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

第一节　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

一、费尔巴哈的思想历程

“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1]这是费尔巴哈在晚年总结自己思想进程时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清晰地勾勒出了费尔巴哈一生的思想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神学唯心主义阶段(1825年以前)，他推崇的是上帝，信奉的是神学；绝对唯心主义阶段(1825～1838年)，他推崇的是理性，信奉的是黑格尔哲学；人本学唯物主义阶段(1839年以后)，他推崇的是人与自然，形成了自己的“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

1804年7月28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兰茨胡特小城，两岁时举家搬到慕尼黑。费尔巴哈在慕尼黑上的小学，在安斯巴赫上的中学，在当时“到处都是神学家”的时代，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费尔巴哈都接受了系统的神学教育。对于神学类课程，费尔巴哈不是从形式上去应付它，而是认真对待，真诚地与上帝进行心灵上的交流。他不仅自己学习神学，而且还建议妈妈督促兄妹们也要攻读《圣经》，并学习做祷告。为了能直接研读原文《圣经》，15岁的时候，费尔巴哈还曾专门学习希伯来文。认真的态度，勤奋的精神，使得费尔巴哈中学毕业时，宗教课成绩全部优秀。1822年秋天，当18岁的费尔巴哈走出卡罗琳中学的校门时，他已完全被神学吸引了。他立志要成为一个神学家，渴望在神的启迪下获得万事之理和神明的奥秘，从而也就开始了他思想历程的第一个阶段：神学唯心主义阶段。

1823年初夏，19岁的费尔巴哈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神学院学习。但一年的神学学习让费尔巴哈感到失望。尤其是亨利·保卢斯的课，“枯燥无味，尽是些奇谈怪论”，在“这个展示无灵魂的僵尸的坟墓似的课堂上”，不能“学到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2]，简直让他无法忍受。费尔巴哈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保卢斯的“课堂里找不到一个地方是值得任何一个有眼能看，有心能感，有脑能思，以及有寻求真理的渴望”。他的“讲座只不过是一张他用自己狡诈的唾液糊起来的诡辩的蜘蛛网；只不过是一座卡着脖子不让人自由说话的宗教裁判所；只不过是处刑用的凳子……只不过是一家小酒店”。“这里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向反思提供材料，人们只有在极度无精神的时候，才能在这里找到精神。”通过保卢斯的课，费尔巴哈“看透了盲从的、狭隘的、愚昧的天主教教义的空虚”。费尔巴哈认为，他这样指责保卢斯教授，“很容易给人以粗暴无礼的印象”。但他认为，“大学教授和听课学生的关系，不是天主教神父和盲从服从的群氓的关系，而是新教属灵一词真纯意义之下，教职人员和教友的关系；不是粗暴的强制性地戒律和奴仆般地服从的关系，而是明智的，合理的，善意的建议和忠告，与理智的，出自真正自由信仰而产生的信服之间的关系。事情十分明显，不能强制一个学生去选听某一位教授的课，而应该按照他的选择，自己的爱好，去决定选听哪一位教授的课”。“讲授和听讲这两个词的含义自身同样十分清楚地表明，两者是自由的而非强制的，是交互而非对立的关系。”对于“那些在戒棍下变得胆小怕事，心胸狭窄的人”，费尔巴哈嘲讽地说：“他们想把一切地方，其中也包括大学，都变成管教所。他们认为自己被培养为盯梢人比被培养为学者更光荣。他们把暴君顶在头上，把神父当作教士揣在怀里，以便有朝一日把他捧上宝座，也许扶上马桶。”^[3]在海德堡大学，除了“才华横溢、敏锐过人”的卡尔·道布教授的课堂，其他人的教学都不能使费尔巴哈满意。因此，在第一学年结束后，费尔巴哈请求父亲同意他转入柏林大学学习。

