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读《陶德麟文集》

汪信砚

新中国成立至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历经风风雨雨而后迎来明媚春天的六十年。六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老一辈学人曾有过道不尽的辛酸和苦楚，也曾品尝过精神解放后的莫大喜悦，因而他们倍加珍视改革开放后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社会局面。在“文革”那场史无前例的民族灾难结束之后，他们首先想到和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得失，而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们怀着对时代、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博大的胸怀、巨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执著地追求真理，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下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2007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陶德麟文集》就是作者这样一种努力的心血结晶，它深刻地体现了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高度统一。

作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文丛中的著作之一，陶德麟先生的这部文集包括七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问题与求索》汇集了他从1956年到2006年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67篇学术论文，是他在长达半个世纪中哲学思维之旅的重要见证。作者在该书《自序》中说，这些论文“可以粗略地反映本人涉足的问题和认识的进程”。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所说的这种“认识的进程”即作者的哲学思维之旅，既不是曾经流弊于一时的那种不断为现实中的个别政治事件作论证或辩护的过程，也不是近年来一些人所痴迷的那种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个人思维自我构成的过程，而是真正以哲学把握时代、以思想引领现实的过程。作者在这些论文中所思考的“问题”大多为人们所极其熟悉，但每一个有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哲学理论工作者都不能不对之进行严肃的思考。这些问题也曾是不同时期的理论热点，而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理论热点，不是由于任何别的原因，乃是因为它们植根于时代的需要，甚至维系着民族的命运。时代的需要、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作者创作这些论文的现实土壤，而作者通过这些论文展现出来的哲学思维之旅，就是在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所留下的一长串深深的足迹。

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有几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结束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一转折，老一辈学人在九死一生之后的复杂感情是无法形容的，同时他们也立即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文革”的悲剧已成为历史，但若不摧毁“文革”的一套理论，就不可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这套“理论”最重要的支柱主要是两个哲学观点: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指示”；另一个则是在真理面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没有平等可言的。然而，当时要摧毁这两个曾经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哲学教条绝非易事，因为那时人们头上还笼罩着阴云，这就是两个“凡是”的戒律。根据这种戒律，那两个哲学教条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定理。这种戒律以党的名义强加在人民头上，成为很难逾越的政治栅栏，使一切触及要害的理论讨论都成为非法之举。

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毕竟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涂抹掉的，它对哲学理论研究的推动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强有力的。为冲决两个“凡是”的罗网，1978年夏天中国理论界开始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问题与求索》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一组论文。

虽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适应破除反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迷信、冲决思想罗网的时代需要而开始和进行的，但当时人们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还有不小的分歧。在《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实践怎样检验认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等文中，作者针对当时讨论中出现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辩驳，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作了透辟的阐述和论证。诚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今天任何人都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了解到的道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基本结论也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常识”。然而，正如作者曾经说过的，在由于遗忘了“常识”而弄得举国昏昏，临悬崖而不知勒马，入苦海而不知回头的时候，恢复“常识”的意义就决不在提出新理论之下。如果当时不通过那场讨论把人们从现代迷信的愚昧中唤醒，不打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就不可能朝拨乱反正的方向迈出哪怕是一小步，也就没有今天的一切。而在那场讨论中，作者的这些论文对于澄清人们的思想混乱，消除各种意见分歧，促使人们在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唯一性问题上达成共识，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实践标准的确立，使人们得以冲决两个“凡是”的思想罗网，并由此摧毁了以领袖的“指示”作为真理标准的哲学教条。但是，要摧毁另一个哲学教条即在真理面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没有平等可言的，则还需要在确立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正确地理解“双百”方针，因为实践标准的确立只是解决了以什么来判定某一理论或思想认识是否真理的问题，至于在已经确认的真理面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没有平等可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如果考虑到这一哲学教条所谓的“真理”是以领袖的“指示”为尺度的“真理”，以及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概念被赋予的特定内涵，那么情况就尤其如此。正是为了摧毁作为“文革”理论支柱的第二个哲学教条，作者撰写了《问题与求索》中对“双百”方针及其理论基础进行哲学反思的一组论文。

