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的无奈与自解

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小知识分子王韬，是从长洲县的小镇甫里（今甪直）走出来的。他走到上海，再到广东、香港，并游历了欧洲，身经了鸦片战争、小刀会和太平天国运动。因为家庭贫困，他在上海只能投到西人传教士的门下，为墨海书馆编译欧美书籍。成为秀才后，他一方面继续为西人编书校书，一方面仍念念不忘以科举进身。科举之途绝望后，王韬改走向大臣们上书以求赏识的路。这条路是那些潦倒不遇的知识分子大都幻想过的，一书甫上，大臣们击节叹赏，立刻屈尊求教，自己瞬间便飞黄腾达起来。然而这样的好事很少会在实际中发生。首先，大臣的身边有的是幕僚，并不缺乏主意；其次，处在不同的地位，所见所思，要能迎合大臣的需求，几乎不可能；再次，小儒之见，与实际的情况往往距离非常遥远，纸面上头头是道，实际上却并不可行。然而这些小知识分子却大多一直处在自得自傲的虚幻氛围中，认为目前只是未遇，早晚会有刘备三顾茅庐。当然，也有幻梦破灭的时候，绝望之余，再生出更大的幻想，那就是，继续上书。不过，这回是向太平天国上书，以求完成自己的策士之梦。于是，王韬又化名黄畹向苏福省的逢天义刘肇钧上书了。这样的知识分子原是不考虑自己的政治立场，求的只是脱离目前的困境，早日猎取功名富贵。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最后上书落到了清军的手里，他自己也成了被通缉的对象。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固然是知识分子无奈的选择，关键还要看这个文武艺有没有实用价值。进一步是，如果真有大用处，没有平台给你施展，怎么办？是自己创造一个平台还是让别人为你提供一个平台？退一步是，如果没有大用处，有了平台，施展失败，该怎么收场？

所以，知识分子的策士梦古往今来能成功的相当少，身败名裂的却相当多。为什么？原因在于必须依附他人才能成事，而他人实际是靠不住的。

但人却往往不能自知，而社会还提供了可以觊觎的现实，很多庸才掌握着权力，使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不甘心平庸。社会如果没有为这样的知识分子提供一条上升的阶梯，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很可能在失望之余，向敌方上书了。

王韬从此只有浪迹天涯，更深地依靠西方传教士，这种关系还是比较牢固的，因为他提供的学识正为传教士所需要。编书、校书，他也只能做好这些事，然而，作为孔门弟子，他并不感激，反而心里充满了矛盾。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十日，王韬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段与管小异的对话。当时，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请管小异“修《旧约》，并译《亚墨利加志》”，小异以（基督）教中书大悖儒教，坚辞不往。他的理由是：“吾人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

王韬却是这样想的：“教授西馆，已非自守之道，譬如赁舂负贩，只为衣食计，但求心之所安，勿问其所操何业。译书者彼主其意，我徒涂饰词句，其悖与否，固于我无涉也。且文士之为彼用者，何尝肯尽其心力，不过信手涂抹，其理之顺逆，词之鄙晦，皆不任咎也。由是观之，虽译之，庸何伤？”

于是，不译有不译的道理，译也有译的道理，这些孔门弟子的心多少还能取得一点平衡。甚至还能说：要以夷制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辈原来是谍中谍，前来卧底的。只是缺乏明确派遣者的卧底，多少有点勉强，不能服人，但对于这些要求得心安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已经足够了。

王韬生活的时代正是国家多事之秋，如果他肯投身军旅，要在仕途上谋个出路也不算难事（如果不战死的话），然而他的解释是“仆负不羁才，非终身丐食海滨者，今日之栖栖不已，徒以有老母在耳”。老母就这样成了他的替罪羊，老母不在了，还有妻儿，所谓不羁之才原来还是羁绊满身啊，然而这实在是他无能的借口罢了。

我们今日来看王韬的成就，没有了西人的帮助，他还能剩下什么？然而可笑的是，这些成就却恰恰来自他自认作敷衍了事混饭吃的“涂饰词句”和“信手涂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