1824年7月，费尔巴哈在柏林大学神学院注册，但他没有选修神学课，而是选修了黑格尔的哲学课程。这一事情本身说明，这时的费尔巴哈虽然对神学不满，但在思想上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支点来代替神学。1846年，费尔巴哈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当我出现在柏林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期望什么和追求什么，我处在一种漫不经心和动摇状态之中。”新的思想支点在哪里呢?路在哪里?费尔巴哈在黑格尔课堂找到了答案。他说：“然而，在半年之内我成功地听从了黑格尔，我突然成了被开导和被指明了方向的人；我明白了我期待什么和追求什么：神学不是我需要的，而哲学则是我需要的!”“他使我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世界。他成了我的第二个父亲，柏林则是我的精神祖国。”^[4]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他听黑格尔的课“虽然不过四周，然而已经深深感到，在这为数不多的几周里，使我受益匪浅，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所学到的东西，比在爱尔兰根和其他大学四个月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在道布的讲课中感到模糊难懂，或者只是偶然、孤立地提到的那些地方，现在通过黑格尔的几次讲课，我就豁然贯通了，我相信，至少已经认识到其中的必然性和内在联系了，道布在我心里播下的种子，已经变成一片青葱的幼苗”^[5]。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教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黑格尔的讲课，远不像他的著作那般晦涩。我甚至可以说，他的讲课是清楚易懂的。因为他很注意大多数听讲人的意见和不同程度的理解力。此外，在他的讲演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即使他还没就事、概念、观念的本身来发挥，或者说还没有纯粹和单纯地就它的固有因素来发挥，他也总是紧紧地围绕着事情的核心，而不是摭拾不相干的补充和比喻。”“听黑格尔的课，可以在概念中得到直观，从直观中得到概念来。”正因如此，黑格尔课堂具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就不足为奇了，黑格尔的讲课就像“怒潮般的洪流”，能把一块石头“很快磨光，凿出洞穴，把它那僵直的体态化作美丽的杯盂”，而不像“檐头上的细水滴，几百年都无法把它打穿”^[6]。

黑格尔哲学思想彻底地征服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称他是唯一体现“老师”概念的人，是他的“第二个父亲”。他决心放弃神学，转向哲学。但为稳妥起见，费尔巴哈还是先写信征求卡尔·道布教授的意见。1825年1月29日，他在给道布的信中说：“我要追本求源，从最根本的地方开始，我不但要呼吸哲学，观看哲学，谛听哲学，还要哲学成为我的呼吸，成为我的自身之光的眼睛，成为我的耳朵……我却把研究哲学当作自己的天职，哲学是全部思想，全部行动的对象，终生的目标。”对于曾经信奉过的神学，费尔巴哈说：“说实在的，向神学，向那些历史的——批判的破烂，向那些教义学的小把戏告别，我一点也不伤心，而离开那些天主教的、理性主义的禽兽灵魂的阴暗国度，使我倍加高兴。”在得到道布教授的“我很早就说过，费尔巴哈不能把神学学下去，他在哲学方面已经有很深的造诣了”的肯定性答复后，费尔巴哈在1825年3月22日给父亲的信中，终于说出了“早就藏在心里的对未来的设想”，这就是：“神学——不再是我的学习专业了”，“神学，对我来说，已经死亡了，我，对神学来说，也已经死亡了。”为了说服父亲支持自己，费尔巴哈总结了自己多年接受神的洗礼的感受。他说，自己“在主的葡萄园里劳作多年”，得到的只是被“弄得千疮百孔”的头颅，是“沉闷生活的痛苦”，是“一场毫无所得的空忙”，对于选择哲学，费尔巴哈说：“我的设想不是草率决定的，不是像犹太人的弥撒亚那样以霹雳风暴把它带到您的面前来，而是经过反复思考，克服重重疑虑，进行周密安排之后，把清醒理智的信念带到您面前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决定”，“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展望着如愿以偿时的景象”，费尔巴哈激情地说：“父亲，请您不要恼怒地把脸背着您的儿子吧”，而要“为我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王国，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时代，有了新的远景而高兴吧!”“为我能逃出牧师的黑手，并且能和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做朋友而高兴。”“对我来说，神学是一朵虽美艳但已枯萎的花，是一具无生命的玩偶。”“我对主奉献的是甘芳的熏香，发出的却是腐烂的臭气!让我再回到神学，就等于把一个不朽的灵魂再放回到已经被抛弃的尸体里去”，“我必将变成行尸走肉”，“从一个自由人变成一个奴隶”。^[7]

