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

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

《南史》是“二十四史”里毛泽东最喜欢读的一部史书。他认为《南史》写得不错。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多次研读《南史》和《北史》。他认为“《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毛泽东读史》第28页）。大概是因为《旧唐书》成书仓促，注重史料，写得有些粗糙，毛泽东经过比较，形成自己的观点，认为《南史》比《旧唐书》更好些。

1975年5月30日，毛泽东让芦荻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若干章节。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国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他认为：“《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毛泽东曾两次指示芦荻要细读《三国志》、《晋书》、《南史》和《北史》，特别提及了《南史》和《北史》，说它们倾向统一。

毛泽东翻阅的《南史》，天头处有不少批语。其中有《宋高祖本纪》、《宋太祖本纪》、《梁高祖本纪》、《王镇恶传》、《臧质传》、《王弘传》、《王僧虔传》、《袁传》、《孔靖传》、《范晔传》、《刘湛传》、《曹景宗传》、《韦叡传》、《陈庆之传》和《贺琛传》。此处所涉及的都是南朝前两朝（宋、梁）的本纪和列传。

评点刘裕将将“使贪”

毛泽东对刘宋王朝，着重点评了刘裕（宋武帝）、刘义隆（宋文帝）两帝。

刘裕是毛泽东比较注意的一个开国皇帝。

刘裕出身于城市贫民，由小军官逐步打出江山。毛泽东对刘裕在实战中获得的军事经验很感兴趣。《南史·宋高祖本纪》记述，刘裕在控制朝政后，北伐南燕。南燕主慕容超不听将军公孙五楼的建议，即派重兵守卫入燕要塞大岘口（山东沂水县北沂山），坚壁清野，以逸待劳，以致让刘裕大军顺利闯入，就地取粮。毛泽东写了批语：“守大岘亦无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3页）意思是虽有地利之险，也没有用。以刘裕的军事才智，攻入大岘口，志在必得，岂能凭闭守能保全乎！

刘裕亦善于用将。他起用王猛之孙王镇恶为将，灭了后秦。王镇恶有勇有谋，攻进后秦都城长安。但王镇恶贪婪爱财。《南史·王镇恶传》说，晋军攻进长安后，“镇恶性贪，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帝以其功大，不问。时有白帝，言镇恶藏姚泓伪辇，有异志，帝使觇之，知镇恶剔取饰辇金银，弃辇于垣侧，帝乃安”。毛泽东读后，在天头上批语：“使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页）两字批语正点出刘裕的心理。有才能的将军，只要不僭越、没有野心，多贪污、多劫掠，反而令人放心呢。

毛泽东相当注意刘裕的政治行为。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大军北伐，以此树立威信，名正言顺地代晋称帝。翌年十一月，刘裕攻下长安，灭后秦。喜讯传来，留守建康（江苏南京）的大臣刘穆之却没有紧跟其后。早在刘裕攻占洛阳时，因建康未送来九锡，刘裕急了，就派王弘回建康示意，刘穆之方才领会，后因自己缺乏政治敏锐性，害怕受处罚，吓出了病，当刘裕攻下长安时，刘穆之却病逝了。毛泽东读《南史·王弘传》，认为刘穆之心怀恐惧，未完成刘裕的重托，类似于曹操时代的荀彧。荀彧也不懂得曹操的内心意图，竟一本正经地阻止曹操受“九锡”，为曹操挟嫌记恨，无奈自杀。因都是出自权臣谋取“九锡”的故事，所以毛泽东在天头上写有批语：“略似荀彧。”（《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0页）毛泽东从一个侧面点评了刘裕急切代晋的心理行为。

刘义隆遥制兵略的“弊法”

刘裕第三子宋文帝刘义隆是个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庸主。

刘义隆志大才疏，屡次北伐。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刘义隆首次组织北伐，损失惨重，后因名将檀道济救援，方转败为胜。刘宋王朝因有檀道济，以其战绩威胁北魏，而得以安全。毛泽东在读《宋书·宗室刘道怜传》，见有元嘉九年诏旨，列有征甫大将军、江州刺史檀道济名字，在该页天头上加以批语：“此时檀道济尚未死。”（《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5页）

