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可能道路

(四)超越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可能道路

海德格尔、德里达、勒维纳斯等人对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症结都看得十分清楚，也看到了其中的悖谬之处，既内在意识又要求超越内在意识，在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中，超越内在意识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悖论。海德格尔说当代形而上学的困境被揭示出来之后，一个鲜明的提示就是“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出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出一个不同于“我思”的东西作为新的出发点，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海德格尔的“在”、勒维纳斯的“他者”，可能都是不同于“我思”的异质性的东西，通过它们有可能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

按照吴晓明教授在《论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中的理解，要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首先要批判这种形而上学，即“对意识做存在论批判”。这就涉及近代形而上学对思维和存在、意识和存在关系的理解，出发点就是笛卡儿“我思故我在”。从“思”能否推出“在”？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我思”只能推出“思在”，而不能推出“我在”，因为按照精细的逻辑分析，“我在”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综合范畴了。“我思”本身就意味着有一个作为“我”的主体在“思”，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分析的概念了，而是综合的概念。所以，“我思故我在”的成立是建立在一个直觉判断的基础上的，它本身并不是一个逻辑的演绎。“我思”的那个“我”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史上纠缠了数千年而说不清的问题，“我是谁”？“什么是我”？这恰恰是一个最需要分析的复杂的哲学问题。笛卡儿借助于一种非直觉的逻辑把“我思”和“我在”统摄起来，从而确定了所谓近代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基点。^[7]

马克思的“劳动”作为“对象性活动”，是区别于自我意识的设定活动。一方面，马克思首先肯定了黑格尔劳动概念的积极意义。他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是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即“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8]我们在从事劳动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加工、控制、改造劳动对象，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生命自由的本质，这就是后来马克思非常关注的思想，即劳动作为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也就是人的自由本质在对象中的实现。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加工改造劳动对象使人的理想、目的都能在对象中得到实现，从而在对象中确证着人自己的自由本质，这就是所谓劳动的对象性活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批评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9]事实上，黑格尔不是只知道一种劳动(精神劳动)，而是只知道用精神或概念的形式把握劳动，从而劳动就成了概念的自我否定和扬弃，就变成了思想。所以，他对劳动的理解仍然是概念的自我否定，仍然是站在“我思”的基点上，没有超出笛卡儿的理论视野。同时，马克思也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得生产劳动的意义，用“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10]劳动，仅仅把劳动理解成一种牟利的活动，而不知道劳动在人的自我生成和发展中的根本作用。高清海老师在论述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时，之所以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尤其是物质生产实践劳动的概念叫做“否定性的统一”，是因为在劳动中，既消除了主观性的片面性，也消除了客观性的片面性。这里的双重否定，正是对象性活动的本质，通过否定达到主客体活动的统一。这样，劳动作为对象性活动就超越了内在意识。

但是德里达认为，尽管劳动实现的是否定性的统一，但是它仍然是把对象统一于主体，所以马克思实现的仍然是思维的规定，其否定也仍然是把对象性活动变成主体的双重的否定，实现的也只是主体的规定性，所以，他明确断言，马克思的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劳动也没有超越内在意识，仍然是一种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这应该说是对“对象性活动”的最尖锐的挑战。

按照勒维纳斯的看法，超越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道路即“他者伦理学”，面对他人的面孔。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显现着的“他者”，是一个和我一样正在进行着意向性构造的主体，在这样的意义上，意识才开始真实地超越内在意识，他者的面孔是真实的“大写的自我学”。这种“大写的自我学”要超越自身，即要面对他人的面孔。“他人的面孔”是真正区别于自我意识的异质性的东西，是我们走出有限达到无限的道路。只有从面对他人面孔的这种原初的关系开始，才有后来的意识。但是，德里达认为即便是勒维纳斯的“他者”也不能超越内在意识。因为关于“他者”的分析，勒维纳斯并没有超越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也是在面对和他者的区分中产生的。正是通过“你是谁”这样的区分才有“我是谁”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