在这封信里，费尔巴哈对哲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哲学给予我永生的金苹果，向我提供现世永恒福祉的享用，给予我以自身的相等。我将变得丰富，无限地丰富。哲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费尔巴哈在这时就准确地抓住了“人”和“自然”这两个中心。他说：“我要把大自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怯懦的神学家在大自然的奥秘之前惊慌失措，物理学家对大自然则误解其意义，只有哲学家才能完满地解决大自然的问题。我要把人，把整个的人，深深地铭刻在心中，他不是医生病床上和解剖刀下的人，不是律师在法庭上和审讯室里的人，不是面包匠，也不是酿酒师样的人。这是个贯穿一切，穷究根底的思想。有了它我就有了一切，并能自己延伸到世界的尽头。把上帝和自然这对美丽的双生姊妹，从他们的墓穴里挖出来，哲学就有了绕之而转动的太阳轴心，才能看到自己的光明前程，才能长成为一株繁花满枝，硕果累累的生命之树。”^[8]在以后的哲学生涯中，费尔巴哈正是通过自然界和人，创立了自己的“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的。

费尔巴哈这一时期的反神学思想，最终汇集成了1830年匿名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论死亡与不死》。费尔巴哈深知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灵魂不死的信仰是基督教的两个支柱，它们被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被用来作为别的教条的依据。天堂、地狱、来世、报应等，若没有灵魂不死的信仰来支撑，便会立即坍塌。所以，费尔巴哈在这部著作里，直接冲击基督教这个大厦的根基，否定个人的不死，承认只有普遍的理性才是不朽的，宗教神学的灵魂不死之说是荒谬的，所谓天国生活不过是梦，要求人们不要向往来世，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现世和现在。这部著作的发表，标志着费尔巴哈同正统基督教教义彻底决裂。但从此费尔巴哈也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

在黑格尔的帮助下，费尔巴哈完成了人生坐标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从神学的爱好者转变为哲学的研究者，从上帝的信仰者转变为理性的崇拜者。1825年4月费尔巴哈正式从柏林大学神学系转入哲学系学习，开始了哲学唯心主义阶段。

费尔巴哈从1824年7月到柏林大学注册，到1826年4月离开柏林大学，两年的时间里，听了除美学以外的黑格尔的全部课程，《逻辑学》由于是“哲学的法规大全；它包括全部哲学，不仅是旧哲学，而且是新哲学的思辨原理；并且也是他自己的思想方法的阐述”^[9]，费尔巴哈听了两遍。黑格尔的思想彻底地征服了费尔巴哈，1824年，当费尔巴哈刚到柏林大学时，他还声称自己不想成为一位黑格尔主义者。他在1824年4月21日给父亲的信中说：“我喜欢黑格尔的讲课，但不想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对于有的学生说他“想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了”，他反驳说：“人们可以听黑格尔的课，并且是认真勤恳地听，但并不就加入他的学派，正如那关税侵吞者也颇足智多谋，但人们并不因此称他为黑格尔主义者”一样，但到1825年他就迫切感到自己不能在其他哲学之下或在其他哲学之旁来研究黑格尔哲学了，他在给卡尔·道布的信中说：“不言而喻，一种哲学，例如黑格尔哲学，是不允许在其他哲学之下，在其他哲学之旁来研究的。”^[10]费尔巴哈崇拜黑格尔思想，称黑格尔是他的“精神之父”。当1826年费尔巴哈离开柏林大学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了。

费尔巴哈的博士论文就是用黑格尔的思想写成的。在1828年11月22日给黑格尔的信中，费尔巴哈说他和黑格尔“有一种直接的师生特殊关系”^[11]，自己的博士论文“是经过一番研究的成果”，“是赋有思辨精神的”。“它生动地，也可以说本质而非形式地，即在自身中把握了富于创造性的力量，把握了精神地，自由而决非任意摭拾地占有和体现了在您的著作和讲演中所包含的思想和概念。”这种“富于创造性的力量”是什么?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费尔巴哈接着说，他的这篇博士论文“虽然一般说来是很不成熟的，不完整的，在方式上难免是抽象的，但它自身却带着一种哲学思维方式的踪迹”。这也是他“鼓起勇气”把论文寄给黑格尔的根本原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实质是黑格尔的辩证的思维方式。这里已经说明费尔巴哈非常准确地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实质。但费尔巴哈也承认这种思维方式在他的“作品里虽然有所反映，但还不能运用自如，它仅仅作为一种变化在我的身上出现，它也许根本没有通过我的作品显示其具体存在和它的完满形态”^[12]。

