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不安的时代

一、动荡不安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前后跨越近500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政治上急剧动荡，文化上相互碰撞，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一方面，政治上的变革和文化上的融合，推动了历史的巨大进步，导致了文化和学术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变革所引发的震荡和战乱，使那一时代的人们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蒙受了巨大的苦难，留下了沉痛的创伤。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面对的正是动荡不安的严酷社会现实。长期的诸侯割据，频繁的吞并战争，造成连年的祸乱。在统治者的威迫下，人们相互残杀。“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被处死的人残藉堆积，带着镣铐的人连连不断，被刑杀的人比比皆是。这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而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得胜数”，（《墨子·非攻中》）“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者”（《孟子·梁惠王》）的白色恐怖时代；这是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箧》）“福转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人间世》）的现实凄惨人间。

公元前4世纪到前3世纪，各国间的战争达到空前的规模。公元前317年，秦击败韩、赵、魏、燕、齐五国联军，斩杀8万余人；公元前293年，秦击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杀24万余人；公元前260年，秦、赵大战于长平，赵兵饥饿46日，杀人而食，秦大将白起大败赵军，斩杀赵兵40万余人。

在先秦典籍中，我们随处可见诸子们对残酷战争现实的描写，仿佛听到当时的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发出的痛苦呻吟。“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　？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诗经·国风·君子于役》）日落西山，羊牛下括，鸡栖于桀，可丈夫的兵役却遥遥无期，妻子也只能默默地为役中的丈夫而祈祷，但愿亲人没有饥饿之忧。然而，战争的惨烈景象是人们难以想象到的，正如屈原所描写的：“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　兮士争先”，“天时　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迢远。”（《楚辞·九歌·国殇》）

在相互兼并战争的同时，统治者还横征暴敛、滥刑重典，对苦难深重的平民百姓施以淫威。“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既是对统治者暴政的声讨，也是对统治者本性的揭露。庄子曾激烈地痛斥卫国国君独断专行，屠戮平民百姓，“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人间世》）作为一个暴君，年壮气盛的卫国国君，行为专断，处理国事轻举妄动，而不知过错；轻于用兵不恤人民的生命，死的人积满了山泽好像干枯的草芥一般，人民真是无所依归了。

面对着战争连绵、民不聊生的“人间世”，庄子不只是愤慨地痛斥统治者的凶残狡诈，而且还冷静地进行了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力图揭示出灾难的根源。庄子和老子一样，相信灾难降临之前，曾有过一个“小国寡民”的远古“至德之世”，推测人类初期曾经历了一个健康纯朴的时代。他关于“浑沌”的描述是耐人寻味的：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

浑沌是一个没有五官七窍的人，经过七天开了七窍，浑沌就死了。浑沌之所以走向了死亡，就在于丧失了原本的自然状态。这里庄子显然是在暗示违背其自然本性是人类走向灾难的开始。人与天地自然原本是浑然一体的，人的本性与自然无为的天道也应该是和谐一致的，但可悲的是人迷失了本性，因而也远离了自然之道。

“人为物役”是庄子追溯人类灾难的另一独特视角：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齐物论》）

人与物的分离，说明人已经有了自我意识，但在人与物的对立意识产生的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开始走向异化，灾难从此降临了。有了是与非，道就要亏损，道之所以亏损，是由于人对物有了永无休止的欲望。

庄子明显意识到人类社会由远古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两重性，十分关注文明的负面作用，揭露了早期文明社会所出现的争夺、祸乱、欺诈、罪恶以及种种反人性的异化现象。统治者的暴行来自于无穷的贪欲，人们为物欲所驱使，疯狂地追求财富和权力，“与物相刃相靡”，（《齐物论》）甚至使用最残酷的手段，任意杀戮生灵，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占有欲。人类的贪欲之心一旦生成，就难以收敛，日益膨胀，这样就只能陷入愈来愈深的沉沦与堕落之中。庄子清醒意识到，最深刻而长久的危机并非仅仅是物欲横流和由此引发的角逐与厮杀，而是“物”使人丧失了自然的本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缮性》）生命的意义被严重扭曲了。

庄子曾借孔子之口感叹道：“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田子方》）心死是最大的悲哀，导致心死的是外物的束缚，这个外物就是名利、权势、财富等身外之物，也包括人为的精神桎梏。在这里，庄子尖锐地批判了儒家礼乐仁义的说教，尽管儒家诸子的动机是要用礼乐仁义来规范和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只能为统治者所利用，使其成为维护残酷统治和欺骗百姓的工具。

面对如此凄凉的社会现实，庄子深深体验到现实的困境和生存的压力，他要寻找的是人生最高的意义和最大的快乐，他要探索的是人类精神解放的逍遥之路，而其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自然天性，寻回人所失去的自由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