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阿解马”解读模式

（五）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结构主义化：“以阿解马”解读模式

上述几种解读模式，尤其是“以费解马”，“以弗解马”、“以海解马”的解读模式，都和近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相结合，带有明显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的倾向与色彩。

正是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也出现了一种以反人道主义为主旨的解读模式，这就是以法国学者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解读模式，其特点是法国渊源，结构方法，观点独特，自成一家。

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及其解读模式，与主要植根于法国的结构主义，有着颇为独特、特别密切的思想渊源关系。结构主义的一个共同思想源头，是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而到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结构主义的“巴黎五巨头”：1901年出生的拉康提出了关于下意识结构的理论；1908年出生的列维-斯特劳斯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1915年出生的巴尔特创立了结构主义文本学理论；1918年出生的阿尔都塞开创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后，1921年出生的福柯则首倡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解读方式，在法国应运而生，流行一时。他的主要代表作是：《读＜资本论＞》（1965），《保卫马克思》（1965）。他的观点体系以以下6个要点为特点。

（1）结构主义解读模式的问题框架论和征候阅读法

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提出阅读文本过程中，尤其是阅读马克思过程中，从总体结构高度把握问题框架的特殊重要性。什么叫“问题框架”？或许我们可以梳理出其三层含义：一是问题框架牵涉一本书、一种理论的总体结构，它不是着眼于个别问题、个别言语、个别原理，而是着眼于整个问题系统、问题群落、问题的内在联系，上升到从整体结构高度把握总的问题、问题隶属系统；二是问题框架集中反映了思想方式的特定结构，它不是作为总体的思想抽象，而是一个主题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种思想的特定的具体结构；三是问题框架多半隐藏在思想深处，是一种内在整体，起深层结构的作用，由此决定着表层结构，需要作出种种努力，才能从思想深处挖掘出来。

为了更好把握马克思哲学问题框架，阿尔都塞提出了解读马克思的双重阅读法，尤其是一种新的独特阅读方式——征候阅读法。他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有两种阅读方法：第一种阅读方式，可叫栅栏筛选法：“在第一种阅读中，马克思是通过他自己的论述来阅读他的先驱者（例如斯密）的著作的。这种阅读就像是通过栅栏来阅读一样。在这种阅读的过程中，斯密的著作通过马克思的著作被看到并且以马克思著作为尺度。这种阅读的结果无非是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记录，是对斯密的发现和空白、功绩和缺陷、他的出现和不出现的总结。”在此基础上，随着总问题转换、场所转换，马克思还创造了第二种阅读方式，即征候阅读方式，从已有文字背后，读出隐藏其后的深层结构；“这就是马克思的第二种阅读方法，我们姑且把它称作‘征候读法’。所谓征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我们只是力图把那种‘征侯读法’也运用到马克思的阅读上。这种方法使马克思在斯密著作中读出读不出来的东西，因为马克思用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这一悖论所包含的看不见的总问题来衡量他开始就看见的总问题。”他还进一步提出普遍应用征候读法，重读马克思的要求：“我的要求无非就是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逐一地进行‘征候’阅读，即系统地不断地生产出总问题对它的对象的反思，这些对象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才能够被看得见。对最深刻的总问题的揭示和生产使我们能够看到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以暗示的形式和实践的形式存在的东西。”⁽³⁸⁾借助于问题框架转换，抓住某些征候，就可以读出原来字面中没有的新的东西，更深层的东西。

只有把握双重阅读法去循环阅读，才能从《资本论》中真正读出其深层结构——马克思哲学。他有一个著名论断：“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怎么才能从《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哲学来呢？他又指出了双重阅读法和循环阅读法的道路：“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阅读《资本论》，而我们同时也应该在《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这种双重的阅读，也就是不断从科学的阅读回复到哲学的阅读，再从哲学的阅读回复到科学的阅读是必要的和有成效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这种阅读中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所包含的这一哲学革命的本质：一次开创了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³⁹⁾

看来，这些看法基本上还是正确的，结构主义杂质还是次要的。

（2）马克思哲学发展四阶段论

他别开生面，把马克思一生哲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1840——1844：青年时期著作；

1845：断裂时的著作；

1845——1857：成长时期著作；

1857——1883：成熟时期著作。

以上述四阶段论为主线，他还有些更具体的划分：

第一阶段，1840—1844年，从博士论文起，到1844年手稿，也包括《神圣家族》，统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本质上是虚假的意识形态著作，而不是科学著作。

这个大阶段，还可以再划分为两个小阶段：

第一个小阶段，1842年前，为《莱茵报》撰文的理性自由主义阶段；

第二个小阶段，1842至1845年间，理性共产主义阶段。

第二阶段，1845年（实际上阿尔都塞有时把1846年也包括在内了），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1846年底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都可以叫断裂时的著作。这个大阶段，也可分为两个小阶段：

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

1846年底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是断裂的真正完成标志。

第三阶段，1847—1857年，成长时期的著作，包括1847年写成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直到《资本论》第一手稿写成之前的所有著作。

