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启蒙

康德（1724－1804）作为包括笛卡尔在内的现代哲学中很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康德继承了笛卡尔也接过了卢梭的传统。秉承笛卡尔是把理性和认知主体放到理论建构的核心地位。《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谈到他本来自信人类的理性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读过休谟以后，感觉是当头挨了一棒，由此把理性的功用限定在现象世界之中，留出一个更高的物自体世界交由自由意志来加体悟。这里康德指的是休谟将作为科学思维最基本概念的因果关系，断定为经验的产物，是习惯性联想使然。对于休谟的看法康德未必同意，但是他深感休谟打破了他多年以前的教条主义迷梦，给他在思辨哲学的研究上开辟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康德同样受惠于卢梭，但卢梭的影响并不在于他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而是他自由是自足的、自由为自身立法的观念，以及坚信人类出于他的尊严，需要来立法来约束自己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康德对启蒙运动的看法，以及他人为自然和道德立法的思想。换言之，康德看到了现代的科学世界观给传统道德和宗教提出了巨大挑战，对此他既没有现代性的先驱法朗西斯·培根和笛卡尔那样通力呼吁革故鼎新，也没有像卢梭那样全盘否定科学，而是采取了反思科学，限制科学的办法，这比较明显见出德国启蒙思想的特征。现代性通过康德，公认是首次有了比较系统的哲学形态。

康德1784年专门写了题为《什么是启蒙？》的著名文章。康德开篇给启蒙下了如下定义：

启蒙就是人类从他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不成熟状态是指没有别人的指导，人就不会使用他自己的理解力。要是这当中的原因不是因为缺少理解力，而是离开他人指导就缺乏果断和勇气来运用它，这一不成熟状态就是人加诸自身的了。故而，启蒙运动的座右铭就是：敢于聪明！勇于使用你自己的理解力！^[3]

对于这些不成熟状态，康德列数了用现出书本替代自己的理解，依赖牧师指导自己的精神生活，依赖医生决定自己的饮食等等，而最不成熟的，在康德看来，莫过于宗教的现状。康德指出，要指望个人分别来走出这不成熟的状态是有困难的，因为它积习已深，差不多已经成了人们的第二天性。人们习以为常，甚至开始喜欢这种状态，因为放弃独立思考，最终也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恪守教条和抱残守缺，由此变成了不成熟状态的枷锁。即便有人甩掉这些枷锁，他也是一派茫然，不知所措，盖因他已经不习惯自由运动了。所以，康德说，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成功摆脱不成熟状态，大胆地走自己的路。

康德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启蒙运动，机会要多一点。因为只要公共氛围是自由的氛围，这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对此康德说，总是有少数人，即便是在那些被任命为大众导师的人士当中，也会进行自己的思考。这些人士一旦自己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枷锁，就会把关注个人价值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向四处传播。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早先被他们的导师们套在枷锁里边的公众，要是发现导师不肯或者无法启蒙而觉醒过来，反过来会迫使导师人自己留在枷锁里面。这是因为宣传偏见的人，最终是会自食其果。故此康德认为公众的启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革命可以改朝换代，推翻专制压迫，但是永远不能产生思想方式上的真正变革。相反，新的偏见，就像它们取而代之的旧偏见那样，将会来试图控制懒得思想的广大群众。

康德认为此类启蒙唯一的需要就是“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不是别的，而是让公众来自由运用各人自己的理性。不用说这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对此康德讥嘲说，可惜他四面八方只听得人们在喊：别争辩！官员说，别争辩，往前走！税收官说，别争辩，交钱！牧师说，别争辩，信仰！只有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在说，想怎么争辩就怎么争辩吧，可是服从！康德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对自由的限制。但是，哪些限制阻碍了启蒙，哪些东西相反又是在促进启蒙？对此康德的回答是，理性的公共运用必须永远给予自由，独此一项，就可以给人类带来启蒙。理性的公共运用相对的还有理性的私下运用。康德说，后者的限制经常是要严格得多，但是对于启蒙进步并无大碍。在此康德区分了两者的差别，指出理性的公共使用是指有识之士向整个阅读公众发言，这里的“有识之士”只是一种姿态，任何人只要有勇气，都可以担当这个角色。理性的私下运用则是指位于特定公职岗位或出任官员的人，如何来使用自己的理性。这是如何履行职守的问题。在康德看来，它对启蒙的影响，与鼓吹自由思想的公共领域传播活动，还不可同日而语。

