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相互作用

第二节　劳动与相互作用

劳动与相互作用及其关系，是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一方面，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着眼于要素的构成性，轻视对要素之间的互动性的分析，因此人们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只能看到对生产关系的静态分析而看不到动态分析，这是造成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如何实施其能动作用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合理解答的根源；另一方面，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把马克思曾经所说的“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完全等同于“生产关系”来理解，视它们为生产关系概念的不成熟表达^[28]，从而导致长期以来未能够系统地研究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这一点造成哈贝马斯误判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讨论过“交往行为”。重要的是，以上两个方面又联合地导致了如下的严重误判：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对立起来，提出用相互作用与劳动的关系取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最基本关系。那么，哈贝马斯的劳动与相互作用及其关系何所指呢？它们真的可以取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吗？

一、劳动概念的本质内涵

劳动概念可以追溯到黑格尔那里，不过，黑格尔的劳动是绝对精神走向“他者”的外化活动。关键在于，黑格尔的逻辑起点不是劳动而是绝对精神。他认为，整个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产物，包括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乃至人们的意识、思想、观念和语言等。不过，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外化活动遭到了费尔巴哈的批判，后者认为绝对精神的外化活动是纯粹意识活动，是概念的逻辑推演活动，不是人的感性活动，只有人的“类本质”的活动，包括人的吃、喝、穿、行以及恋爱等感性活动，才是属人的感性活动。然而费尔巴哈的感性活动不是人类的劳动，不是人的社会实践，而是人的感受和感觉，只有马克思的劳动才属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9]的现实活动，亦即“人的感性的活动”^[30]，一旦离开这样的劳动，就会离开现实生活，也就无法理解现实生活。可以说，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理论影响是深远的，很早就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有人结合黑格尔的劳动理论质疑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有人联系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论质疑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也有人运用语言哲学的分析模块，比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来质疑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哈贝马斯则沿着从韦伯到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对劳动概念作了理性批判的理解，否认劳动在社会进化中的根本作用。

首先，他认为，劳动在本质上是工具理性行为。所谓工具理性行为就是按照经验知识制定的“技术规则”来进行的、以工具为媒介的行为，它是“由工具活动的活动范围确定的类同其周围自然的固定不变的关系，是康德式的，因为……劳动过程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1]。从现代社会发展来看，劳动是“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按照战略进行的，而战略又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32]。也就是说，劳动不可能导出人类特别需要的“反思的知识”，不可能解除人在精神生活上因制度结构所造成的压抑感，更不可能通过调节和重组结构性社会制度来促进生活世界与系统关系相协调，实现社会的合理化。不过劳动作为人类使用工具和技术的物质生产活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33]，能够导出一种“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34]，实现“机器完全代替了人”^[35]，提高人类支配自然力的能力。

其次，他认为，劳动在根本意义上讲不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基础。作为工具理性行为，劳动仅仅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殊方式。人类之所以能够从灵长目动物进化到现代人，得益于人类的生物机制和语言文化机制的进化，而不是得益于劳动的作用。从生物机制上看，一是人的大脑的发达以及人体的重要形态的变化，二是自然环境迫使人类提高积极的适应环境的生存能力，比如狩猎，然而到了现代人阶段，人的生物机制却停止进化。从文化机制上看，人类文明的兴起，比如语言、意识、观念、宗教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和语言文化的交往活动的兴起与发展紧密联系着。换言之，劳动“适用于区分灵长目的生活方式和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但却不适合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因为冲破脊椎动物门类中形成的社会结构的，不是原始人，而是人”^[36]。人是语言文化作用于其他生活要素的产物，这种作用过程是经由交往行为来完成的。劳动作为工具理性行为，不可能“充分地表达人类生活的再生产形式的特征”^[37]，“社会劳动只有作为客观自然和主观自然的联系范畴，才是基础性的东西”^[38]，它就是语言文化的交往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概念“远远不足以解释马克思赖以接受的、在充分理解的意义上彻底化了的那种认识批判的意图”，“甚至妨碍了马克思本人用这种观点去理解他的处理问题的方式”^[39]。

