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与《循环日报》

第二节　王韬与《循环日报》

一、王韬与《循环日报》概述

《循环日报》的创办人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兰卿，1862年到香港后改名韬，字仲弢，又字紫诠，江苏甫里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也是中国著名报刊政论家、中国报刊政论时代的开拓者。

王韬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接受儒家教育，18岁考秀才，以后考举人屡试不中。1849年，21岁的王韬受雇于英人麦都思开设的上海墨海印书局任编辑。这是他走向世界的起点。他在墨海和麦都思、艾约瑟等外国传教士共事达13之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和思想意识的熏陶，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王韬青少年时代，正处于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在亡国危机和革命风暴面前，他极力为挽救清王朝的统治而出谋划策，主张仿效西方，实行某些改革，但未被采纳。1862年，因化名“黄畹”为太平天国上书献策而遭官方通缉，被迫逃亡香港，更名为“韬”，开始逃亡生涯。他在香港共生活了23年，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中国典籍，并在1867—1870年随理雅各游历欧洲，了解了西方国家的富强及其历史渊源、现实政治制度，体察到报纸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广设报馆，改良政治。回国后，已是改良主义者的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将西方报纸的编辑理念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为中国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84年4月，得到李鸿章的默许，王韬移家返沪，结束了流亡生涯。1897年王韬病逝于上海。

《循环日报》发刊于1874年1月5日，为大型日报，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也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他们政治主张的重要阵地。《循环日报》初创时，新闻占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白报纸印刷；新闻版分“京报选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三栏。船期部分用土纸印刷。《循环日报》创刊后的头三年，由王韬亲任主编。1876年以后，由洪干甫代理，王韬“兼理报务”。

《循环日报》是王韬与黄胜等人集资购买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后所成立的中华印务总局创办的，因此，《循环日报》完全由国人所有，该报也一再强调：“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由我华人操纵，非别处新闻馆可比。”《循环日报》特别重视这是一份所有权真正由中国人掌控的报纸，是香港唯一一份“华人资本、华人操纵”的中文报纸。主办人王韬深知传媒控制权与舆论之间的关系，突出报纸的民族立场，强调只有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才能维护民族利益，《循环日报》的创办宗旨为“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因而《循环日报》的命名也颇具含义，王韬自己说：“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他盼望中国走变法自强之路，实现由弱变强之循环。

王韬看到了创办报纸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办报的好处很多。王韬认为，在专制制度下，君民相隔、上下不通，“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而创办报纸则可“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如他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中所说：“一曰知地方机宜也”，“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也”。同时还能“达内事于外”，^[10]是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于外交有莫大关系。

王韬深知西方国家报纸的重要地位，认为报纸的主编只有秉公诚正、绝伦超群者才能胜任。他说：“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为准则，盖主笔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因此，对报纸的“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其间或非通材，未免识小而遗大，然犹其细焉者也；至其挟私讦人，自怏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11]

二、王韬与《循环日报》的历史影响

王韬从1874年到1884年间，主持《循环日报》的笔政，以《循环日报》作为宣传改良主义的讲坛，用“遁窟废民”、“天南遁叟”、“弢园老民”、“欧西寓公”等笔名，在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他的政治改良思想，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报刊政论作家和中国报刊政论时代的开拓者。根据他历年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汇编出版的《弢园文录外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开“文人论政”之先河。王韬及其《循环日报》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两点：

其一，开“以立言救国”的先河。中国近代报纸并非古代报业自然演进的结果，在严格的意义上，也并非根植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报刊的需要，而是自鸦片战争遭遇现代性以来，中国必须改造传统的儒家秩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作为得风气之先的口岸知识分子，王韬等最初的民间报人敏锐地感应到了这个变化，钦羡西方报刊的功用与力量，将其移植而成，是清末变局下“救国”、“爱国”的产物。王韬充分利用了报纸这个现代媒介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中国固有的“文人论政”这个传统中，注入了新的生命。

王韬认为办报的目的在“立言”。他在《上潘伟如中丞》中，诉说了自己的这一观点：“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12]所谓“立言”就是议论朝政，宣传政治主张，“博采舆论”使“民情之向背，政治之得失”达于上，使朝廷“措置咸宜”。因此，他以“立论一秉公平，居心务期诚正”为追求目标，针对当时晚清政府的弊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都提出了系统的主张，希望学习西方，将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政府；同时导入新思想、新知识，启蒙和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化，挽救国家危堕的局面。《循环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开创了报纸的政论风气，揭开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序幕。王韬，一文弱书生，手无寸铁，仅以一管毛锥，针对当前的社会现实，评价其措置，褒贬其得失，使报刊政论文章以战斗的姿态介入国内外政务大事之中，关心国事民瘼，立言以救国，表达其爱国思想，显示了民间报刊在历史转型时期，国家面临阵痛时的那种责任担当。可以这样认为，民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经出现，就承担了救亡图存的责任，这个超出新闻之外的沉重负荷，对后世的民间报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二，启中国“职业报人”的新曙。王韬幼承庭训，对科举功名自是孜孜以求，后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入伦敦布道会办的墨海书馆任中文编校工作，后来又因通缉事件的影响，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创办《循环日报》并以此为载体，表达自己对世事时局的看法，发出批评社会、干预社会的呼声，以此不仅每月有百多银元的进项，获得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并且赢得了包括李鸿章等权贵在内的各方的尊重，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未来历史的创造者。王韬以自己的办报实践，“开启了在科举功名之外的另一条新道路，树立起了一种新的人生模式，称之为近代中国最早知识分子应该是恰当的。他不依傍朝廷，独立创造自己的事业，报刊这个舶来品，正是在他手里完成了最初的中国化过程，他把古老的农业文明传统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借助报纸这一新型载体，发出了独立的民间的声音，成为百年言论史的源头，影响深远，余音不绝”。^[13]

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士——舞文弄墨本是其本分，传统文化赋予他们的参政意识又使他们喜欢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但是，因为“士”长期依附于封建政权而生存，所以始终都没有孕育出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王韬的“经验”说明，民营报业为古代文人敞开了一条传统途径之外的谋生之道，为其提供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达空间，也改变了他们读书致仕、服务皇权的人生模式。一种新型的文人生活方式——职业报人——逐渐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

【注释】

[1]陈炽：《庸书·报馆》，见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6页。

[2]卓南生：《从近代华文报业的演变看华文报的特征与使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2月16日。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4]王韬：《倡设新报小引》，《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

[5]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6]马光仁：《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74页。

[7]李磊：《述报研究：对近代国人第一批自办报刊的个案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485页。

[9]《译辩字林报》，《汇报》，1874年8月25日。

[10]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见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11]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见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12]王韬：《上潘伟如中丞》，见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13]傅国涌：《前言》，《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