元嘉十三年，刘义隆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了檀道济，自毁长城。元嘉二十七年，刘义隆发动几十万大军北伐，但组织仓促，战略失误，而刘义隆却自我感觉良好，遥控千里之外的前线作战。毛泽东在读到《南史·宋太祖本纪》中“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句时，指出刘义隆不懂军事，在天头上批语：“赵宋祖此弊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3页）又指出，后来北宋皇帝也循以此种指挥法，所以每战必败。

这次北伐惨败，使北魏大军得以占领长江北岸。此时此刻，刘义隆始有悔悟：“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

毛泽东也评述了刘义隆不懂政务，任凭大臣互相倾轧。刘湛和殷景仁原是好朋友，经殷景仁推荐刘湛调到了建康，日后刘湛却怀疑刘义隆更信任殷景仁，认为是殷景仁在皇帝那里说了他的坏话，于是猜忌渐生。毛泽东读到此段文字，引用《诗经·大雅·桑柔》中的一句诗作批语：“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4页）意思是什么人挑起祸端，如今要成为灾祸了。

殷景仁也得悉刘湛为了对付他，竟与刘义隆之弟、宰相刘义康勾搭，煽动刘义康谋夺皇位。殷景仁也向刘义隆密报，说刘湛和刘义康行为不轨。毛泽东读《南史·刘湛传》，就刘湛“驱煽义康，陵轹朝廷。上意虽内离，而接遇不改”等处天头写有批语：“殷景仁与文帝密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5页）点出了刘义隆乃一国之主，却偏听偏信，不但未能查明情况，为两人消嫌解仇，反而听从了殷景仁的片面之言，把自己的兄弟也搭进去了。这是一个头脑简单、刚愎自用的庸主。

臧质豪杰之士

毛泽东读《南史》，对《臧质传》很感兴趣。臧质是刘义隆的将领。毛泽东读其传，在四处作了点评。

一是臧质在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奉命解救汝南之国，击退北魏拓跋焘主力。

二是元嘉二十八年，臧质孤军守盱眙，拓跋焘率十万大军围攻，屡攻屡败，屡败屡攻。拓跋焘向臧质索酒，臧质为刺激他，故意在酒坛里装了人尿送去。拓跋焘更为恼怒。毛泽东在此文字旁加了密圈，并写批语：“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页）臧质还给拓跋焘皇帝写信，骂他自来“送死”，又给魏军将士送信说：谁能杀了拓跋焘，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拓跋焘气极了，立誓要攻下盱眙，活捉臧质，但攻坚战相持三十余天，魏军死伤超过半数，拓跋焘只得撤走。

三是刘义隆被儿子刘劭杀死，臧质参加了刘骏（刘义隆第三子）、江陵王刘义宣（刘义隆第六子）对刘劭的讨伐，并生擒刘劭。臧质为刘骏称帝（孝武帝）立了大功。

四是臧质自恃才气非凡，不愿顺从刘骏，欲拥立刘义宣为帝。刘骏得悉后，派王玄谟等人把守梁山洲两岸。臧质向刘义宣建议：现在应速去占领南州（安徽当涂），王玄谟等在梁山洲必然不敢妄动，我去攻占建康，这是获胜的最佳策略。但刘义宣没有采纳，最终导致失败。臧质也只得逃至浔阳（江西九江），率家人躲进湖中，追兵搜捕。他跳入湖中，将荷叶盖在头上，用鼻孔出气，但仍被追兵发现，杀死。

毛泽东对臧质有褒有贬，写有批语道：“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质之言，因以致败，惜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8页）