无疑，这一时期的费尔巴哈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但并不是一个黑格尔的盲目追随者。早在1827年，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就产生了怀疑，这种疑问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怎么样?”费尔巴哈说：“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如同逻辑对自然的关系呢?凭什么理由可以从逻辑的范围转到自然的范围呢?这相互转化的不可避免性和原理又何在呢?”实质上，费尔巴哈在这里已经直观地认识到，“逻辑之所以转变为自然，只是因为能思维的人在逻辑之外还遇上了一个与他直接接触的存在，一个自然界，并且由于它直接的亦即自然的观点又不得不承认它。假如没有自然界。逻辑这个童贞的处女永不能生出它来”^[13]。这就是说，逻辑是思维的东西，它只知道自己，逻辑必然是以非逻辑的方式推演出来，即思维来自于存在。费尔巴哈在这里，通过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反思，实际上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

二是“哲学与宗教是什么关系呢?”黑格尔主张哲学与宗教的统一性。这种调和态度是费尔巴哈不能接受的。费尔巴哈在1828年11月给黑格尔的信中强调指出，哲学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概念的普遍性，抽象的纯洁性，个体的内在性等形式中发展概念，而在于把那些流行到如今的直观方式，诸如时代、死亡、此岸、彼岸、自我、个性、人格和外在于有限性的，被看作是绝对的人格——上帝，等等，真正地消灭掉”^[14]。也就是消除人类由来已久的关于彼岸和此岸的矛盾心理，以便使人类能全心全意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现世和现在。费尔巴哈责问道：“现存的宗教诚然包括着不可数计的令人厌恶的和与真理不相容的东西；不应该较为一般地理解宗教吗?而哲学和它的一致不应该在于仅仅承认和剖白一定的教义吗?没有别样的一致吗?”^[15]

三是“黑格尔哲学对现代和将来的关系如何呢?”在这里，年轻的费尔巴哈提出了哲学的社会作用问题。他认为哲学应该提供指导现实和未来的答案，但黑格尔哲学只是对历史的概括和回忆。他说：“黑格尔哲学作为思想世界不是过去的世界吗?它不是人类关于自己过去曾经如何，而今后将不再如此的回忆吗?”^[16]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最终凝结成了1839年8月30日～9月9日的《哈雷年鉴》上连载了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该文把黑格尔哲学作为思辨哲学的顶峰和典型，作为靶子，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首先，批判黑格尔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立场。费尔巴哈认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具有一种批判的意义，但却不是发生学观点的批判意义”。因为，“黑格尔事实上是把仅仅表示主观需要的表象了解为客观真理，信以为真……他把细看起来极度可疑的东西当作真的，把第二性的东西当作第一性的东西，而对真正第一性的东西或者不予理会，或者当作从属的东西抛在一边”。黑格尔哲学彻底地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费尔巴哈随后将这种批判引申到对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性质的批判，他说，黑格尔这样做，“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康德和费希特以来德国思辨哲学的精神的结果——把第二性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常常是第一性的原因，只有对这些原因不仅做经验的理解，而且做形而上学的、亦即哲学的理解时，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把自然的根据和原因，把发生学的批判哲学的基础放在一边”。^[17]

其次，批判黑格尔哲学开端的唯心主义性质。费尔巴哈认为，“每一种哲学，作为一种一定的时间上的现象，都是从一个前提开始”。那么，“是不是黑格尔哲学不从一个前提开始呢?‘不是的，它从纯粹的存在开始；它不从任何特殊的开端开始，而从纯粹未规定的东西、从开端本身开始’”。但这个开端并不“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具有本身是第一性的东西的意义，或者具有在科学上是第一性的东西的意义”。就是说黑格尔并不是从思想的对方开始，而是从关于思想的对方的思想开始，即从自身开始。因此，费尔巴哈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般地要有这样一个开端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开始的时候抛弃开端的概念，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黑格尔是从存在开始，也就是说，是从存在的概念或抽象的存在开始。为什么我就不能从存在本身，亦即从现实的存在开始呢?”^[18]