简言之，哈贝马斯的劳动概念是指“主体和客体的技术理论关系”上的活动，不是生产劳动，不是贸易活动，而是人际交往活动，即主体间的语言交往行为，比如沟通、对话、商谈等，它们可以外在于劳动，且不受劳动所制约。不难看出，当哈贝马斯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理解为工具理性行为时，实际上已经完全否定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史的起点和枢纽作用。哈贝马斯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第一，一般来说，把劳动作为历史的出发点，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创举。他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时发现，哲学家们既重视劳动又不能正确地对待劳动。康德把劳动局限在道德领域，费希特把劳动视为人的自我意识的活动，黑格尔把劳动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化活动，费尔巴哈仅仅把劳动视为人的感受和感觉。换言之，劳动在他们的理论中没有获得本真意义的界说。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到1845年，马克思又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这一正确论断，揭示人的“革命的实践”是人的感性的活动，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物质活动过程。到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提出，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整个人类的历史都“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0]。他还强调，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不仅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而且也是人与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决定了他们自身的基本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因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41]如果离开了“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离开了这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哪怕它“只停顿一年”，不仅“自在的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也都不复存在。一句话，劳动创造了人类的一切。这就揭示了劳动概念的本质含义。青年卢卡奇也认为，劳动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的关键因素。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卢卡奇的理解是粗糙的，甚至包含了某种错误的理解。但是晚年卢卡奇却真正地意识到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概念。他还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提出，马克思的劳动是社会存在，是一种目的性、自觉性、因果性、过程性、对象性的活动。他提出：“如果它从实际上正确认识了的事实出发并正确使用这种认识的话，那么它能够使因果性过程贯穿到生活中，改变一向纯粹自发起作用的存在过程和对象等等，甚至创造劳动之前根本不存在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因此，劳动把目的性和因果性两者稳固而统一的交互作用引入到存在中，在这种交互作用形成以前，自然界中只有纯粹的因果过程。而目的性和因果性仅仅在劳动及其社会效应，即在社会实践中才能真正存在。这种确定变革现实的目的的模式由此便成为每一种人类的，即社会实践的本体论的基础。”^[42]卢卡奇揭示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本体论意义。其一，劳动是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它为个体性的人的社会化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使得人能够摆脱了纯粹的生物学状态而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存在。其二，劳动“把人们从纯粹自发起作用的生物学的需要和纯粹生物学的满足中有意识地提升出来。并且当劳动要求确立决定性的目的时，这种目的的设置本性上就包含着抉择的性质，因而从一开始就成为社会的谐调器，同活生生的社会需要相适应，调节着设置目的性的选择决定的内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43]。换言之，意识形态，以及人的精神，都是根源于每一个社会的正常的劳动活动。其三，卢卡奇提示道：“分析劳动的任务是要弄明白，在这里，思想上所概括的事实，如何逐渐地变成为在社会中活动的人的社会主动性的模式”^[44]对于批判的本体论来说，劳动是社会存在本身。这恰恰体现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真义。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长期被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所误解，他们把马克思的劳动理解为工具理性行为，甚至贬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价值，这样一来，他们必然对社会基本关系问题作出重新解释，就像哈贝马斯所做的那样，用劳动与相互作用取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重新解释人类社会史的本质。