毛泽东认为臧质是很有军事才能的。对臧质向刘义宣的建议，逐字加了旁圈，对他的建议受阻以及臧质逃至浔阳等文字处，也用红铅笔画有着重线。但对臧质过于自负，“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处，也画有着重线，并写有批语：“此是妄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8页）

对于《南史》中评论臧质为“好乱”。毛泽东亦不同意，在“好乱之所致乎”这六字边，用红铅笔加了着重线，并逐字画了六个大叉。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毛泽东着重点评了《梁高祖本纪》、《曹景宗传》、《韦叡传》和《陈庆之传》。

梁高祖即梁武帝萧衍。他做皇帝长达48年。萧衍做皇帝，执政前期还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和军事头脑。执政后期糊涂、昏聩，办事颠倒，思路混乱，以致被只有几千余众的侯景控制，自己被活活饿死。

毛泽东读《梁高祖本纪》作了不少圈划，还加了几处批语。他对萧衍以一州之实力起兵讨齐，很是肯定。南齐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冬，雍州刺史萧衍决定在襄阳起兵讨伐南齐，他对部将表示：“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主张立即出兵东下。翌年春，萧衍出兵。毛泽东对此颇加注意，在天头处写了批语：“这是来年二月。”（《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4页）

萧衍出兵，很讲究战机。《梁高祖本纪》中萧衍说：“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捷，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并指责旧朝地方官员“皆口擅王言，权利国宪”、“政出多门，乱其阶也”。毛泽东在这些句子天头上均画有三个大圈，并在前两句分别画有曲线，后两句分别加上密圈。

毛泽东认为萧衍早期有军事头脑。如萧衍在襄阳起兵时，为对付前来镇压的齐军，派人离间。为此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毛泽东也在此处天头上画有三个大圈。他还称赞萧衍在争夺郢城（今湖北武汉附近）战斗中的才智。当时萧衍军屡攻郢城不下，而建康（今江苏南京）齐国的援军也将前来；萧衍即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命部将王茂率大军迎击齐援军，王茂在加湖（今湖北武汉东北）击溃援军。毛泽东对此甚为注意，在天头上写下批语：“打援。”（《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页）

当时，齐军加强了江州（今江西九江）的防备。萧衍知道后说：“夫征讨，未必实力，所听威声耳。今加湖之败，谁不詟服……我为九江，传檄可定也。”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又加了曲线。

梁天监五年（506年），徐州刺史昌义之为北魏围困，萧衍命曹景宗率军会同另外一支援军合兵去救，但曹违令单独出击，遇暴雨淹死多人，无奈退回。萧衍得悉后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于此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写了批语：“此时梁武，犹知军机。”（《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

毛泽东在读《南史》其他传时，也兼有对萧衍的批评。

萧衍自做皇帝后，刚愎自用，听不得相反意见。大臣贺琛直言进谏，萧衍对其严加指责，还自我陶醉地说，自己生活简朴、勤于政事，且有三十多年不与女人同居，等等。毛泽东对此在天头上作了批语：“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7页）

尔后，毛泽东又针对萧衍指责贺琛所称，“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何者是宜，具以奏闻”。在相对文字天头上加以批语：“‘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8页）

毛泽东在读《梁高祖本纪》时，就他前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尔惟天命”，后期“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戎，卒至乱亡”的状况，恰如其分地用了唐罗隐《筹笔驿》的两句诗为批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页）

曹景宗“良将也，仅次于韦叡、裴邃”

曹景宗是萧衍的爱将。毛泽东读《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毛泽东对此大加赞叹，在天头处写批语道：“景宗亦豪杰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

毛泽东对曹景宗敢于战斗、勇于杀敌，是极其赞扬的。梁天监五年，以曹景宗为主帅、韦叡为副帅的梁军在救援昌义之的钟离（安徽凤阳附近）之战中，大败北魏名将杨大眼。毛泽东在读《南史·韦叡传》时，也对曹景宗大加赞扬，并写有批语道：“良将也，仅次于韦叡、裴邃。”（《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0—201页）

