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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晚年的著作中的全盘改革构想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列宁晚年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晚年社会主义观的研究,在中国引起了极大关注,在改革开放之前,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就有一些思想火花。俞良早的专著《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引起学术界的共鸣,有较大反响。

(四)列宁晚年的著作中的全盘改革构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改革论的源头活水

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列宁晚年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晚年社会主义观的研究,在中国引起了极大关注,在改革开放之前,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就有一些思想火花。值得注意的是,1961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董必武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沈德纯、田海燕访问整理),文章探索了列宁的东方民族革命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影响,可以说开了后来学者研究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先河。

在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学术界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列宁晚年的思想上,体现出强烈改革意识的列宁晚年思想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比较早且具有代表性的,是在1984年“首届列宁哲学研讨会”上,黄楠森、王东的论文《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创造性探索》。该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中率先提出,列宁开创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上的新贡献,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乃是中国改革之路的历史源头与理论源头:一、列宁发展了唯物史观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同一性和多样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回答了落后俄国能不能首先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二、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发展成为过渡时期的比较完整的理论,揭示了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三、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合作制的基本思想,他的合作制计划解决了小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最大难题;四、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学说,提出了苏维埃俄国经济建设的特殊意义和新的道路;五、列宁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把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建设作为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六、列宁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明文化的理论,提出了文化建设在落后俄国的特殊途径、特殊意义和特殊任务。

王东的专著《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1990)提出,列宁晚年构想中“商品经济——民主政治——文化革命”,是支撑列宁后期全盘改革计划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构想的总体框架,也是支撑我国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主要支点和动力机制。该书首次提出了原先落后的小农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列宁最后思考的思想焦点,也是列宁思想在现时代的闪光之处,又是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的交错之点。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杨承训研究员,是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重要研究领域的最早开拓者之一。围绕这一主题,他较早地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性专著:《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论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再认识》(1985);《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合作制与家庭经济》;《商品经济的阶段特征——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研究》(1989)等。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专著还有:詹一之的《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道路》(1987)。他认为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可以说是对列宁当年开创的建设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俞良早的专著《列宁主义研究》(1993),提出和论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胜利“东方国家决定论”,即世界社会主义胜利取决于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理论。作者认为,列宁这一理论提出和形成于1921年,其内容是:东方国家比西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先于西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未来世界革命决战将发起于东方。

左亚文、陶笑眉的专著《列宁晚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的改革实践》(1998)提出,列宁晚年思想发展按其内在逻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次飞跃。所谓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17年11月—1918年5月),初步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及其实践阶段;第二阶段(1918年5月—1921年3月),列宁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得到进一步发展并经受检验,遭受挫折而向前探索的阶段;第三阶段(1921年1月—1923年3月),是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实现理论新突破、新飞跃的阶段。所谓两次飞跃,即:第一,《论粮食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提出了“流动自由”、“贸易自由”、“商品交换”、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甚至“私人资本主义”这些特殊阶段或手段、办法、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全新概念,标志者列宁晚年思想发展实现了第一次飞跃。第二,《论合作制》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合作制,乃至对整个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作出了全新的论断,表明了列宁实现了理论上的最后一次飞跃。

向春阶的专著《列宁晚年思想研究》(2001),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列宁的晚年思想,认为列宁晚年思想中包含有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火花,列宁可贵的探索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资源。

俞良早等著的《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彭大成著的《从列宁到邓小平的伟大探索》、《列宁的社会主义观》都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深入开掘列宁晚年思想的宝贵资源,凸现出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源头,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脉相承渊源。

安启念的专著《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1994),认为所谓列宁主义就是与俄国实际相结合,俄罗斯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主张在落后国家进行特殊的社会跳跃,将不再走由自发倾向引导的发展道路。作者分析,未经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落后国家发展的自发倾向只能是资本主义,列宁主义主义主张落后国家跃过资本主义阶段,因此它的发展将是一个由人精心设计并控制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列宁主义的党必须牢牢控制权力的走向,不能搞所谓的“选票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