第二，依马克思之见，劳动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在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是一种目的性、计划性、创造性的活动，即人的感性的活动，是人类的“生产自己的生活的”历史过程。重要的是，人类的“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45]，它们都包含了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在劳动中，工具因素标识生产力的水平，是一个消极的物的因素，只有劳动者才是劳动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人参与，那么劳动本身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从本义上讲，马克思的劳动是目的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过程，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过程，是主体能动性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呈现的辩证统一，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辩证统一过程。一句话，他的劳动是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综合体。依马克思之见，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是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的两种不同行为，没有它们的共同构成，就没有劳动可言，它们二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即便人们推崇语言的交往行为，也不能无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根源于物质生产劳动，语言的交往行为服从于物质生产劳动的需要，这种需要越加深刻和广泛，语言的交往活动也就越能够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威廉姆·肖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我们要想充分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即生产，是“以生产物质的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人的活动，它是劳动力的消费”^[46]，且是借助于某种工具而进行的物质活动，它是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过程。他还说：“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劳动本身作为劳动过程的基本参量（Momente）之一，但是我们还是经常发现，他把劳动力（或有时把劳动者）作为组成任何社会形式中生产的两个基本因素之一。”^[47]依马克思之见，劳动不是劳动力本身，劳动是生产产品的过程，同时又是劳动力的使用过程，是劳动力的不断消耗过程，这种劳动不是单纯的工具运用过程，而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因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解开剩余价值的秘密的钥匙。G.A.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提出，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对劳动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韦伯认为，劳动是人的意向性的表达，即人的工具理性行为；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是一种社会性的物质活动，即劳动是生产。如果“从物理的角度看，生产是脱离它的社会形式的，这就是《资本论》那一章所描述的，它的任务是‘脱离处于既定社会条件下的形式考虑生产过程’。生产在其非社会方面是‘物质的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它形式生产的内容。那种内容可以通过从与之结合着的形式中清楚地抽象出来进行描述。”^[48]换言之，“如果不具有社会形式，就不会在历史上发生。……因此，纯粹的物质生产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能定义任何实际的生产的历史阶段’”^[49]。实际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不是纯粹地用于描述物理的生产活动，而是且主要是用于描述人类社会史的本质过程，所以说，劳动是一个社会过程，是能够引起社会形态变革的历史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②劳动关系是生产的（物质）关系，由此可以得出：③劳动关系属于经济结构并因而内在地具有社会性”^[50]。正因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不仅能够揭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不合理性，而且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关系的不合理性，以及批判资本、生产资料统治和支配着人和劳动的不合理性。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所讲的劳动不是马克思的劳动，而是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劳动，是单纯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行为。

第三，生产活动是马克思的劳动的基础性活动。他曾经提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共同构成人类劳动，但它们在社会中的表现却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后者主要指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批判活动，就二者关系来说，物质生产活动决定着精神劳动，是精神劳动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其次，还要根据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正如同清除宗教的和神学的无稽之谈一样，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再次清除这些无稽之谈。”^[51]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肯定了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精神劳动所能发挥的作用大得多、基础得多，同时强调了物质劳动还是精神劳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另一段言词中表达更直截了当。他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2]又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53]。可见，即使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纯粹的工具行为，而是有了丰富内容的人类的本质性活动，是真正的主体性建构力量。这哪里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工具理性行为呢！哈贝马斯不仅贬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活动，而且完全否定这种活动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并非哈贝马斯所说的工具理性行为，它是包含了以下本质性内容的社会实践行为：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生产了“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个人的关系和社会关系”^[54]，这是总体性的劳动，它与哈贝马斯的劳动是不同的。哈贝马斯站在历史之外把劳动抽象地理解为工具行为，又把交往行为抽象地理解为语言交流活动，甚至把单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和私下交谈都视为社会行为。这样一来，哈贝马斯不仅混淆了社会行为与私人行为之间的原则界限，而且夸大了私人交往行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就如同把个人心理等同于社会意识，进而又抬高个人心理和个人行为的社会作用。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对劳动的理解是狭隘的、不科学的。

二、劳动与相互作用

从前文分析看，哈贝马斯把劳动理解为工具理性行为，意在贬低劳动而抬高交往行为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尽管这个意图是明显的，但是他的主要意图不在这里，而在否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抬高“劳动与相互作用”在历史以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用生产关系取代相互作用，用生产力取代劳动，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倒退。在黑格尔的思想中，相互作用恰恰不能被抽掉，它是劳动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如果抽掉相互作用，就等于抽去了辩证法的最有价值的内容。

黑格尔早在耶拿时期就提出，语言、工具和家庭分别对应符号表述、劳动过程和相互作用三种等价模式，它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协调主客体关系，按照不同的逻辑形式形成各自的表现形式。从语言与劳动、相互作用的关系看，黑格尔把语言看成是表现为一定的文化的传统系统，并在现实的精神领域内获得了存在；正是文化传统中的主体通性使得语言包含在交往活动之中，使得语言与相互作用发生了联系。从劳动角度看，只要作为工具活动的社会性劳动从属于现实的精神范畴，工具活动就必然与语言发生一定的关联性，这是因为工具活动离不开符号的关联性，即使是孤立地使用工具的活动也仍然依赖于符号的使用，至于社会劳动就更不用说了，更是“取决于人们在进行任何可能的合作时所遇到的交往性的边缘条件（die Verhaltenser－wartung）”^[55]，这个“边缘条件”就是“语言符号”。从劳动与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看，一方面相互作用不受劳动所决定，劳动反而受制于相互作用，另一方面相互作用和劳动之间的联系取决于绝对精神，这种相互关系已经被社会制度语言和法律规范语言固定下来了。需要注意，黑格尔借用绝对精神的力量，“既不把相互作用降低为劳动，又不把劳动提高为相互作用”^[56]，而是把劳动和相互作用连结起来。这是有别于哈贝马斯的抬高相互作用同时又贬低劳动的做法！