令毛泽东更为赞赏的是，曹景宗虽是武人，却能做诗，而且做得比文人更好。《南史·曹景宗传》中写道：钟离之战获胜后，萧衍开庆功宴，文臣即席赋诗，因曹景宗是武人，对他优待，不须赋诗。曹景宗不同意，再三请求，萧衍只得将剩下的“竞”、“病”两韵分给曹景宗。曹景宗即席作诗：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毛泽东非常赞赏这首诗，逐字作了旁圈。1958年，在庐山会议上讲话时，还引用了这首诗。

曹景宗治军不严。部属桀黜无赖，战乱之时常奸淫掳掠。曹景宗对此却不管不问。毛泽东读《南史·曹景宗传》时，对此处文字作了批语：“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朗亦用此等人。”（《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6页）

意思是，像曹操、徐世勣（李勣）、郭雀儿（郭威）和赵玄郎（赵匡胤）等人，在起事之初，亦重用了此类人。

曹景宗贪婪，沉溺于声色财气，是出于萧衍的纵容、庇护。毛泽东对此写有批语：“使贪使诈，梁武有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6页）

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

对于《南史》，毛泽东读得最为仔细、写的批语也最多的就是《韦叡传》。毛泽东称赞韦叡既有军事指挥才能，又有统帅的大度和气魄。

在《南史·韦叡传》的天头上，毛泽东用粗厚的笔迹画了四个圈，标写有“梁将韦叡传”五个大字。批注多达25处，有些批注还加上旁圈、套圈。这些批注，都是对韦叡的赞语。

《南史·韦叡传》中称韦叡早年就追随萧衍。萧衍自襄阳起兵，占领重镇郢州（今湖北武昌），派韦叡为江夏太守。当时的郢州城，“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盈满”，“叡料简隐恤，咸为管理，百姓赖之”。毛泽东于此写有批语：“善守。”

《韦叡传》中韦叡说：“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其城自拔。”毛泽东在“今无故出人于外”下面逐字加旁圈，天头上画有三个圈。写有批注：“机不可失。”

部将们迟疑不决。韦叡指着节旌说：“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叡之法，不可犯也。”毛泽东又逐字加了旁圈，写有批注：“决心。”

韦叡占领小岘城之后，派部将进攻合肥，屡攻不下。韦叡亲临，“案行山川”。毛泽东在此四字旁加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再作批注：“躬自调查研究。”他在“躬自”旁加套圈，“调查研究”旁加单圈。

韦叡调查后，在淝水修筑堤堰，通行舟舰，攻打合肥东西两侧的小城。魏将杨灵胤带五万人前来支援。韦叡的部将很害怕，请求援军。韦叡说：“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加圈，并作批注：“以少击众。”

淝水堤堰筑成后，韦叡派兵驻扎，被北魏兵攻陷，北魏大军逼近韦叡驻扎处。韦叡拒绝逃避，说：“‘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毛泽东在此旁加圈，并作批注：“以少击众。”

“叡素羸，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大败魏军后，攻取合肥，俘获万人，“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于此连续写有批语：“将在前线，不贪财。”

韦叡治军，善于调解将帅之间的矛盾。将军胡景略与赵祖悦交恶。“叡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毛泽东读此，亦写有批语：“干部需和。”

韦叡爱兵如子。合肥之战胜利后，“去魏军既近，惧为所蹑。叡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毛泽东为此又作批语：“劳谦君子。”

天监五年，北魏中山王元英“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毛泽东在此文处，逐字加上旁圈，写有批注：“虽众，何所用之。”

萧衍派曹景宗前去解围。曹景宗到邵阳洲后，不敢再进；萧衍派韦叡前往。韦叡率部前行，部将认为魏军太多，劝韦叡缓行。“叡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即至邵阳。”毛泽东在此处写有批语：“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东汉刘秀以几千人大破王莽主力四十万大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三国时，周瑜以三万人破曹兵几十万大军。

