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主阿马蒂亚·森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年～ ),英国　剑桥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阿马蒂亚·森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研究做出了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对贫困指数的定义,到发展中国家饥荒的成因与克服饥荒的措施,这些研究主题集中体现了他对于收入分配问题及发展中国家贫困原因的关注。森阐明了使个人价值集合成集体决策的条件和使集体决策规则与个人利益相一致的条件。通过分析集体决策时所能获取的个人福利的有效信息,他改进了比较不同国家社会福利水平的理论基础,并且提出了衡量贫困的新的和更令人满意的指标,为贫困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瑞典皇家科学院

1998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马蒂亚·森教授。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上做出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举凡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他于12月10日即诺贝尔逝世纪念日去斯德哥尔摩领取总数达760万克朗(约合96万美元)的奖金。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颁奖的时候说:“森通过把经济学和哲学工具相结合,使有关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具有了伦理方面的考虑。”

一、生平简介^[1]

1933年3月,阿马蒂亚·森出生在印度孟加拉的圣蒂尼克坦,地点在著名诗人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校园内。他的外祖父是研究中世纪印度文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印度教哲学权威,与泰戈尔过从甚密。阿马蒂亚这个名字就是泰戈尔为他取的,意为“永生”。

他的父亲在达卡大学(在今孟加拉国)教授化学。浸染在周围浓厚的学术氛围当中,据他后来回顾,未来的人生道路似乎除了矢志向学,教书为文,辗转于世界各地的大小校园之间,想不出还会是别的什么。

森幼承家学,发蒙很早,而后来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则主要完成于泰戈尔建立的学校。这里课程设置丰富,充分反映了泰戈尔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的思想。学校的教育理念也很先进,那就是着重启发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对于在考试成绩上争强好胜,希望因此而出人头地的表现,则从不鼓励。这种教育理念对他影响至深,使他毕生受用。他在青少年时期爱好广泛,17岁以前志趣几变,曾游移在梵语、数学、物理等不同专业之间,最后终于被经济学所吸引,不再旁骛。不过,他毕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意愿却从未变过。离开圣蒂尼克坦后,1951年,他进入加尔各答管区学院,专修经济;1953年离印赴英,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相继在印度新德里大学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教授经济学和哲学等。1998 年,他被三一学院选为院长,复回剑桥,主持学政。2003年以后,他又返回哈佛工作。他担任过一些重要的学术组织,如美国经济协会、经济计量学协会和国际经济协会的主席,也曾在国际事务中起过重要作用,如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经济顾问,以及帮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人类发展报告等。

1952年18岁的时候,他曾罹患口腔癌,在加尔各答进行了大剂量的放射治疗。当时距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不过7年,对于这一疗法的长期效果依然认识不足。大剂量放射虽然消灭了口内的癌细胞,但也破坏了他的硬腭骨骼。在后来的近20年内,他一直面临着癌症复发和骨骼坏死的潜在威胁。1971年他赴伦敦经济学院工作。

森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帮助他的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为此,他曾经选择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他的主攻方向之一。他在1971年离开印度,辗转于欧美各著名学府,但始终和国内的大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他曾经工作过的新德里大学。他一直是该大学的荣誉教授。为了学术活动,也出于自己的爱好,他始终过着带有游历性质的生活。剑桥毕业以后,他便常回印度,从来没有半年不归的情况。他也一直保持着印度国籍。这样的好处之一是保证了他对于国内公众事务的发言权。

二、学术贡献^[2]

国内经济学界对森的介绍较少,但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森在西方的福利经济学界、哲学和伦理学界就已经是名声显赫,他曾被英国著名传记学家马克·布劳格列为20世纪百名经济学巨匠之一,世界著名的澳洲福利经济学家黄有光在其经典著作《福利经济学》一书中也不下数十次地引用森的有关文献,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早在1994年就预言森必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森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现今为数不多的横跨多学科的经济学家之一。森的研究以对社会公正及道德的关怀为主线,从社会选择的纯理论到发展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在一系列重大的经济问题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阿马蒂亚·森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解决“投票悖论”

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是解决了名为“投票悖论”的问题。这问题可以用包括三个人物和三项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人物1选择是a,其次是b,最后是c;人物2的选择顺序是b、c、a;人物3是c、a、b。他们的选择可以表示为:就人物1和3的组合而言,a的选票多余b;但在人物1和2之间,b的选票多于c;在人物2和3之间,c的选票多余a。这里出现一种投票悖论,破坏得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问题显然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1的选择中a和b的项目互调如下:3- cab,2- bca,1- bac。现在b胜过c(人物1和2),c胜过a(人物2和3),而b也胜过a(人物1和2),投票悖论已告消失,唯有b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a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选择模式:(1)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2)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3)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2.引入“个人选择”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政府的税收政策),他引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3.挑战“不可能性定理”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