再次，批判黑格尔哲学所谓绝对哲学的自我标榜。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哲学实质是“一种一定的、特殊的、存在于经验中的哲学”。但却“被规定和宣布为绝对的哲学，亦即不折不扣的哲学本身”。但他们忘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类’在一个个体中得到绝对的实现，艺术在一个艺术家身上得到绝对的实现，哲学在一个哲学家的身上得到绝对的实现，究竟是不是可能的?”如果这些真的成为现实，那么，“实际上也就是世界的毁灭”^[19]。

对于《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是“清醒哲学”对“醉醺醺哲学”的第一次猛烈进攻。这是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彻底决裂的第一部著作，标志着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结束。从此，费尔巴哈举起了唯物主义大旗，开始了他的第三个阶段，即人本主义的阶段，建立了他的“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

费尔巴哈在谈到他1839年以后的著作时说：“我最近的全部著作的主题，即作为思维之主体的人。而这之前我却曾经认为思维本身便是主体。我曾经一成不变地将思维本身看作是孤独自为的。”而现在“我公开地用自然来代替存在，用人来代替思维”。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认为，“这个问题是属于人类认识和哲学上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整个哲学史其实只是在这个问题周围绕圈子，古代哲学中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派间、怀疑派和独断派之间的争论，中古哲学中唯名论者和实在论者间的争论，以及近代哲学中唯心主义者和实在论者或经验主义者间的争论，归根结蒂都是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费尔巴哈已经接近于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思想。^[20]

那么，怎样解决思维与存在这个“人类认识和哲学上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问题”呢?费尔巴哈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21]因为人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只有从人出发，才能真正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等关系的统一。这样，费尔巴哈就将人提升到了崇高的位置，使自己的唯物主义与欧洲哲学史上其他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开创了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同欧洲哲学史上的其他唯物主义的主要区别既不是费尔巴哈的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也不是他的感觉主义，而是他的人本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与他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差别性的一面。其共同性表现在它们都承认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它们都具有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的。其差别性表现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学的唯物主义，这也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优越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地方。

1.人本主义的自然观。费尔巴哈哲学的自然观，既是唯物的，又是人本的。首先，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是非发生的、永恒的、第一性的实体。对于自然是从哪里来的问题，费尔巴哈认为这是只有小孩子才能提出的问题，他说：“是什么的问题是成年人提的，从哪里来的问题则是小孩子提的。”^[22]但对这种只有小孩子才能提出的问题，费尔巴哈还是做了回答，他说：“从我的观点看来，自然界这个无意识的实体，是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23]“自然界从何而来呢?它是来自自身，它没有始端和终端。”^[24]“自然界绝不是一个与它不同的实体的一种效果，而是像哲学家所说的以自己为原因；自然界绝不是什么被造物，绝不是被制造的或简直无中创有的事物，而是一个独立的、只有自己可以说明的、只有自己派生出来的东西。”“自然界并不是从神发生出来，实在东西并不是从抽象东西发生出来，形体的物质的东西并不是从精神的东西发生出来。”^[25]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身便是无中生有的逻辑结构，便是‘无中不能生有’这一旧原理的否定”^[26]。“凡是由神推出世界、由神推出自然、由形而上学推出物理学、由抽象的东西推出现实的东西等等做法，都被证明只不过是一些逻辑的把戏。”^[27]也就是说，自然是自因的。实际上，费尔巴哈在这里对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唯物主义回答。