俞良早的专著《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引起学术界的共鸣,有较大反响。该书提出,必须从20世纪东方国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出发,研究和掌握列宁学说,因为列宁的政党学说、革命斗争学说、经济建设学说和政权建设学说至今同东方的实际相适应。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书中对列宁学说中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

就列宁晚年思想的研究论文来看,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走向仍然是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构想问题。有几篇较有代表性的论文需要引起注意。

余源培的《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论列宁在实践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四大理论观点变化》一文指出,列宁在实践社会主义的艰难过程中,经历了四大理论观点的变化:社会革命理论从“共同胜利”到“一国胜利”;过渡时期学说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设道路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政治建设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列宁启示我们,要辨证地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理论和实践、一般与特殊的辨证关系。

黄楠森在《马克思恩格斯与毛泽东邓小平之间的桥梁》中,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论述了列宁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批驳了国外理论界流行的所谓“回到真正的马克思”的说法。认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许多贡献,但最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没有列宁的贡献就没有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赵曜的《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三重涵义》一文认为,列宁从新经济政策的经验中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构想,这些新构想包括在俄国进行农业合作化和实现工业化、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等思想。作为理论家的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构想的过程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逐步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列宁的新思路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等理论。这些观点直接启发了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陶玉泉在《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中指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建设苏俄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列宁晚年思维方式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辩证法”,教条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左”或右的错误的主要危险,而能否与时俱进则是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顾玉兰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及其重要启示》中指出,列宁十分重视执政党建设,他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俄国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列宁认为,执政党建设应从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全面展开。思想建设,重在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组织建设,重在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风建设,重在加强民主监督、克服官僚主义,以密切党群关系。这三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即永葆党的先进性。列宁的这些论述,对于今天我们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有重要的建设意义。

王俊文撰文《论列宁的知识人才发展观》,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政策的首创者与实行者——列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伟大战略思想,至今仍闪耀者理性的光芒,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吸取,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理论、现实指导意义。

侯卫伟在《对列宁党内民主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中认为,俄(共)布创建于沙皇俄国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的环境中,列宁被迫在党内实行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但其始终坚持马恩的党内民主思想,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在制度层面使党内民主具体化,尤其是晚年在病榻上对推动党内高层民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考察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发展历程,对工人阶级政党推进自身的民主化,从而适应民主政治需要,保持健康于活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舒新、林建华在《列宁的国民教育思想述论》中指出,十月革命之后,由于国内落后的文化教育水平,列宁提出把文化教育工作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位置。而国民教育思想则是其文化建设构想中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列宁的正确领导下,俄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旧的俄国教育体系,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使国民教育事业第一次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建设者。

戴钢书在《论列宁关于德育环境理论及其现实价值》中,通过深入分析和论证列宁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中的重大作用的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当代德育环境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文章强调,当前要以马克思主义德育环境思想为指导,以我们党现阶段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结合当代中国实际,从思想道德教育高度来建设和完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并据此提出当前进行德育环境建设的若干对策。

庄严在《列宁革命观与葛兰西革命观之比较》中认为,列宁强调的是政治革命,它力图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改造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葛兰西则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革命,它以激发无产阶级的内在潜能和首创精神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它们是适应不同社会的无产阶级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是相互补充的。二者的结合,对于分析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李玮等在《列宁的反恐思想对当前中东局势的启示》中认为,不同时代的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恐怖主义的实质和反恐思想的精髓有相当的相似之处,列宁时代恐怖主义的恐怖暗杀行为背后的实质,与人体炸弹恐怖手段的实质是相同的。列宁反恐思想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国际社会反对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要义也在于此。

还有许多学者论述了列宁思想中的平等观、责任观等等,有的学者则深入发掘列宁的军事哲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惩治腐败问题、新闻思想等等,不一而足,有遍地开花的趋垫。

从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力图从列宁晚年思想,特别是社会主义观中开掘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源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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