以前的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而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具有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定出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和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具备更多的信息,则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

4.关于饥荒问题的研究

森对于饥荒问题所做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出版于1981年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在这部书里,他向从未遭到质疑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种观点认为造成饥荒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食物短缺,故往往发生在旱灾或洪涝灾害之后。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等贫穷国家和地区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例如1974年孟加拉国饥荒,就是由于当年该国发生水灾引起食物价格飞涨,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收入大幅降低,使得他们无力购买粮食,从而陷入饥饿境地造成的。他认为,要想彻底弄清饥荒的形成机制,必须仔细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进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致使某些群体连果腹这样应得的基本社会福利都无法获得。

森对于饥荒问题的兴趣源于他在9岁时亲身经历了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这次饥荒造成了三百万人死亡。经他后来研究,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指出,当时的印度有着充分的粮食供应,只是由于大量的农工失去工作,一贫如洗,从而失去了购买能力,粮食的分配途径遂因此而被阻断。阿马蒂亚·森指出,在许多饥荒的实例中,食物的供应能力实际上并未显著减少。相反,正是另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如工资降低、失业、食物价格腾贵、食物分配系统崩溃等,造成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人们陷于饥饿。这样的饥饿群体总是无钱无权的底层民众。森用他少时的经验告诉人们,灾荒年代受苦最深,乃至大量死亡的,永远是在社会阶梯上处于低端地位的人。他们处于完全无法采取行动的状态——既无从获得食物,也无力逃避灾祸。一个国家的阶级特征在灾荒年代表现得就是这样突出!森的结论是: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

饥荒既然多属人祸,那么它就不是不可以通过尽人事以求避免的。饥荒出现的时候,也正是需要政府积极发挥职能的时候。由于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便可通过适当的就业方案,如实施某些公共工程等,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有能力购买食物,同时严格平抑物价,使之保持稳定,从而防止饥民产生乃至死亡。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只要政府采取了得当的干预措施,也能顺利渡过严重的水旱灾荒,1973年的印度、80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都是例子。政府对人民遭受灾难的反应,取决于它受到的压力。投票选举、批评、抗议等行使政治权利的方法,都是施加压力的手段。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实际上不难预防。面对选举、反对党和独立报纸,一个民主政府除了竭尽全力,采取合理的救灾手段以外,别无选择。相反,非民主国家易于发生灾难,致使哀鸿遍野,就在于受难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年,而自1947年独立,有了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后,便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总之,森的结论是明确的。他绝不相信灾荒和饥馑是不可化除的天谴。如下这一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名言,就是他的观点的总结:“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5.关于民主问题的研究

“民主究竟是什么?”他在他的长文《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自己设问,并力图做出尽可能圆满的回答。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自然是和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但是,他指出,“我们不可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统治”,当然更不能等同于少数人包打天下,多数人集体失声的伪“多数统治”。在他看来,“民主有着必须满足的复杂要求,其中当然包括投票选举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同时也应该保障独立自主和个人自由,尊重法律赋予的权利,允许自由讨论,撤销针对新闻传播和公正评论的政府检查。如果不同的政治派别不能得到充分的机会以表达各自的立场,或者选民不能享有获得消息以及考虑竞选领袖观点的自由,选举即使举行了,也不免存在重大缺陷。民主是一种需要满足多种要求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在隔绝状态下运作的机械性规定(如多数人统治)”。森认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民获得了行使公民权和参政权的保障,它们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所有个体为寻求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固有权利;第二,在效用上,它能够促使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注意他们的政治要求;第三,民主的实施,使公民获得了彼此沟通和互相理解的机会,从而有助于社会形成其价值观念,确定其不同时期所应优先处理的不同问题。这三个方面分别体现了民主内在性的、工具性的和建设性的价值。这样的民主,正是不伤天,不害理,不侵犯任何人,却能使所有人摆脱恐惧,享受安定生活的保证。

因此,森坚定地认为,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应为人类社会的任何成员所天生享有。1997年夏天,一家日本大报问他:在20世纪发生的大事之中,哪一桩最重要?他后来写道:“过去的一百年间的确不乏重大事件。但是比较之下,在20世纪出现的种种伟大成就中,我还是毫无困难地选择了最了不起的一桩:民主的兴起。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否认其他事情的重要性。不过,我坚持认为,在遥远的未来,当人们返观这一世纪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定会发现,不把头把交椅交给民主制度兴起并成为最受欢迎的统治方式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只要他对20世纪的大势稍有认识,都会承认森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都有成功的例子。不能不说,这是人类解放自身的伟大成就,而其他任何科学技术的发达;巨大财富的积累;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外星探测的成功等,与之相形,都很渺小。