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相互作用理论最具有独创性。一方面黑格尔揭示了主体借助于劳动规则，并在社会劳动中不断地发展；另一方面又承认主体在社会劳动中所进行的活动不是受控于劳动规则而是受控于交往规则，交往规则不是脱离劳动规则的反技术性的劳动方式，而是为技术规则顺利实施提供有活力的、可实践的机制。哈贝马斯还认为，劳动规则和交往规则的关系揭示了劳动与相互作用，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劳动本质上受制于相互作用，相互作用也不能脱离以劳动方式为表现模式的技术规则。

确立劳动与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对于分析主体活动及其与社会进化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主体而言，主体在社会劳动中通过技术规则所获得的成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和占有方式，都必须得到来自相互作用的支持，这就是合法律制度。他还说：“技术规则无疑是在语言交往的条件下才形成的。但是，技术规则却同相互作用的交往规则没有关系。……把相互作用归结为劳动或者从相互作用中推论劳动，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黑格尔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法律规范和劳动过程之间的联系；建立在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社会交往，其形式首先是依据法律规范确立的。”^[57]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一元论”，轻视劳动与相互作用却抬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也是马克思之所以把“类的自我产生”的历史理解为自然史而不是文化史的根本原因。他还说：“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生产活动调节着人类同周围自然的物质变换，正如[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中所说的，工具的使用促使劳动着的主体与自然客体联系起来——这种工具活动，成了一切范畴产生的范式；一切都溶化在生产的自我活动中”^[58]。他由此断定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遮蔽了劳动与相互作用的意义。

从生产力上看，这种“遮蔽”表现在：马克思推崇科技的生产力意义，却未能发现科技的意识形态功能。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就印证了如下事实：生产力不再是作为解放的潜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里反倒是现存的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辩护工具和“社会水泥”。因此，“随着科技进步的制度化，生产力的潜力就具有一种能够使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论在人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形态”^[59]。他还认为，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只有当它不能取代另一个层面上的合理化时，才能成为解放的潜力。制度框架层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过消除对交往的限制（durch eine Entscheaenkung der Kommunikation）才能实现”^[60]。

从生产关系上看，这种“遮蔽”表现在：马克思注意到生产关系是制度的框架，却未能把它视为相互作用。他认为，对于社会进化来说，生产关系要比生产力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生产力借助外在的物的力量，即工具，把人与外部自然联系起来，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着这种联系的深度和广度，但是生产关系不是仅仅表现为静态的制度，而是表现为动态的相互作用，即通过诸种社会制度和规范的效能，有效地协调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保障社会生活得以有序、正常地展开，也有效地保障生产力水平提高；而且这种相互作用，通过诸种社会制度和规范的效能，也能够有效地制约着政治统治和其他社会力量。一个社会要想摆脱自然力量的统治，它就要借助于劳动，即工具活动。不过，一个社会要想摆脱制度的限制，它就要把劳动和相互作用结合起来，有效地发挥相互作用的决定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类的历史的形成和类的历史”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1]的认识。也就是说，只有放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一元论”，重建相互作用作为人类社会史的本质性内容，才能按照相互作用的原则要求，制定诸种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探索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机制以及社会进化的动力机制。

