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

一、王韬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学名瀚、字兰卿、一字(懒)今，到香港后易名为韬，改字为子潜、紫荃、子诠、无晦、仲弢，广文，号天南遯(遁)叟、弢园老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生活在中国沿海口岸，去过西方诸国，从事文化工作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上海，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聘任，在墨海书馆佣书十四年，接触西方“象纬舆图诸学”，从谙习诗书经学的士子到翻译西书、受过洗礼的基督徒，追求西学的洋务秀才，成为中国第一代以翻译西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同治元年(1862)为逃避清军的缉拿，到香港后，为英人理雅各佐译《中国经典》(尚书、左传、诗经、礼记、竹书纪年等)，1867—1870年间，在英国继续佐译《易经》工作，在牛津大学发表中西文化优劣的演讲，被爱丁堡大学誉为中国学士。并历游意、法、英诸国，接触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与同、光期间的改革者冯桂芬、郑观应、马建忠、薜福成、宋育仁、陈虬等人不同，他不是在中国论中国，而是独具只眼，由域外看域内，眼光不同，批评不同，对未来的估计也有所不同⁽⁵⁵⁾。十三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鼓吹变法自强，师西法，兴商务。1871年编译出版的《普法战纪》在国内和日本引起轰动，1879年被邀访日，结识了日后成为著名维新人士的黄遵宪。由于李鸿章出面，于光绪十年(1884)重返上海，更号淞北逸民，明年创办木刻活字印书局(弢园书局)。1887年出任格致书院掌院。又曾任《申报》编辑部主任，90年代前期为影响广泛、倾向改革的教会刊物《万国报》撰稿。著作主要有《弢园文录外编》等，已刊、未刊约40种，现有通行本《弢园文新编》。

他是我国近代维新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指责顽固派“动循古昔，不知通变”，而“变古以通今者，势也⁽⁵⁶⁾”。他学习外国的原则是“择其善者，而去其不可者。”60年代开始为增进国家富强，强调机器制造和海外贸易的好处，70—80年代，儒家文化遭到冲击，王韬以为须先修兵甲，儒家道德才能重新繁盛⁽⁵⁷⁾。继则大谈经济现代化。先是鼓吹船坚炮利，后转而为“先富而后强”;主张由除弊转而为兴利。尖锐批评重农轻商是“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以恃商为国本”取而代之，倡言“富强即治之本⁽⁵⁸⁾”。坚决反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认为当时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已由军事转向通商，造成中国利权外溢，渐次陷于枯槁。坚决要求中国之利权归诸中国，力主变法自强，与西方抗衡。把发展独立的民族工商业，“行泰西之法”，兴矿山、织纴、造船、铁路、机器、银肆、保险等利，明确为他全部经济思想的核心。并明确主张推行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要求“许民间自立公司”，“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dān，竭尽)其力⁽⁵⁹⁾”。明确提出“官办不如商办⁽⁶⁰⁾”。可对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却抱有幻想。他深感忧虑的是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着重指出英国侵略者“以商为本，以兵为辅，”“二者并行⁽⁶¹⁾”。特别强调经济侵略(“商力”)的危害性，认为西方列强总是以通商开始，继而军事占领，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确信中国应“兵力、商力二者并用⁽⁶²⁾”，则无意外之虞。他大声疾呼:“中国有志振兴，及今未晚也。”他的近代化思想侧重于民族的强大，其次才是人民的富强。出色地把发展本国经济与抵制外国侵略和振兴中国联系在一起，成为郑观应商战论的张本。同时他主张“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⁶³⁾”。允许列强在我国增开商埠，通商内地。

王韬不同于清初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的观点，也不同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本末皆富观点，他不代表市民阶层的利益，也不代表与工商业密切联系的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早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向着顽固守旧势力挑战，向着中国传统意识挑战。政治体制上特别赞赏君民共主制，批判君主专政制，导致国家贫弱，君民隔阂，层层专制。戊戌变法时期的许多维新思想家都曾受过他的思想的洗礼，是著名的早期维新改良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