其次，费尔巴哈认为，自然是具体的、可感的、有形的、多样化的。费尔巴哈坚决反对黑格尔把自然抽象化、虚幻化，而把精神实体化的做法。他认为，自然界就是光、电、空气、水、火、土、动物、植物、人。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到，费尔巴哈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是这样一个思想：自然界=超自然以外的一切事物。这个思想是杰出的，但并不深刻。同时，费尔巴哈没有对物质概念进行哲学概括，这里与其说费尔巴哈没有进行物质概念的科学概括，不如说费尔巴哈不愿意进行这种概括，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上帝、精神、灵魂、‘我’是虚空的抽象，但是，在他看来，物体、物质、物性也同样是虚空的抽象。在他看来，真理、本质、实在仅仅在感性中。难道你曾经在某个时候直觉到、看到过物体、物质吗?你只看到和感觉到这是水，这是火，这是星辰，这是石头，这是树，这是动物，这是人——永远只是完全确定的、感性的、个别的事物和实体，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作为物体的物体，作为灵魂的灵魂，作为精神的精神，作为物性的物性”^[28]。在这里，费尔巴哈由于拒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实际上是把空洞的抽象和科学的抽象混为一谈，拒绝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概括。

再次，费尔巴哈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条件。时空观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要内容。费尔巴哈时空观的最大优点是将时空和物质存在联系在一起。认为物质实体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他说：“空间与时间是一切实体的存在形式。只有在空间和时间内的存在才是存在。对于空间和时间的否定，永远只是否定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并不是否定空间和时间的本质。”^[29]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中时间与发展的割裂进行了批判，他说：“思辨哲学将脱离时间的发展当作‘绝对’的一种形式、一种属性。这种使发展脱离时间的做法，却是思辨哲学任意妄为的一件真正杰作，它有力地证明了：思辨哲学家对于‘绝对’的所作所为，与神学家对于上帝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一样的……没有时间的发展，也就等于不发展的发展。‘绝对实体自行发展’这个命题，只有颠倒过来，才是一个真实的合理的命题。所以应当说：只有一种发展的、在时间中展开的实体，才是一种绝对的、亦即真正的、实际的实体。”“空间和时间是实际的无限者的显现形式。”^[30]在《未来哲学原理》一书中，费尔巴哈说：“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单纯的现象形式，而是本质条件，理性形式，存在的规律，也是思维的规律。”“空间的存在是最初的存在，是最初的确定的存在。”“如果没有空间——也就没有任何位置系统的。位置范畴是第一个理性范畴，其它范畴都是以它为基础的。”^[31]

费尔巴哈还把空间、时间与人、与人的思维、与实践、与历史发展联系起来，使他的时空观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他说：“一种无时间性的感觉，一种无时间性的意志，一种无时间性的实体，乃是不存在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根本没有时间，也就没有意欲和思维的时间和热望。”“只有随时随地采取时间和空间观点的人，才能在生活上有计划，有实践的见识。”而“空间和时间是实践的第一标准。一个民族，如果从它的形而上学中排除了时间，将永恒的、亦即抽象的、与时间脱离的存在神圣化，也一定会从它的政治中排除掉时间，将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反历史的固定原则神圣化。”^[32]

第四，费尔巴哈认为，万事万物之间是有其因果性、规律性、必然性的。在哲学史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都认为因果性、规律性、必然性不是客观的，而是上帝、绝对精神赋予事物的。与这些观点不同，费尔巴哈强调因果性、规律性、必然性是自然界所固有的。他说：“本质与现象之间，原因和结果之间，实体和属性之间，必然和偶然之间，思辨与经验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建立了两个王国或两个世界——一个超感性的、属于本质的世界；一个感性的，属于现象的世界，这些差别是属于感性范围以内的。”^[33]

最后，费尔巴哈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思维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在时间上，自然界占先，在作用上，人处于“优先地位”。费尔巴哈认为，“有意识的、属人的实体”，虽然“在其发生的时间上是第二性的，但在地位上说来则是第一性的”^[34]。无机界和有机界、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生命是从物质中产生的，来自于大自然，头脑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大自然建立的殿堂，而思维则是大脑的运动，大脑是思维的器官，是思维的物质载体，各种意识现象、心理现象离不开大脑的活动，没有大脑的活动便没有思维。“只要我们阐明了这个绝妙的最难理解的思维物质，亦即大脑物质，那么我们便迅速地阐明其他物质和一般物质。”^[35]

