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实践理性能动性的思想道路

(三)通达实践理性能动性的思想道路

中国哲学对实践理性能动性的自觉和反思规定，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和理论形态，也决定了它特有的思维方式。

我们可以从中西哲学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如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前哲学的文化传统等考察其差异产生的现实根源。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那样，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立足于市民社会，所以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个人化的市民；而马克思的新哲学则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所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立足于传统宗法社会，所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具有先天自然情感的实践理性的能动性。人的意识能动性或所谓一般人性是人这个生命物种的永恒规定性，如果它发生了改变，人就成了非人。但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反思规定却是历史的、可变的。西方哲学捕捉到的理论理性本质，中国哲学捕捉到的实践理性本质，马克思发现的社会本质，都是人性或意识能动性的固有规定，其中都有绝对真理的成分，都是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所以，仅就中国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来理解中国哲学的特点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之中，找到通达实践理性能动性理解的思想道路。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启示我们可以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来理解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汉语和汉字没有拼音语言和文字的精细区分功能，特别是汉字的象形性特点，使语言、文字与其指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索绪尔语言学关于语言的约定性和差异性原则不适合汉语的分析，在这两个原则基础上形成的德里达的“延异”和解构，也不适于拆解中国的形而上学。对此，德里达也有明确的意识。物象性的汉字具有丰富的启示、联想功能，从而它使中国哲学弱于区分和论证，长于综合和直觉。汉字书写的艺术，也使诗、书、画、思、史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从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角度探索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是一个有待深入的研究领域。本文只是想强调指出，汉语和汉字的特点不利于精细的演绎逻辑的思维，它使中国哲学免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有利于切己体察、内在体验的实践理性的反思。

至少，从《大学》、《中庸》以来，中国儒家哲学已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哲学思维方法和哲学修养方法。这种哲学治学方法主要不是逻辑的训练，而是一种心性的修养功夫。所谓“慎独”、“求其放心”、“正心”、“诚意”、“修身”、“自明诚”、“操存涵养”、“择善固执”等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功夫，也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在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比照中，其个性鲜明显现，概括地说，就是适于实践理性能动性反思的内在体验的方法。内在体验是模糊、粘稠、流动的情感之流和生命之流，它无法像外部经验对象那样在可直观的空间关系中确定和摆放它的逻辑位置，因而它难以逻辑化。也许是因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更具有描画和表达内在体验的能力，中国哲学更早地做出了超越逻辑的而又是世俗化的内在体验的思的表达。

实践理性的能动性是有自然情感基础的能动性，以纯粹理论的态度和方法去规定和反思这个能动性，至多只能如康德那样确立起形式普遍性的道德原则、人的自由和自律、道德的绝对命令，只能是使道德生活成为可能的公设，而无“爱人”、“恻隐”、“辞让”等实质内容的道德规定。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理性的反思无法规定实践理性的自然情感基础，无法从现象界反思到道德可能的情感根据。要把握这个情感根据，必须以内在体验的方式和方法进入人的情感世界，所谓“近求诸身”、“返身而诚”，都是要求哲学思维以真诚无伪的态度反观和体验本身的经验和情感，从而作为善本善根的良知良能亦即天理就会昭然若揭、朗然显现。而天道即人道，顺从天理良心的自觉实践意志，就是人伦之道。这并非说人的所有道德规范和原则都得之于天或自然，而是说每一时代具体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并非简单地按理性反映社会生活的要求而设计和构造的，其中都有先天的自然人性基础。反思和把握这个自然人性基础或自然情感基础，仅有理论理性的反思和直观是不够的，因为其中有理性和逻辑之外的“情感剩余”，对此只有用真诚的同情、通情才能把握。体验之思作为一种可能的形上之思是中国哲学的特质和对世界哲学的贡献。

当代西方哲学近百年来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使逻辑的界限、语言的界限乃至理论理性的界限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来。英美分析哲学把一切涉及价值的判断都作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予以拒斥，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分是经验论的新的教条。这也从反面说明西方哲学的逻辑无法把握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然而，在逻辑和科学之外的问题仍是问题，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曾讲到的生活问题、生活意义的问题都是人们不得不思想和言说的问题。超越逻辑的形上之思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欧陆哲学家海德格尔明确地提出“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认为西方特有的哲学已经终结或完成，而对“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一类的存在问题仍需思去澄明或疏明。德里达也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是西方特有的知识形态，东方无哲学，但有“思想”。^[4]中国哲学的体验之思能在西方哲学终结或拆解的语境中获得它的世界意义吗？

按照我们对意识能动性作为自然事实的理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作为意识能动性反思规定的哲学虽有文化和民族的差异，但因其自然基础的同一性必能获得普遍性的理解。东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表明，希腊的理性精神、“逻各斯中心主义”、功利主义的人性理解已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哲学，东方人已经十分顺畅地吞咽下西方的“智慧之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渴望，现代通讯、传媒和教育手段的发展，使人们迅速地遗忘了中国哲学的传统智慧。任何哲学理论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它的生活世界之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哲学的意识能动性的反思规定及其思维方式，实际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的存在方式。当人们的现实生活已被功利主义原则支配的时候，人们对自身的人性理解必然是经济人、理性人的理解，经济学取代哲学而成为人生的指南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但我们对中国哲学特质的反思和弘扬又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仅是为了保存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是对一个民族良知的召唤。而且，当所谓“后现代”社会、“后物质主义时代”已现端倪的时候，中国哲学对实践理性能动性的反思规定必将获得现实的世界意义。

【注释】

[1]［法］韦尔南著，秦海鹰译：《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页。

[2]［法］韦尔南著，秦海鹰译：《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页。

[3]本段的主要观点来自作者大学本科时的老师邹化政教授的教学和手稿。

[4]［法］雅克·德里达著，张宁译：《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