“发端于欧洲和美国的民主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奉者,而不是越来越少。它不断传播,作为制度,已经扩展到世上最远的各个角落,而那里的人们,也无不衷心接受,自愿参与,”森说。然而,揆之20世纪的经验,尽管民主已在兴起发展,并为绝大多数人类所认同,却不意味着它能够畅行无阻,不受抵制。森显然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看出,那些反对民主,否认它的普世价值的人,经常拿来当作借口的,倒不是国民缺乏要求——因为这不合事实。他们百般推诿,借以搪塞的最后理由,几乎总是国情不同,不可强求。所谓国情不同,又常托词民穷,说穷人向来只关心面包,不关心民主。森对于这种已成老生常谈的借口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指出它至少在两点上分明荒谬不经。第一,民主的保护作用恰恰对于穷人特别重要。这在前面有关饥荒的例子中已经看到。没有民主制度,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就会死亡。在金融危机时期,从经济阶梯上跌落下来的,也总是赤贫阶层。任何巨大灾难发生,其后果绝不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平均分担的。通过转嫁,它们几乎总是全部落到了最贫穷、最无助的那一个群体身上。正是这些有着经济需求的人,最需要、也最渴望在政治上发出声音,以摆脱动辄辗转沟壑的命运。第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实际上,穷人不关心民主的话,完全是从统治者及其依附者口中说出的,他们早已捂住了穷人的嘴巴。他们意图用生存之权充抵民主之权。而事实是,抱持此论不肯放松的统治者,很少有谁真心实意地为其底层民众提供过最起码的、合乎人道的生存权。森熟悉印度的历史经验。他指出,这一经验完全否定了穷人不关心民主的说法:“印度的选民可算是世界上最穷的穷人之一,但是,如果一边是基本的自由和权利被否定,一边是经济利益受损失,两相权衡,他们一定会选择抗议前者,而放弃抱怨后者。”针对国情论者的观点,森的态度坚定而明确:“民主绝不是奢侈品,非得等到普遍富裕了才需要它!”到了现代,到了今天,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论男女老幼,民主已是生民生而必备之物,它已如空气和水一样,为任何个人所不可缺,为任何权势所不可夺。

三、社会影响^[3]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非凡的生命力,能够历经劫难,而又复起,一个重要的秘密或许就在于其文脉的绵延不绝。近数十年来,印度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家和学者不断涌现。1998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文学者,他的经济学思想一度影响了许多人,被誉为穷人的经济学家。

1.穷人的经济学家

他的社会选择论和福利经济学,他对贫困问题和饥荒问题的研究,都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的文化研究论文洋溢着同样的精神。他研究社会公正理论,勇于追求社会公正,从而成为当今正义的代言人和良知的化身。阿马蒂亚·森十分关注印度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他在《印度:大与小》一文中指出,印度长期存在“引人注目的社会不平等”。

印度独立以来虽然基本实现了政治平等,但“它绝不会将政治的对称自动拓展为对社会和经济平等的促进”。而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是一种影响面最广也最为严重的不平等。印度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虽然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但也是十分突出的。阿马蒂亚·森在《与命运之神的幽会》一文中,审视了印度独立半个世纪以来三个领域的得失成败。这三个领域是:第一,民主的实践;第二,社会不平等与落后状态的消除;第三,经济进步与公平的成就。他认为印度的民主实践是基本成功的,而印度经济发展的成就虽然不可忽视,但其“总体表现也许还无法与后改革时期的中国相媲美”。他表示,在社会不平等与落后状态的消除这一领域,印度的问题依然严重。不平等还表现在城乡之间和男女两性之间。事实上,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已经导致印度社会无形的分裂。一方面是为数三亿的中产阶级在经济改革中受益;另一方面是五亿农民未能分享到经济繁荣的成果。他在《印度的阶级》一文中揭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的不同层面,社会阶层的不平等造成弱势群体的作用现在“所受到的注意少得异乎寻常”,而对阶级壁垒的维护,“不仅来自老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来自新的特权阶层,这就使得任务的完成异常艰难”。阿马蒂亚·森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敲响了警钟,足以振聋发聩。