2.人本主义的反映论。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和自然观一样，也充满了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痕迹。首先，费尔巴哈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能是这样：“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然而存在并不来自于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而产生。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中，因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简言之，存在是一切的一切。存在是存在，因为非存在是非存在，也就是说，是虚无的、无意义的。”因此，在认识路线上，费尔巴哈反复强调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是一种颠倒的过程。从这样的道路，永远不能达到真实的、客观的实在，永远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抽象的概念现实化，正因为如此，也永远不能认识精神的真正自由。”因此，“上帝的知识或思维，是事物的原形，是先于事物的，是创造事物的；人的知识是事物的反映，是后于事物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是别的，就是先天的或思辨的知识与后天的或经验的知识之间的区别”。“哲学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事物和本质是怎样的，就必须怎样来思想、来认识它们。这是哲学的最高规律、最高任务。”^[36]

其次，恢复了感性的权威。为了与黑格尔哲学相抗衡，费尔巴哈用感性对抗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公开称谓自己的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他说：“我的哲学只是以五种感觉的福音为依据，而不是依据于难以凭信的普遍意识或者难以凭信的梦游病患者的胡言乱语。”费尔巴哈认为，感觉是认识的起点，不论是一般认识还是哲学这种特定的认识都应当以感性为开端。任何一种认识如果不以感性为开端，那就是一种以没有实在性的思想为出发点的认识，这必将以异于思想的实在性而告终。“思维从现象中分解、寻找、抽出统一的、同一的、一般的规律；但为了找到它，思维必须首先感知感性的现象”，感性认识是确实的、可靠的。费尔巴哈认为，“我与那自绝于感官的哲学相反，把感性的东西确定为直接具有确实性的”，“只有感觉的对象，直观的对象，知觉的对象，才是无可怀疑的，直接地确实存在着的”，“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实体。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下存在——并不是通过思维本身”。感觉是绝对的官能，“在感觉里面，尤其是在日常的感觉里面，隐藏了最高深的真理。”“只有那种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东西，只有那种直接通过自身而确证的，直接为自己作辩护的，直接根据自身而确定自己，绝对无可怀疑，绝对明确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神圣的。”^[37]费尔巴哈认为，感性认识是直接认识，思维和理性则是间接认识。

再次，坚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在哲学史上，围绕着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哲学家们分成两大派别。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一部分唯心主义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还有一些哲学家否认人类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认识外部世界，其根本原因是人自身就是这个世界的产物，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人不可能具有与人的周围的外部世界的属性完全相异的属性，就拿人的感官来说，“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合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38]。这就是说，从人的认识器官而言，并不存在着对世界进行认识的障碍，而“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老着脸地迁就人的。恰像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我们身内来一般，自然界的事物或属性，即算有些尚未为我们现在的感官所知觉罢，将来也是要通过相应的感官使我们知觉的”^[39]。

3.人本主义的宗教观。费尔巴哈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他与18世纪法国的无神论者相比较，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无神论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人本主义印记。费尔巴哈是将人的本质与异化联系起来的第一人，费尔巴哈的一生都在为批判宗教而奋斗，它的最基本命题是，“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关于费尔巴哈的无神论思想，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加以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4.人本主义的伦理观。费尔巴哈的伦理思想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他的全部理论的落脚点。费尔巴哈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人们如何能够追求到幸福呢?他认为，就是要建立“普遍的利己主义”。费尔巴哈坚决反对那种“二元论的利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是求人以严，律己以宽的利己主义，它“为自己发明出天堂，为别人却发明出地狱；为自己发明出唯物主义，为别人却发明出唯心主义；为自己发明出自由，为别人却发明出奴役；为自己发明出享受，为别人却发明出禁欲”。费尔巴哈建议用一种截然相反的利己主义来代替这种“二元论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是“普遍的利己主义”。这是一种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既利己又利他，既利我又利你，双方乃至多方对幸福追求的相互一致和互为条件，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双赢”或“多赢”。这种利己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利己主义，“它所包含的种和类，总括了属人的本质之一切种和类，因为，不仅有单数的或个人的利己主义，而且又有社会的利己主义，有家族的利己主义，有集团的利己主义，有区域利己主义，有爱国利己主义”^[40]。费尔巴哈认为，要建立“普遍的利己主义”，唯一的途径就是爱，爱他人也爱自己，爱自己也爱他人，只有在这种爱的国度里，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对己以合理的节制与对人以爱才能结合起来，“普遍的利己主义”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关于费尔巴哈伦理观，恩格斯说：“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末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远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余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准则推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语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瘠和空泛。”^[41]针对费尔巴哈伦理观强调人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是适合任何时代的，恩格斯反诘道：“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合适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同样，“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费尔巴哈“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42]