在《百家争鸣与“两家”争鸣》、《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应当重新解释》等文中，作者在深刻反省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曲折历程的基础上以超凡的理论勇气指出，“双百”方针自1956年提出至“文革”期间的实践之所以经历那样曲折的道路、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其原因决不能仅仅归结为一个正确的方针未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因为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基于正确理论和现实情况的完全正确的方针，竟会在最高领导人郑重提出之后立即被违反，而且一直违反了20年，直到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还很难纠正。事实上，在“文革”以至更早的一段时期内，“双百”方针实际上并没有被理解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而是被理解为阶级斗争的一种策略，其中，“百家”实际上被归结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百花”实际上被区分为“香花”与“毒草”两类，而实施“双百”方针的目的则在于“引蛇出洞”，以便于“无产阶级”对散布“毒草”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和暴力镇压。作者写道:“如果不回避事情的实质，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双百’方针提出的初衷虽然完全正确，可是后来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估计发生了原则性的偏差，这个方针的理论基础实际上被修改了。它的理论基础主要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当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理论)，而是被扭曲了、变形了的‘阶级斗争’理论，因而它的主要内容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是无法统一的。”⁽¹⁶³⁾作者进一步指出，我们今天也仍然在强调切实贯彻“双百”方针，但这已经是经过重新解释的“双百”方针，是更换了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的“双百”方针。新的“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和人类文化发展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因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必然是它的具体内容之一。这样的方针只要能够得到切实贯彻，是一定能带来科学艺术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的。正是由于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和新旧“双百”方针的根本区别，作者既有力地批驳了在真理面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没有平等可言的哲学教条，因为这一教条不过是原来意义上的“双百”方针的必然引申物，又维护了新的“双百”方针的严肃性。同时，作者还对今后如何切实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警示。例如，作者指出，科学艺术领域里的意见纷争的情况是异常复杂的，并不是一切争论都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不能用专政或暴力镇压的方式来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口号必须抛弃，等等。这些理论警示，都是对于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惨痛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所有这一切，不仅有利于彻底摧毁“文革”的理论支柱，而且也有利于从思想深层上消释“双百”方针的历史实践使人们产生的迷惘和困惑，解除人们在三中全会以后“齐放”、“争鸣”实践过程中的“余悸”和“预悸”，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做了极有意义的开路工作。

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转折关头，则是改革开放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实施。这一转折的实现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向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历史任务，这就是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如果说在摧毁“文革”理论基础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许多人都曾亲身感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作用，那么，对于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还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如何理解坚持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在一个时期里人们的认识却还远未达成一致，其中还有不少模糊甚至错误之处。尽管实践标准的确立和新的“双百”方针的贯彻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也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倘若没有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解和回答，要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不可能的。而对这些问题作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的透视和解析，构成了《问题与求索》中另一组论文的旨趣。

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邓小平文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文中，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病态倾向，作者首先就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作了富有理论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证。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深刻阐释和回答了应该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作者特别批评了那种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的做法。作者强调指出，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坚持的应有之义，二者应该是有机统一的；这种有机统一，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也是不断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者不仅站在方法论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理论前提，而且还以其多方面的理论探索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表率。作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撰写的“空间与时间”、“唯心主义”等条目释文昭示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必须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科学地对待和具体地分析包括唯心主义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辩证地概括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最新成果。《列宁的“物质”定义要不要修改?》、《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两种伦理原则》等文告诫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立场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受到无理非难和攻击的情况下，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予以回击，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何谓彻底认识世界——关于不可知论》、《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等文表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必须展开积极健康、富有建设意义的学术讨论和争鸣，但要做到这一点也有一个方法论问题，那就是要力图避免无谓的语词之辩和虚假问题之争。《道德观念要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论生产力标准》等文则启迪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要站在时代发展前列捕捉哲学研究的课题，从社会实践的最新发展中摄取哲学思维的养分，尤其是要注重探讨和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前一篇论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剖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在“富”、“利”、“钱”等问题上流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德准则，有效地澄清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道德观念上的是与非，喊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迫切要求传统思想观念、特别是流行的道德观念体系变革的时代最强音。后一篇论文则把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推进了一个更深的层次，阐明了生产力标准理论正是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的最基础的理论。文中关于生产力标准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讨论与真理标准讨论关系的辨析，显示了作者非凡的理论洞察力，它对于当时学界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讨论中出现的一些热昏的头脑和糊涂的观念来说不啻是一服强效清醒剂。

