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传统的积极意义

二、黑格尔传统的积极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视域之未被言明，并不是没有缘由的。从一方面来说，这种未被言明起源于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本身所遭遇的历史性遮蔽;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未被言明的存在论视域实际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蛰居于黑格尔主义之中。这样的哲学状况既没有延宕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论能力在西方的历史性衰退，也没有妨碍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领域内实际地产生出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就像我们在其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所见到的那样。

这些理论成果中的一个积极的方面在于: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依循于旧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基础(至多为之“附加”已然被形式化的“辩证方法”)再也不能实质地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恢复，来使社会现实的发现——从而对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重新成为可能。就此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中是以费尔巴哈优先还是以黑格尔优先的争论就决不是无关紧要的。社会现实的首次发现是与黑格尔的哲学相联系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说:“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11]然而，当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之时，他却重新锁闭了通达社会现实——亦即历史的本质性一度——的道路。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政治是费尔巴哈“通不过的区域”，为什么在社会历史领域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比较起来只是表现出“惊人的贫乏”。

为了使得现实(Wirklichkeit)本身能够真正显现出来，黑格尔对所谓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进行了尖锐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批判，而对主观思想的这种批判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现实的积极绽出。黑格尔指出，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的观点盛行于“外部反思”的哲学中。这种抽象的外部反思，从来不知道如何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而只是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仅仅知道把一般的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外部反思只是在玩弄“抽象空疏的形式”，而完全疏离于作为现实性的内容本身，即“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实质(Sache)”。^[12]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外部反思不仅从属于主观思想，而且只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因此，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从来不可能真正触动并揭示社会现实，相反，却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全部批判，可以说一本于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批判。无论是对基本哲学概念的澄清，还是对方法论本身的探讨，也无论是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中间的实证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抨击，还是对其中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辩驳，他们都极大地借重于黑格尔的这一遗产。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解释确实已经使得诸多原理变成了一些抽象的原则，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些恰恰适合于外部反思的、可以被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主观思想，即“理论公式”。主观思想——特别是以实证主义或知性科学表现出来的主观思想——的泛滥，确定无疑地标志着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哲学方面的严重衰退。第二，社会现实的发现，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最为本质也最为切近的联系线索。无论是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成果，还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决定性批判，都是依循此一线索来制订方向的。因此，为了抵御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并从而使社会现实能够被揭示出来，黑格尔的先行意义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了解这一点并力图以之作为自己从事批判的立脚点。卢卡奇写道，黑格尔殚精竭虑地同“反思哲学”(Reflexionsphilosophie)斗争了一生，“他曾用他的整个哲学方法、过程和具体总体、辩证法和历史与之相对抗。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黑格尔自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的直接继续和发展”。^[13]与此相类似，在柯尔施看来，黑格尔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指证了哲学—科学的方法不是一种可以任意地应用于任何内容的纯粹思想形式，而毋宁说是“以其纯粹本质表现的整体结构”。^[14]葛兰西则讲得更加明确:“黑格尔在哲学思想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的体系，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哪怕是以‘哲学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也好，能使我们理解什么是现实……。”^[15]总而言之，这样一些代表人物在同“第二国际的正统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试图通过对已被遗忘的黑格尔遗产的再度开发，来矫治实证主义意识形态氛围中主观思想的广为流布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侵蚀，从而重新取回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能力、分析能力和批判的话语权。

虽说这样一种理论状况中的存在论基础问题似乎依然悬而未决，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借此开辟出一个较为广阔的理论活动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无论我们最终对这些成果如何评价，至少有一点是清晰的:在20世纪中叶的西方思想—学术领域，第二国际的正统模式和理论纲领确实已经丧失活力并且很少能够有所作为了，比较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成果要丰富得多也生动得多。举例来说，正像他们率先挑起并积极参与了关于异化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极权主义问题以及文化工业问题等的理论争论一样，其重要著作——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梅洛·庞帝的《人道主义与恐怖》、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以及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等——无疑已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杰作，成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成果的一时繁盛，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初始地依循黑格尔主义传统的社会取向有关(“社会批判理论”这个名称颇为恰当地提示了这种取向)，又与20世纪西方哲学继续着批判主观思想的任务——主要以尼采为后盾——有关。

然而，伴随着上述的一时繁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退迹象也开始显现出来。如果说，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由于它的庞杂和迂回，特别是由于它在根本问题上的折衷与调和最终不免令人大失所望，那么我们在弗洛姆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浪漫主义因素——宜乎他会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梦想家”了。同样，其博学程度在当今罕有俦匹的哈贝马斯，虽然依旧保持着犀利批判的外观，但却不仅日益滋长着妥协性的因素，而且逐渐显现出康德式的先验主义倾向。事实上，类似的情形是颇为普遍的。雷蒙·阿隆在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时说，这两个学派与其说对历史实在感兴趣，毋宁说对哲学的先天条件感兴趣。萨特和阿尔都塞都未曾试图把《资本论》的批判分析运用于我们的时代。“他们考察的问题看来不是马克思的著作或思想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称之为康德的问题，恩格斯可能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何以是可能的?’”^[16]这个判断从某个方面来说是正确的，因为上述学派的理论立场中确实包含着如此这般的因素。

这种情形看起来不是有点矛盾吗?一开始试图借重黑格尔而深入到社会中去的主张似乎却与社会现实渐行渐远。然而还有更加矛盾的地方:一开始立足于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批判而袭击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自身固有的主观主义倾向，并且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在其后来的发展中明显显露出来的妥协性和浪漫主义因素。毫无疑问，这样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同样毫无疑问，这样的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植根于那未被言明的存在论的基础之中。因此，重要的事情就在于:批判地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的视域，特别是批判地揭示其主观主义根苗为何实际地隐匿于这一存在论视域的最初定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