆夸耀、庆祝胜利，借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这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迷惑作用。大战结束时，北京的学生庆祝战争的胜利，在天安门连续开了三天大会，欢呼是“公理战胜强权”，庆祝中国参战的胜利。当时中国是参战国，由于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主张参战，许多学生晚上还提着灯笼到段祺瑞家游行欢呼“万岁”。^[18]于是，阐明第一世界大战的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问题非常重要。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演说的开头就指出:“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随后，他指出，一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这两个结果都表明一战是庶民的胜利。具体表现在: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如“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的失败，民主主义战胜。理由是，“大……主义”是专制的隐语，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民主主义是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主义。一战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理由是，一战发生的真正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容纳它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来打破国家界限，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个世界的大帝国，成立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产阶级谋利益。俄罗斯、德国等国的劳工阶级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发起社会革命来制止这场资本家政府间的战争。其他国家的劳工阶级也都要求平和，渐渐有与别国的同胞采取同一行动的趋势。于是，一战结束。“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19]

此后，李大钊对于人民群众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依靠力量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将“劳工”范围扩大到“劳农”，将农民纳入人民群众的范围并进行深入的分析。1919年2月，他在探讨如何将十月革命的经验运用于中国时提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20]虽然李大钊还不可能在这时就找到发动农民的办法，但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已经非常可贵。随后，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一文，指出，“五一”节，“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号召中国人民纪念这个日子，并且预言:“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21]

在五四运动之前，能像李大钊那样认识到劳动群众的力量和作用的还为数不多。五四运动的成就，尤其是“六三”之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并大显身手，促使中国思想界对劳动群众的认识发生了普遍转变。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从学生、工人、市民参加政治运动的伟大行动中开阔了视野，觉察到了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后的巨大力量，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对运动进程的左右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鲜明特点，他们开始改变了旧的观念，认识到要完成改造中国社会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仅凭少数杰出人物是不行的，必须要靠广大群众的觉悟，靠他们行动起来。

正如李大钊一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在1920年5月1日，中国出现了纪念“五一”节的新高潮，《新青年》、《晨报》、《星期评论》、《新社会》、《北大学生周刊》等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一天，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工人、知识分子等分别集会，举行纪念“五一”节的活动。李大钊、邓中夏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分别主持集会，并发表论著和演讲，唤起广大劳工的觉醒，宣传劳动阶级的伟大作用。在同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上，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发表了《“五一”(May Day)运动史》、《劳动者底觉悟》。李大钊在文中指出:“这个运动，是因为政府屡次扬言改善劳工条件而不实行起来的。民众知道，希望不诚实的政府是绝望的事，要想达到目的，非靠自己努力不可，乃决定排去一切向人请愿的行动，对于资本家取直接行动，以图收预定的效果。所以‘五一’纪念日，是由民众势力集中的协同团体涌现出来的。他的起源，全在劳工组合主义。”^[22]他向劳工同胞疾呼道:“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23]陈独秀在文中指出，世界上不是皇帝、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24]他呼吁做工的人尽快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有用、贵重。他认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而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人的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25]

随后，李大钊、李达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为指导，结合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分析，加深了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李大钊指出，“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时至今日，一切历史上传留下来的势力，都一天一天的粉碎了。“什么宗教咧，皇统咧，军阀咧，政阀咧，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26]他还说:“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27]李达也高度颂扬了劳动者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主，地面上所有的东西，没有不由劳动者手创造出来的。土地、资本、银行、军队，纸币等等，都是劳动者造的。无论那一件，不借劳动者的手造的东西是没有的。”^[28]不仅如此，他还为劳动者提出了争取自身权益的三点建议:“一、劳动者要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平等，就首先要团结起来，组织巩固之工会。二、借工会之机关，学习管理生产机关的技术，蓄养奋斗之精神。三、与万国劳动界携手，筹备共同的计划，对国际资本阶级为最后之奋斗。”^[29]1921年11月21日，毛泽东为成立一周年的“湖南劳工会”提出了建议，主要有:在宗旨上，“劳工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在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30]

真理再前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肯定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和伟大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过于推崇体力劳动而蔑视脑力劳动的问题。陈独秀就曾讲:“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31]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定位在统治与被统治的传统封建观念，自然应当予以推翻，但如陈独秀所主张的那样倒转过来也不正确。造成此种偏激见解的思维上的原因是，笼统地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判别视为阶级的对立，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作用的同时，也没有简单地否定个人的作用，而是较为正确地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李大钊指出，个人对历史的发展能产生相当的影响，但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甚远，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即使那些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的英雄豪杰也不是超人，并非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32]同时，他们由于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因此，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号召。李大钊在1920年指出:“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33]他们还身体力行，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向工农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马克思主义，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思想改造。于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真正的依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