正如作者所说，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从而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不是少数几个人、更不是书斋哲学家所能实现的，它的实现有赖于亿万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与此相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最后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上来。为此，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为人民群众、为青年学生所接受和掌握。因此，总结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教学中的得与失，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学工作，自然也就成为作者的关注点之一，并构成了《问题与求索》中又一组论文的主题。

《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哲学专业教学改革管见》、《改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教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等论文，以深沉的历史感、焦灼的现实感和强烈的使命感，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教学工作及其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些论文中，作者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学工作要注意讲清道理，批判反面观点同样也要讲清道理，要做到以理服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的具有“彻底性”的科学理论，只要我们注意讲清道理，它也是完全能够“掌握群众”和“说服人”的。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后之所以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理论的彻底性和巨大说服力。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中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之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教学工作却开始表现出不怎么注意讲道理了，不怎么注意理论的彻底性和说服力了，其结果是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些人那里受到冷遇甚至嘲笑和讥讽。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邓小平理论之后又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正如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一样，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没有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也不会有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这一时期作者理论探索的重心，并构成了《问题与求索》中写于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论文的核心论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当认清和探明这一结合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哲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从建国五十年的历程看哲学的作用——兼论三个“标准”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等文的探索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路线、思想方法及工作方法的理论根据和基础，我们党的纲领、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本身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提出和确立的“三个标准”即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分别解决了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实践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发展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问题，它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社会变革的先导作用。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弄清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和现实社会实际。《中国当代哲学的回顾与展望》、《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小农意识》、《论社会稳定》、《试论我国改革实践对人们思想的影响》等文所探讨的就是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其中，作者尤其深入地考察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共同精神和中国改革实践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关于前者，作者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共同精神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种共同精神派生了中国传统哲学重政治、重实行、重综合、重群体等几个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具有如是共同精神的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具有深层次上的可契合之处。关于后者，作者选取“当前思想领域变化的主流是进步还是退步”、“怎么看待思想变化中的消极现象”、“正确处理三个关系”(即“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和“法制观念与道德观念的关系”)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全景式地把握了改革实践过程中社会思想变化的整体面貌。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中国当代哲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曾受到一篇发表在网上并署名“沙水”的驳难文章的泼妇骂街般的纠缠。说那位驳难者像泼妇，是因为其文章表明他既缺乏教养又不遵守基本的论辩逻辑；而说其驳难像骂街，则是因为他的文章充满了不知天高地厚的自恋狂色彩和横蛮不讲理的断言，其中夹杂着“文革”后已不多见的对他人作品的恶意歪曲甚至人身攻击，断不是有素质的学者所为。然而，作者却以博大的胸怀对待这样一篇近乎文字垃圾的驳难文章，并写了一篇《答驳难》附于《中国当代哲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之后，认为“如果把情绪化的东西去掉，涉及的学术问题还是值得讨论的”⁽¹⁶⁴⁾。在这篇《答驳难》中，作者对对方的驳难逐一作了极其细致、极富耐心且丝丝入扣的严谨分析和回答，尽显其深厚学养和大师风范，同时也反衬出驳难者学识上的浅薄、品质上的恶俗和人格上的猥琐。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必须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典籍。在这方面，《从马克思的两段话说起》、《深化唯物辩证法研究的两个问题》、《意识论在哲学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人学研究之我见》、《努力探讨当代哲学的前沿问题》等文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典范。这些论文启迪我们，要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养成和守持一种良好的学风，断不可坐井观天、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和人云亦云。例如，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典籍时，有些人只是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两句话就妄言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着这种或那种原则分歧甚至根本对立，但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联系起来分析，就很容易发现这种看法完全是对他们思想的误读。如果说作者关于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典籍问题的思考表明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反对老式的教条主义即王明式的教条主义的任务的话，那么，作者对于如何深化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学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问题的论述，则直接间接地批评了近年来学界相当行时的各种新式的教条主义，包括对古教条的崇拜和对洋教条的迷信。作者尤其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既要坚持一些根本性的“大原则”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要注意弄清问题的“细节”，如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本真关系、意识活动的机制等等，特别是要总结和概括人类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和人类实践的新经验，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阶级性与人类性的统一、科学性与开放性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的理论品格。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然必须突出地重视和深入地探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多方位地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等文就是作者在这方面的探索成果。这些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些标志性成果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既彰显了它们各自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贡献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又深刻地阐明了它们之间在哲学基础、理论品格、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和根本的内在一致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必须着力澄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在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虽然兴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潮，但人们实际上是一题各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事情尤其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论文中，作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必要性和可能性，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原则，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否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和视野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条分缕析的阐释，清理、辨析和驳斥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糊涂观念和错误观点，其分析之深刻、说理之透彻、论证之有力，在同类论著中实属少见。