“叡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毛泽东对本段文字旁逐字加圈。曹景宗派人潜入围城，报告援军已到。毛泽东特加批语：“此别一城，非韦叡所筑邵阳洲之城。”

韦叡在邵阳火攻魏军。毛泽东在“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句旁，逐字加圈，并作了批注：“百万之众，皆尽。”

天监七年，韦叡兵援司州刺史马仙琕。“叡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叡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毛泽东读到此段，对韦叡大加赞扬。写有批语：“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

《南史·韦叡传》称赞韦叡“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对此段写有批注：“仁者必有勇。”

毛泽东非常赞赏韦叡的才德。《南史·韦叡传》中写道：“叡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逐字加圈，写有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

《南史·韦叡传》中还写韦叡之子韦放，带领将士以寡敌众。毛泽东也作了批语：“韦放有父风。”（上述批注，均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8—205页）

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

《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也是毛泽东爱读的传记之一，他对陈庆之非常赞赏。

毛泽东在本传的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画有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个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画四个大圈，写有“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处，写有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5页）

陈庆之出身贫贱。他先后几次打败北魏军队。梁大通元年（527年），陈庆之护送北魏降将王元颢返国，沿途冲破敌军重兵把关处，以少胜多，屡战屡胜，在荥阳，竟以七千人大败敌军四十万大军，所谓是“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毛泽东对他的战绩，用黑铅笔粗重地画上一条条着重线和曲线。

1959年7月，毛泽东建议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做诗，他口念，叫别人写：

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
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冈。
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

读《北史》：“王建庸人，不知政治”

毛泽东读《北史》，作有批语的篇目是《周本纪》、《隋本纪》和《王建传》。

《周本纪》记载的是西魏开国君主宇文泰。宇文泰与东魏高欢对峙于黄河。“东魏寇龙门，屯军庸坂，造三道浮桥渡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昂围洛州。”“泰每先驱，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走矣。”“辛亥，谒魏帝，而潜军至小关。窦泰卒闻军至，陈未成。帝击之，尽俘其众，斩泰，传首长安。高昂闻之，焚辎重而走。”宇文泰知彼知己，取其一路，逼退两路，毛泽东对此策略相当欣赏。写有批语：“中间突破。”（《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1页）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正月，隋文帝杨坚下诏：“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毛泽东对此段文字大有感触，旁批有两处文字：一是在“私造大船”处，写有“商业发展”的批注；一是在“悉括入官”处，写有“此不可能”的批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1页）对前者加以肯定，对后者予以否定。

民间私造大船，航行江海，开拓经济，毛泽东认为此举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但杨坚下诏“悉括入官”，使大船为官府控制，这种行为是有悖于经济规律的，所以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对杨坚很有微辞，认为他刚愎自用，并认同《隋书》对杨坚的评论。《隋书》卷二《高祖本纪下》：“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竣，喜怒不常，过于杀戮。”毛泽东读后写了批语：“蕴藏大乱。”（《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

王建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部属，为中部大人。毛泽东对《北史》卷二十《王建传》中的杀俘事很是不满，认为此举是错误的，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王建传》称，拓跋珪大破后燕慕容宝大军于参合（今内蒙古凉城西南），俘获了很多慕容宝的士兵，拓跋珪打算释放这些俘虏。“建以为宝覆败于此，国内空虚，获而归之，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帝曰：‘若从建言，非伐罪吊人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帝既而悔焉。’毛泽东读到此段，写下批语道：“王建庸人，不知政治。”（《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2页）

后来，拓跋珪与王建攻打中山（今河北正定）时，派人去招降：“皆曰：‘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所以毛泽东有此痛责王建之语。

在《王建传》中，北魏诸臣如奚牧、和跋、莫题等人，他们虽立下战功，但却惨遭杀戮。毛泽东对此非常感慨，他在“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诛夷，亦各其命也”旁写下批语：“冤哉，枉也。”（《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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