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超越与外在拒绝

(一)内在超越与外在拒绝

现代哲学转向的直接背景往往是那个声名显赫的黑格尔的哲学，更为源始的批判对象是柏拉图主义，所谓哲学转向即是对他们所开启、保持的思想方向的颠倒、逆转或重新开启。“转向”或“思想方向”显然是个身体行动的隐喻，它意味着思想亦可像身体一样朝向、面向某个方向，因而就有不同的“视界”、“视轨”，有不同的动作即所谓“思维规定”。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自柏拉图开始的西方哲学把源始的作为“询问”、“承认”的思想，变成了规定存在本原的思想；把作为“采集”、“集中”的逻各斯，变成了思维规律的逻辑。西方哲学的“视轨”和“思想方向”即是用思维逻辑规定存在，发展到近代则成为用思维宰制存在、把存在价值化的控制论思维。哲学转向的根本任务就是跳出这一思维定势，打开新的思想方向。

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对存在者领域的全面控制，西方哲学终结了，即达到了古希腊哲学所开启的思想视域最终可能达到的极点，因而是西方哲学的完成。因此，20世纪最激进的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经验主义，应该是最典型的形而上学，因为它是西方哲学即形而上学思想方向的最坚定的实践者、完成者，它把存在还原为经验，把经验还原为主体的可观察、可感觉即可控制的明证性。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质是把思辨哲学尚未清楚规定的存在加以剔除，从而即是剔除思想中的异质性存在，让存在彻底经验化、逻辑化，让思想成为透明的规定一切存在的唯一真理。拒斥形而上学而完成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悖论，留给我们很大的疑惑：什么是真正的哲学转向？哲学转向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其实对一种哲学的最彻底的转向就是遗忘，唯此才能终止其思想方向的导引作用。批判式的论说可能是对一种哲学的新的叙事和想象，这必定唤起人们对它的某种变形的记忆，必然唤起它规定思想方向的历史效果。在这样的意义上，无论何种形式的对柏拉图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现代哲学批判，都是对它们的特殊尊重和唤醒，都表明它们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巨大思想存在。但海德格尔式的哲学终结说与逻辑经验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仍有重大的差异，这就是两者中都包含的十分复杂的内在超越与外在拒绝。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对认识论、科学史、思想上提出了“断裂”的描述，时尚的变化、新的体验结构、新的方法和工具等种种历史的机缘，都可能形成新的知识范式或话语系统，就像“炼金术”和化学一样，新旧知识之间没有什么连续性和统一性。哲学史是否断裂的权威话语系统？如不是则为什么？我们不会否认西方哲学史中确有种种变革和转向，但海德格尔说：“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1]这也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我们看来，生活世界和时代精神的变化，种种的历史机缘，都会造成哲学兴趣、思想取向乃至哲学形态的重大变化，这形成对已有哲学变革、转向、拒绝的外在条件。但至少就西方哲学而言，哲学即是用思想把握世界的方式，思想是形而上学的永恒主题，对思想的思想即反思是西方哲学难以超越的视域和方向，因而西方哲学总是在柏拉图主义的视域内的内在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转向是否在这种外在拒绝和内在超越的矛盾中探求和思索？看穿了形而上学的柏拉图主义真面目是否就能超越柏拉图主义？对于后者，海德格尔本人似乎也缺少信心，他多次讲要忍耐、等待。对于前者，我们需要对各种转向认真审视，以发现其中的合理性的界限。

对柏拉图主义及其完成形态的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超越，几乎完全规定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任务、主题和语境。各种现代哲学转向中对其思想视域和方向的颠倒、逆转和重新奠基究竟取得了多少真实的理论成果？其中可能仍是外在的拒绝为多，即理论旨趣、哲学偏好乃至意识形态的批判为多，而富有理论意义的内在超越较少。比如，现代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一些理由。首先是阿多尔诺与利奥塔对辩证法同一性的批判，它明显是意识形态批判。说“同一性”是“死亡哲学”，应对奥斯维辛大屠杀负责，这显得有些武断。其次是逻辑经验主义对辩证法命题不可证实或证伪，因而是无意义的假命题的看法，其前提是经验科学的真理范式，而这个前提正是黑格尔辩证法早已质疑过的思想客观性的信念和态度，因而不能说它内在地超越了辩证法。再次是通常所说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这是超越黑格尔辩证法最富有成果的方向。如美国哲学家怀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是黑格尔之后辩证法富有成果的发展。^[2]但以朴素实在论的唯物主义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会陷入黑格尔批判过的表象思维、物质性思维，失去辩证法所获得的作为历史认识总计、总和、结论的深厚内涵，从而是外在地、经验化地消解了辩证法。最后是自觉开拓哲学终结之后思想方向的海德格尔，一方面他高度评价西方思想用了两千年才找到的“自身中介”的辩证法，另一方面他认为辩证法的“中介”仍未做到“面向事情本身”，因为使思辨运动的理性之光得以进入的“澄明之境”是黑格尔尚未思到的事情。^[3]存在、澄明，在勒维纳斯看来，就是思想的“他者”，而真正的“他者”就是他人，这开启了对话辩证法的新方向，为哈贝马斯等人的对话伦理学开拓了道路。但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存在的异质性、思想的存在论前提以及他人或所谓主体间性都已在精神现象学中得到解决，它们只是进入思辨逻辑学的意识形式准备，当思想以纯粹思想为对象时，这些现代哲学的批判要素都已作为消失的环节而包容在辩证法之中。由此可见，内在地超越黑格尔哲学是万分艰难的思想事业，并非简单地宣告“终结”和“转向”就能奏效。

柏拉图主义和黑格尔哲学难以被内在超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柏拉图、黑格尔的思想天才，也不在于两千年西方智慧对它的充实和完善，而在于它真实地抓住了人类本性中固有的思维机能并且凭此而成就人类文明的一切思想成果这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奢谈超越黑格尔。人类文明的诸多成就，有些是偶然机缘的发现，但即便是这种偶然的经验发现，也需思想的参与、记录和保持，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都是人类思想的成果可能并不为过。那么，使思想成为可能、一切思想都是思想的一般本质的哲学反思，就是为思想奠基、为文明奠基的根本性事业。经过康德对认识可能的先天条件的分析，到黑格尔把古希腊哲学以来使思想成为可能的哲学范畴逻辑化，已经形成了揭示思维能动作用或思维规律的哲学概念框架，它作为每个文明人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先验基础，至今仍在发挥着使思想成为思想的根本性作用。现代哲学意识到人类认识和思维中确有常识概念框架、科学概念框架和哲学概念框架的存在(瓦托夫斯基、弗兰克等)；意识到哲学概念框架并非是知识和观念的实存，哲学范畴是哲学反思的构造也可说是想象，因而不必然具有真理性；意识到语言中的语法和逻辑对一种文明具有先天的规范作用，语言哲学可以替代意识哲学而给出文明的基础条件，等等。以此为契机的现代哲学转向肯定给西方哲学增添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资源，也许真的开拓出了新的思想方向，从而为我们中国哲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但对此我们必须以纯粹理论的态度即哲学的态度认真省思，避免因思想的盲从而造成新的民族灾难。现代哲学转向也许有许多新的教条和思想陷阱，我们试做一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