第四阶段，1857—1883年，1857年以后的著作一概叫做成熟时期的著作。

他注意把马克思一生探索，作为一个完整过程加以分析，而不仅把目光仅仅局限于18世纪40年代，这种看法是有启发性的；

但他的分期方法问题很多，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3）马克思“认识论断裂”论

什么叫“认识论断裂”？这个提法与概念，是阿尔都塞从其老师G.巴歇拉尔那里借用来的，指的是从虚假意识形态到科学的，非连续性的，质的中断发展过程：任何科学的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这种区分的表现形式是理论上的和历史上的‘质的中断’，用巴歇拉尔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断裂’。

1972年，阿尔都塞在反思过程中，把“认识论断裂”，作为自己20世纪60年代论文的中心范畴，从而提出了这一思想在其观点体系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我向巴歇拉尔借用了这个思想，为了把意思表达得更加透彻起见，我把它称之为‘认识论断裂’，并把它当作我的早期论文中的中心范畴。”⁽⁴⁰⁾

阿尔都塞的“断裂论”指的是什么，有什么内容呢？看来主要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指的是科学与虚假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决裂，马克思在哲学、历史领域里第一次实现了这种断裂。

1970年，他在《论青年马克思的演变》中反复强调：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

从1959年发表《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政治和历史》一书开始，他就提出了科学史、哲学史上的“三块新大陆”，借以说明马克思实现的“断裂”及其世界历史地位：古希腊人打开了数学科学大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柏拉图哲学；近代伽利略打开了物理科学大陆，在此基础上生成了笛卡尔哲学；马克思打开了历史科学大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哲学。

第二，他讲“认识论断裂”，指的是1845年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实现了同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双重决裂，同以往一切哲学虚假意识形态的彻底断绝关系，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都属于与之断裂的虚假意识形态之列。

他说得很透底：“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得到的’。凡在历史哲学提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⁴¹⁾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由于1845年的“认识论断裂”，就使得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上述四个阶段，实际上划分为质上不同的两大阶段：1845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都属于虚假的意识形态范畴；1845年以后的著作，才能算做马克思主义科学著作。

他把这一点，也讲得十分彻底，“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⁴²⁾

第三，他讲的“认识论断裂”，具体体现在1845年，特别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识形态》，这两部著作，应称做“断裂的著作”，堪称是断裂的前后岸。

他把1845年（实际上是1845—1846年）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看成断裂的位置所在与主要标志：“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据马克思自己说，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被他定位于“断裂的前岸”，接近于做出基本否定的评价：“总共只有几段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在这里，新的理论信仰以必定是不平衡的和暧昧的概念和公式的形式，开始从旧信仰和旧术语中表露出来。”⁽⁴³⁾

这种评价是显然偏低的。

（4）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相对独立的“费尔巴哈阶段”论（1842—1845年）

阿尔都塞的学术观点，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判定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费尔巴哈阶段，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占居主导地位，时间上限是1842年，下限是1845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都是这个费尔巴哈阶段的产物。

这是贯穿《保卫马克思》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开篇的《费尔巴哈的 “哲学宣言”》、《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收尾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都着重讲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在1842年1845年间，从决定问题框架的总问题框架和总问题，一直到一系列基本术语，马克思都是深受费尔巴哈影响的：“人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简直浸透了费尔巴哈的思想。在1842年至1844年间，不仅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是费尔巴哈的术语（异化、类存在、整体存在、主谓‘颠倒’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显然是：他的哲学总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些文章只是在费尔巴哈总问题的背景下，才能够被理解。马克思思考的主题虽然超出了费尔巴哈直接关心的问题范围，但两人的理论格局和理论总问题却还是一样的。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在1845年才真正‘清算’了这个总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着同费尔巴哈的影响和哲学有意识地和彻底地决裂的第一部著作。”⁽⁴⁴⁾这里甚至把马克思1845年春天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也算在未能和费尔巴哈彻底划清界限的论著行列。

阿尔都塞还明确使用了“处于费尔巴哈阶段的马克思”的提法，并有一个简明概括：“在第二阶段（1842—1845），占主导地位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即费尔巴哈的‘共同体的’人道主义。”⁽⁴⁵⁾

（5）马克思思想后期成熟论（1857年以后才是成熟期）

“成熟马克思”与“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区分，多年以来曾是马克思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科学标准和价值标准。

原来通常是把1947年《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作为最初公开发表的成熟著作。后来普遍出现了“成熟门槛”前移的趋势：有些人主张成熟期起点前移到1845、1846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苏联哲学界拉宾、奥伊则尔曼等人则长期把1844年11月间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合作写成的《神圣家族》，作为成熟期起点；近年来东西方都有学者提出把成熟期起点前移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题。

阿尔都塞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主张把马克思思想成熟期起点，从通常论定的1847年，向后移10年，移到1957年：“我建议把1957年以后的所有著作一概叫做成熟时期的著作。”⁽⁴⁶⁾

为什么要以1857年为界呢？《读＜资本论＞》一书，透露了思想信息，他是把《资本论》作为马克思哲学主要成熟标志的，而1857年则是《资本论》第一手稿创作之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⁴⁷⁾