《问题与求索》部分还收入了作者“文革”前发表的一组论文，它们无疑标志着作者“认识的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其中，作者年仅24岁时写作的《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批评了苏联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词典》中的“同一性”条目释文。该文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批评该词典对“同一性”的解释“是根本错误的”，而该词典再版时也对“同一性”条目释文作了修改。事实上，这些论文不仅反映了那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而且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例如，《为什么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评实用主义的真理论》、《怎样理解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等文所探讨的，都是当时的社会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课题，它们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哲学思维之旅的连续性和一贯性。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论文的结论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但论文所展示的这些“常识”的获取过程以及一位著名前辈学者的理论探索足迹，却给我们以恒久的启发。

除《问题与求索》外，文集还包括《李达研究》、《评论与回忆》、《访谈与自述》、《他山之石》、《诗词与少作》等部分，它们也都是作者哲学思维之旅的重要见证。并且，每一个部分的内容都具有独特的理论魅力，闪耀着作者高尚人格的光芒。只是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一一进行读解。

综览全书，这部文集没有一句空洞的说教，但它使人不得不信服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现时代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书中见不到一个眩目的时髦名词和术语，但其中的每篇论文都充溢着时代的气息；作者思路的展开没有借助于那种纯概念、范畴的推演，但其对各种问题的论析无不显示出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和无可抗拒的理论说服力。无论是从其对待重大理论问题的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透视事物根本和问题症结敏锐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款款道来而又出奇制胜的高超论辩艺术等方面来看，还是就其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和清新朴实的文风而言，这部文集都堪称一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之作。“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者在书中曾借用朱熹这一富含哲理的诗句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应有状况，我想，以此来评说该书作者的哲学思维之旅也是极为贴切的。这里的“源头活水”，就是对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深切领悟，就是对常青生活之树的不息攀缘。

作为陶德麟先生的弟子，我深知，这部文集不仅融会了他对宇宙世界、对时代和社会透辟的哲学思考，而且也含蕴着他对沧桑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烛光般的生命追求；他在该书中所展现出来的哲学思维之旅，实际上是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老一辈学人曲折心路历程的一个缩影，也是共和国六十年荣辱兴衰的理论写照。而像我这样一个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修养都极为浅薄的后学，是很难把握它的全部精深底蕴的。在即将迎来陶德麟先生八十华诞之际，虽出于对先生学问和人格的景仰并受该书智慧魅力的吸引而勉力谈此读后感悟，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深感惶惑和不安。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