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需要新的规则和新的秩序

(二)全球化时代需要新的规则和新的秩序

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关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他一方面注意到交通工具和国际市场的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则强调大工业是更为根本的因素，正是大工业造成了新型生产力，才促进了市场的不断扩张，才有了新型交通工具和国际市场。但马克思的着眼点不在这里，而在于大工业使得阶级关系简单化，造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造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为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主体条件。“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出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独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2]正是遵循这样的逻辑，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也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成功，而革命一旦成功，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也就因为失去作用而趋于消亡了。现在看来，历史的具体发展情况比马克思设想的要曲折复杂得多。在当今条件下，民族性问题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今世界的诸多冲突，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民族利益冲突和民族主义情结作祟的结果。

前已述及，在世界市场和世界性交往的条件下，不但有个别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竞争，而且有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在当今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民族国家还是主要的交往主体，各种国际性组织大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进行活动的，比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等。各个民族国家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思考和处理各种国际性问题，它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领域，但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冲突，包括经济上的利益冲突，政治冲突，还有观念冲突，等等。面对着这种种冲突，必须确立一定的交往规则，必须建立一定的秩序，也需要有一定的维持这些规则和秩序的世界性组织。应该说，20世纪的人类所遭受的许多灾难，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地区冲突造成的灾难，都是由于缺乏一定的规则和秩序的结果。上面提到的各种国际组织，也都是20世纪国际社会为了防止和缓和冲突而努力的结果，尽管说这些组织从结构到功能，从数量到质量，都还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尽管说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家规则，大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倡导而确立而且是更加有利于他们的，但这些组织，已经确立的这些规则，毕竟在缓和和化解冲突方面起了相当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些规则和组织，当今世界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这也正是许多国家尽管对现行的一些规则感到不满，但都主张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权威性的原因所在。

历史进入21世纪，可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却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美国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合法形式下，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使得联合国的威信受到极大伤害，不仅如此，美国还发出威胁，要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造联合国，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霸权主义政策引起了普遍不满，对联合国宪章的践踏及其后果更使得国际社会忧心忡忡。联合国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这场危机实际上是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危机，也是支持这些秩序和规则的观念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核心问题不单是一些理论家所谓的“冷战思维模式”的问题，从深层看，更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民族中心主义或国家主义的观念已经变得过时、越来越不能应付全球化时代的形势的问题。

“冷战思维模式”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冷战局面的时代形成的，它带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峙相持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两大阵营都在想方设法战胜对方的搏战特征。确实，在两个超级大国各自都在谋求世界霸权的冷战时代，各自都把对方妖魔化，把彼此的对立全面化、绝对化，而且似乎正处在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在此生死存亡之际，生存需要就成为压倒一切的需要，不顾一切地发展军事技术、大搞军备竞赛也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时代。错误的观念导致错误的实践，错误的实践又造成真实的危险，核武库在不断扩充膨胀，核大战的威胁在日益严重，人类面临着真实地被毁灭的危险性。在这个时代，其他的矛盾，如民族矛盾、经济冲突等都退到了次要的位置，或是被掩盖和淡化了。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国际交往中的人为阻隔和政治藩篱被拆除了，新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交往提供了良好条件，在国际经济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加深、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在全球性问题需要各个国家通力合作共同谋划的条件下，各个国家的人员往来、科技协作、文化交流、信息共享都大大扩展、深化。但与此同时，以前在冷战时代被掩盖、被淡化的民族矛盾开始突出，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政治摩擦、价值观念的碰撞对立也都显现了出来。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波黑战争，巴以冲突，印巴冲突，黑非洲的许多部族战争，都是其具体表现。和平和发展成为后冷战时代的时代主题，可种种的矛盾冲突使得世界仍然很不安宁。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之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军事力量对比和世界政治生态出现了严重失衡，美国借自己的经济军事优势，到处插手和干涉别国事务，积怨甚多，9·11事件就是这种矛盾尖锐化的一个结果。美国借9·11事件扯起了反恐怖主义的大旗，形成了一种国际反恐联盟，这本来是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但美国政府却在反恐的旗帜下借机塞进自己的私货，积极推行一贯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引起了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的反对，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不安。霸权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局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当代国际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

霸权主义实质上也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表面上，它打着维护人类尊严、保护人权的旗号，似乎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宁和全人类和平发展的利益，实际上却是在扩展和巩固本民族的利益，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他民族的利益之上。在理论上，它把本民族的人权标准和价值观念当作是一种全世界都应该遵循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或隐或显地把自己看作是判定全世界各种事务的是非对错的法官和维持世界秩序的警察。这种把本民族的利益置放在其他民族利益之上，崇尚强权即真理、强力即正义的观念，这种把本民族的价值观念当作普遍适用的唯一标准的思维模式，正是已经过时了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实质内容所在。

全球化时代需要新的秩序和规则，而这些新规则的确立，需要立足新的形势，从新的价值视野来审视以往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需要有一定的新价值理念作为指导和理论支持。概括地说，需要各个民族国家超越以往奉行了多少年的民族中心主义传统，从人类主体的高度来平等地看待各个民族的关系，要求抛弃冷战思维模式，改换成一种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通过谈判协商维护世界和平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