康德认为他的时代是一个启蒙运动正在进行，尚未完成的时代。他说，要是有人现在问我们，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回答是：不是。但是我们又的确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距离作为整体的人类能够充满自信地在方方面面使用自己的理解力，而不依凭外来的指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很显然道路已经开通，障碍也愈见稀少，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确信是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福柯后来在他的同题专论中，将康德的《什么是启蒙》誉为“现代性态度的纲要”。福柯高度推崇康德，认为这是一个哲学家第一次对“什么是启蒙”这个现代哲学的根本问题，做出如此贴近而深入的分析。福柯指出，人们大多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代，或是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如是现代性之前就有一个或多或少幼稚的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则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后现代性”，但是他并不对此以为然，而提出应当将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态度：

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作ethos（气质）的东西。^[4]

现代性作为一种态度，这态度毋宁说是现代性的也是后现代性的，是建构的更是批判的。福柯解释说，这里态度一语的含义，是指与当代现实相联系，它是特定的民众的自主选择，是思想和感觉的方式，同样也是行为和举止的方式，更是一个时代的使命感。简言之，它就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气质，即批判的精神。福柯指出，当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人类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独立思考也不依赖外部的权威时，就是规定了理性运用的批判性和合法性条件。福柯本人激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在将理性判定为压迫之源的同时，无疑也是在康德为现代性确立的批判传统上面，更向前走出了一大步。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展开了一场素有“哥白尼革命”之称的认识论批判。他同笛卡尔一样，把“我思”作为认识的最高依据，从认识论上确证理性至上的主体性哲学。而在康德看来，主体的认知能力是在于它先天就拥有直观形式，这就是时间和空间。加之同时拥有的先天的知性范畴，通过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形式赋予感知得来的质料，而形成客观有效的判断。换言之，先天的感性和知性形式同经验质料的两相结合，由此主体来对客体进行建构。这就是康德的先验认识思维模式。

引人注目的是作为感性直观形式的时间和空间，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成了理性认识的基础。因为认识正是在我们这一先天的感性形式上面进行。康德对此的论证是，首先，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由经验而来，反之，我们对外在事物的感知，必然要将对象置于一定的时空维度之中。故而其次，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得以呈现的前提和条件，我们可以想象时空之中无一物存在，但是不可能想象时间和空间本身不存在。所以最后，时间和空间不是概念，而是纯粹的直观。因为假如时空是概念，它们只能是作为部分之总和的共同属性。但是时空是无限的也是唯一的。康德的这个思想对于美学来说至为重要，在一些后现代美学家看来，以感性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实为思辨认知的基础所在。这比康德本人《判断力批判》中称审美判断具有它自己的合理性，既不屈从科学也不屈从道德观点，尤进了一层。

与此类似的是康德的道德哲学。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同样是一种先验结构，这就是人类心中的自由意志自我立法，是为善的条件所在。它不同于以幸福和荣誉为追求目标的传统道德，因为后者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质，最终会败坏道德，摧毁它的崇高性质。而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即我们先天的道德法则，不以任何兴趣、爱好和欲求为根据，它是无条件的。道德意志唯其如此，才是地道的善良意志。它的目的就是自身。

康德本人没有提到过“现代性”。但是康德构建了科学认知和道德行为这现代社会两大领域的先验条件。理性范畴和道德意志的先验性，由此可见，即是康德哲学的现代性。康德对理性的看法，一度成为后现代争论的焦点之一。美国学者麦卡瑟在他题为《理想抑或幻相：论当代批判理论的重构和解构》的著作中，就提出康德对理性的理解，究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幻相故而需要不断加以解构呢，还是理性思想和道德行为势在必然的假设故而必须小心翼翼加以重构？麦卡瑟本人认为两个方面都不应当忽视。实际上，康德的上述思想在今天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论争中，也正在被不断发掘出新的内涵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