三、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性突破

以人本学唯物主义为特色的费尔巴哈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传统哲学的颠覆者，虽然他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但他为完成这一任务指明了方向；他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并使它获得了人本主义内容；他第一次把人的本质与宗教异化联系起来；对当时的人们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第一，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大功绩是彻底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在费尔巴哈登上哲学舞台时，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的独占统治已经达到了顶点。大批青年黑格尔分子在应有和现有、唯物主义思想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之间“彷徨”，他们开始对老师的学说产生质疑并展开冲击。但他们的批判是无力的，都没有触及黑格尔哲学的实质。因为，不论是施特劳斯的“实体哲学”、切什考夫斯基的“行动哲学”、鲍威尔的“批判哲学”，还是卢格的“政治哲学”、赫斯的“实践哲学”、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都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来批判黑格尔哲学，因此，无一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变种或片面发展。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43]。只有他独树一帜，不像其他黑格尔派那样专注于解决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而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入手，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从而撕破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阴霾，使人们看到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曙光。同时，由于费尔巴哈是用“人”这一武器攻击黑格尔哲学这一坚固的堡垒的，也就为未来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44]这就是说，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既不是抽象地与客体对立的主体，也不是抽象地与主体对立的客体，而是二者在现实历史中的辩证的、过程的统一，或者说，黑格尔要用具体的、总体的人取代抽象的、片面的人。但由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它终究没有发现现实的、具体的、总体的人。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性突破就在于：他把感性存在的人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原则，把黑格尔在思辨词句下表达的东西还原为真实的存在，用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用感性的对象性的人取代了黑格尔的思辨的自我意识。对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45]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费尔巴哈哲学思想震撼了整个欧洲思想界，使得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一些坚定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

第二，费尔巴哈哲学为唯物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人本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费尔巴哈说：“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是一致的；但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46]这里的“向后退”，即在来原的意义上，费尔巴哈与一切唯物主义一样坚持世界本原的物质性，“往前进”就是说，在哲学思想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前唯物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表现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注入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内容。德国古典哲学总的逻辑理路是提高人的地位，贬低神的地位。但由于它们的唯心主义基础，最终还是和神学走到一起去了，思辨哲学是现代化了的神学。费尔巴哈用感性的人对抗黑格尔哲学抽象的理性，使他的唯物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确立了自己在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第三，费尔巴哈哲学从人本主义出发，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露了宗教神学的虚幻性。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既是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内容，又是费尔巴哈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费尔巴哈认为，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是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上帝。如果老黄牛能够画画，它又信仰上帝的话，它画出来的上帝就一定是一头老黄牛样子的上帝。人们崇拜的上帝，实质上就是人自己。这样，费尔巴哈就把“上帝”和“天国”归结为“人的本质”和“人间世界”的异化，对宗教的批判间接地也就是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使得费尔巴哈的无神论思想更具有革命意义。

第四，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在当时黑格尔唯心主义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尤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知道，在费尔巴哈哲学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的思想界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当时他的思想几乎是无孔不入，渗入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作为官方哲学，它以睥睨一切、不可一世的气概压倒了其他一切哲学，甚至连享有盛誉的康德哲学都黯然失色。对于当时的情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地，正是在1830年到1840年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吸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受这种思辨唯心主义思想的统治，人们当时思考问题，观察事物都是拿应有去衡量现有，让存在去适应思想，整个哲学都沉浸在这种思辨哲学的迷宫之中。这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造成人们在应有与现有不统一、思想解释不了现实“这个矛盾中彷徨”^[47]。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也曾经为此出现过“苦恼的疑问”^[48]。正是在这个时候，费尔巴哈举起了唯物主义的大旗，撕开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阴霾，黑格尔绝对真理的体系被“炸开了”，并且“被抛在了一边”，其思想解放的程度，正如恩格斯所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的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49]可见，费尔巴哈哲学在当时的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起到了理论酵母和催化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