2.“多元文化兼容精神”的倡导者

阿马蒂亚·森精通印度古代语言梵文,熟谙印度传统文化。他在梳理和研究印度古代文化之后深得其精髓,提出印度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兼容并包与宽容异说的精神是印度文化得以长盛不衰的最主要原因,并主张在当代印度继续弘扬这一民族精神。阿马蒂亚·森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文中指出:印度“一直是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琐罗亚斯德教徒、巴哈伊教徒等诸多教徒的共同家园。”多种宗教在印度的兴起和存续促进了印度古代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还有其他移民活动,包括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在8世纪开始在印度西海岸定居,比其他穆斯林国家经由西北路线前来进犯要早得多。每一宗教社群都千方百计在印度多宗教并存的背景下保持其特性。阿马蒂亚·森勾勒了一幅清晰的长卷移民图。这些不同的外来民族分别带来自己独特的文化,从而丰富了印度本土的文化,使之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印度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正是由于其来源的多样性。

3.“印度教激进主义分子”的抨击者

阿马蒂亚·森研究印度古代文化传统意在匡正时弊。20世纪40年代印度分治时期,印度教派冲突严重。独立以来,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呈上升趋势。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都曾爆发严重的教派冲突。阿马蒂亚·森对此感到殷忧难已。他在多篇文章中猛烈抨击印度教激进主义分子的许多错误做法,如篡改历史教科书、夸大印度教在历史上的成就、否认穆斯林对印度历史的贡献等。他认为,印度辉煌的文化,是由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以及其他印度人共同创造的,从而表现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他的仗义执言,他对印度人民党政府的批评,使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气焰有所收敛,一些明显的错误,如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业已得到纠正。

4.“三位一体”思想的推崇者

阿马蒂亚·森总是令人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的经济学一则可以看到其致用性,关照贫穷百姓;二则他总是给出结论,不会让你悬在迷雾之中以体现其学术的高深。

森坚持认为,理性、自由和言论(作为沉默的对立面)是互相加强文明进步的源泉,它们促进了异质化,而异质化能够导致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如果国家、社群、宗教乃至家庭造成了理性、自由和言论三者中任何一种的僵化,其结果将是压缩性的,因而会阻碍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他认为,这个“三位一体(理性、自由和言论)”对“社会选择”及其应用至关重要。这些应用非常广泛:从饥荒到性别歧视,从社会发展到信息,无不涉及“社会选择”。他的著作《理性和自由》正是关于这个题目的,这本书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

在理性、自由和言论的照射下,森探寻了印度、印度身份、印度的全球联系、印度与中国、西方对印度的想象这些概念。在此过程中,他启发和激发了关于今日印度和世界的各种事件的争论。

森写道:“全球化就其基本形式来说,既不是特别新的,总的来说也不是坏事。”那么全球化在今天某些史无前例的方面的作用呢?比如,无所不能的公司资金正在威胁我们所珍惜的很多东西——民主、发展、人的多元化、传统智慧——试图把我们(如果你是个消极的人的话)都变成绝望的消费者?森对此的回应有两部分。首先,他提醒我们“沉默是社会公正的强大敌人”。他还告诉我们“全球抗议活动在很多方面经常很有建设性,它们有力地把注意力吸引到世界的不公正问题上来”。其次,关于全球化或殖民化的统治,他承认有必要对那种顺从的配合进行反抗斗争,而不是诉诸于分裂和地区主义。“确实,抵抗全球不平等既需要全球性的主动行为,也需要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主动行为。”

在评论印度自1992年以来的经济改革进程时,森提醒印度人注意,这样的互动从很早开始就对印度的文明至关重要。“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一直既出口理念,也进口理念。”他指出:“对这种双向过程的认识不足,有时会导致非常多余的争议和冲突。”

所谓的印度教徒特质(Hindutva)的支持者,对印度教持非常有局限性的观点,事实上却削减了印度教的宽度和丰富性。森在书中对此严肃地进行了具体批评。森略有歉疚地引用了祖父对他的信仰质疑的回复:“你已经致力于宗教问题,我看到,你已经把自己置于印度教的无神论部分:洛卡严达(Lokayanta)。”他在书里证明,圣雄甘地、泰戈尔和尼赫鲁都会热忱地同意这个观点。

四、代表著作

森的代表性著作有:

1.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1983.

2. Inequality Reexamin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September 1999.

4.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5.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Belknap Press, March 2004.

6. Pathologies of Power: Health, Human Rights, and the New War on the Po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vember 2004.

7.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Writings on Indian History, Culture and Ident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2006.

8. From Poverty to Power: How Active Citizens and Effective States Can Change the World, Oxfam Publishing, July 2008.

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1.经济学和伦理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理性与自由,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5.生活水准,徐大建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

[1]根据诺贝尔官方网站翻译整理,网址:http://nobelprize. 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 1998/senƽautobio. html。

[2]根据百度百科整理,网址:http://baike. baidu. com/view/73616. htm。

[3]资料来源:张菲洲、李玉勇、张立国等著,《经济学大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 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