哈贝马斯强调道，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包括人类社会自身和社会结构进化、反思性知识的形成、产品分配、社会角色的形成等）总是表现为相互作用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而劳动仅仅帮助人类生产出生活资料，供人类消费。其实，劳动本身也依赖社会制度和规范来组织。从人类社会进化上看，由于劳动导致了特定的人类再生产形式和社会进化的初始状态，因而劳动概念只“对近代主体哲学或反思哲学的大部分基本假设来说，是批判性的”，它不能成为历史观的出发点；又由于劳动是工具行为，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作为“人类生活再生产形式”，因而对劳动的理解应当作出某种生理学的解释，即从有机体与环境的交换上理解，对劳动过程的描述实际上是对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描述。相对于劳动，相互作用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往行为，往往还表现为制度结构决定着社会压抑与解放的程度。从反思性知识的形成上看，劳动产生“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实现劳动过程“机器完全代替了人”的作用；相互作用则产生“反思的知识”，它推进批判的类的意识从意识形态的迷惑中解放出来。从产品分配上看，“分配规则谈的不是对物的处理或者对物的有目的的和协调的使用，而是相互期待或者相互利益的系统联系。因此，产品分配要求相互作用的规则，这些相互作用的规则在借助语言取得理解的水平上，在主体相互之间作为交往行动的公认规范或规则，可以被个别情况所代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不断地被提出”^[62]。从社会角色的形成上看，人们不仅要接受彼此的意见和看法，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况且社会角色也是监督角色，处于彼此的相互作用中，相互接受彼此的意见和看法是社会角色形成的先决条件。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角色的劳动者与作为生产关系的劳动者，其担当的社会责任是不同的，前者的责任远大于后者的责任，因为社会角色的监督功能必须同一定的社会惩治机制相结合，否则就不能发挥其效能。关键在于，社会角色的功能往往借助于语言功能的有效发挥才能够实现。

依哈贝马斯之见，劳动与相互作用都对人类社会发展、产品分配、反思性知识形成、社会角色形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相互作用起着决定作用。这样说来，是否意味着哈贝马斯的劳动与相互作用是正确的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相互作用与劳动是对立统一的，其中，劳动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相反。我们知道，哈贝马斯的相互作用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这种活动又是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来进行的，可是任何制度和规范都是根源于劳动及其需要的。虽然哈贝马斯把劳动归结为工具行为，归结为一种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的行为，但是劳动，即便是一种经验性行为，也不能被归结为工具行为。从本质上讲，劳动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展示；就相互作用而言，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性关系。可是哈贝马斯却把它归结为语言的交流活动，比如对话、商谈等，这就大大地缩小了相互作用的内涵和价值。因为语言交流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只代表一种交往形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承载相互作用的媒介有许多种，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讲，哈贝马斯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归结为语言交流行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其实，在劳动与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倒退到黑格尔之前的二元论上，造成了唯心主义地解释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哈贝马斯所说的劳动和相互作用不是社会历史的基本关系，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内容。

其次，哈贝马斯严重地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从生产力上看，它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客观力量，因而，它不是劳动本身，而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彰显出来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且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假如劳动就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是工具理性行为，那么生产力显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工具行为，哪有把能力和力量指称为行为或行动的呢！就生产力的构成而言，劳动工具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决定性的要素却是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能把生产力归结为工具行为！同样，生产关系不是单纯的相互作用。通常说来，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生产活动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关系包含三层内容：一是生产领域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二是服务于生产活动的相应制度与规则，三是生产中的管理活动或管理行为。其实，完整的生产关系应当包括劳动关系和产权关系，而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则是指产权关系。由此可见，只有劳动关系才包含着哈贝马斯所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语言交往行为。重要的是，生产力比劳动来得基础、根本，生产关系比相互作用（尤其是语言交往行为）来得基础、根本，这样说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也就比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关系来得基础、根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仅决定着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关系得以产生和发展，而且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一句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最基础、最本质内容，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的本质性内容。

要言之，哈贝马斯用劳动与相互作用取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本质上讲，这不是什么高明的举动。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哲学时不可能没有发现哈贝马斯所说的劳动与相互作用，事实上，马克思已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界中改造了黑格尔的劳动与相互作用。因为黑格尔的劳动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活动，不是人类历史的感性活动，而是抽象的概念运动；同样，黑格尔的相互作用是绝对精神的能动作用，也是抽象的概念关系范畴，因而，他的相互作用不是人类历史的相互作用，也不是人类的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范畴。我们认为，不是马克思没有发现这些内容，更不是马克思没有理解它们，而是马克思已经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造了它们，使之科学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