因而，他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很不成熟，是“黎明前最黑暗时期”的论著，经历着重大“理论危机”，有无法解释的矛盾。

他认为，1845、1846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断裂期的论著，当然也不成熟。

1845—1857年间、包括《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也只能叫成长期论著，也带有一定的不成熟性。

后来在《列宁和哲学》（1969）一书中，他又进一步把成熟期起点后移了：

1857—1858年写作《资本论》第一手稿时，马克思还以惊叹心情重读了黑格尔《逻辑学》一书，因而这一手稿也带上了黑格尔影响的痕迹；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与不适应的讨论，仍沿用了黑格尔术语；

直到1867年，在读到《资本论》第一卷时，还存在着构成阅读障碍的特殊困难，这些困难是从马克思语言中的残存物，甚至是从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影响中产生的。

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1967），黑格尔影响的痕迹仍然保留着。直到马克思出版《哥达纲领批判》（1875）和写下关于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时（1882），才从总体上确定无疑地排除了黑格尔影响的任何痕迹，彻底地、完全地走向成熟。

他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主要尺度是，在《资本论》以后著作中，马克思再也不提意识形态性的人的问题、人的哲学、人道主义，而只讲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历史发展。

（6）无主体的历史过程论

在1959年《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政治和历史》一书中，阿尔都塞在改造黑格尔过程中，提出了“无主体的历史过程论”。他认为，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异化过程，如果一定要说有主体的话，那么唯一的主体不过是内含目的性的过程本身。去掉目的性，那里还剩下马克思已经继承过来的哲学范畴，即无主体过程的范畴。《资本论》思想真谛，正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去掉了一切人格化的东西。实质上，阿尔都塞把过程本质，看成是无主体的结构运动过程。

后来，在《读＜资本论＞》中，他更进一步阐发了这种无主体的历史过程论，把历史过程看成—出“没有作者的戏剧”：“因此，马克思总是把资本主义体系看作机制，机械、机器体系、装置，或者看作‘社会物质变换’的体系。”“这使我们想起‘表现’这一高度征候性术语，并把它同‘机器体系’联系起来考察，把它看作机器体系通过它的作用表现出来的存在本身，看作一出戏剧的舞台指挥的存在方式，而这出戏剧就是舞台、台词和演员的统一。这出剧的观众之所以偶然地成为观众，只是因为他们首先是被动的演员，受到台词和角色的束缚；他们不可能是台词和角色的作者，因为从本质上看，这里一出没有作者的戏剧。”⁽⁴⁸⁾

“无主体的结构运动、历史过程”——这种单纯科学主义的解读方式，倒是和人本主义解读方式彻底对立起来，却很难说真正反映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质。

（7）马克思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论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流行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想倾向，苏联相应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新提法，在法国及其马克思主义内部则有伽罗蒂等人大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针对这种国内外普遍流行的思潮，阿尔都塞独有个性地打出一面旗帜——马克思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他说：“就理论的严格意义而言，人们可以和应该公开地提出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问题；而且人们可以和应该在其中找到认识人类世界（积极的）及其实践变革的绝对可能性条件（消极的）。必须把人的哲学神话打得粉碎”。这不是一个偶然提法，他后来多次重申了这个重要提法：“马克思的哲学反人道主义”。⁽⁴⁹⁾

他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人道主义则是虚假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形形色色的传统意识形态，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哲学基石，就是人性这个总问题。

而从1845年起，“认识论断裂”的实质就在于，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断裂，这种决裂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环节：

（1）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

（2）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

（3）确定人道主义为意识形态。

他的三个重要理论要点是：

归根到底是要认识到，人道主义的本质是虚假意识形态；

否认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

马克思只是对他青年时代（1840—1845）的理论基础——人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后，才达到了科学的历史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以阿解马”解读模式，虽然曾流行一时，却逐步走向危机，走向瓦解，走向消亡。

1974年，他发表了《自我批评材料》，他认为自己的主要错误是过分强调科学真理与意识形态思辨对立的理论主义，忽视了现实的阶级斗争。他承认，用结构主义解读马克思是一种乘隙而入的并发症：“于是，我的理论主义的副产品——结构主义——便像小狗一样，利用这个机会钻了我们的空子。”⁽⁵⁰⁾

他承认，自己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模式中，同结构主义是关系暧昧的：“在《读＜资本论＞》中还存在着理论主义的偶然的副产品，即是与结构主义述语‘调情’的暧昧关系”。“在1965年的春天，我们在《读＜资本论＞》的某些段落里却没有始终能够说得恰到好处，我们同结构主义术语的‘调情’肯定超过了所能允许的限度”。⁽⁵¹⁾

他在理论上的偏颇，决定了他在政治立场上偏向于“新左派”。他支持走向极“左”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他的悲观情绪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而剧增。

1978年前后，他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文，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四大危机，其中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辩证法之迷，尤其是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更是一个危若累卵的问题。1980年，他因精神病发作，掐死了他的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监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解读马克思的模式，由此也成为历史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