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王朝，作为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以压迫和剥削农民大众为任务的专制政权，清政府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统治日益步向腐朽，混乱腐败的吏治，残酷繁重的刑罚、难以承受的赋税，导致诸如白莲教起义之类的农民斗争此起彼伏，激烈的阶级斗争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也使得封建统治危机日趋明朗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一方面不得不签订大量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求和，另一方面又要将战争赔款、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等负担转嫁给国内广大劳动人民，导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因此而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在应对西方列强侵略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一部分封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由此而分化，形成了洋务派与顽固派两大不同的官僚集团。此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著书立说，初步表达了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改革中国政治的愿望。随着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的加重，资产阶级维新派高举“君主立宪”大旗，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然而“百日维新”的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得国人开始意识到君主立宪制在中国走不通，只有推翻清朝腐朽的统治，中国才可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开始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最终，1911年的辛亥革命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埋葬。整个中国近代史，毫无疑问，是一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历史。

（一）阶级斗争始终激烈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农民战争的主要任务。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中国历史进入了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尚未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主要表现为农民阶级与本国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经过鸦片战争，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主要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战争暴露了封建专制政府的外强中干，战争中国家军费开支增加，战后付出巨量赔款，这些负担都最后都落到了农民群众身上。^[13]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者所造成的灾难，激起了人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它先后攻克了600余座城市，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朝封建政权对峙十余年之久的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这样的纲领性文件，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动摇了封建法统，同时也迫使清朝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洋务派和顽固派两大官僚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不朽的一页。即使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数十年里，各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仍时有发生，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在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农民起义不断的情况下日益加深，如何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避免清王朝的灭亡，延长其统治期间，成为洋务派官员、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共同目的，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腐朽的清王朝走向衰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二）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分化

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在封建士大夫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姚莹等人就已经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由于他们职位普遍较低，势单力薄，在当时的统治阶层中并没有得到什么有力呼应，因此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只是停留在学术领域，而并没有被统治阶层所重视并付诸实践。然而，这一现象随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如火如荼，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清朝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当权人物和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中间，尽管在师法西方以求自强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政治主张和时代思潮。主张举办洋务的倡导者，在清朝中央政府有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等。在他们周围又有一批比较了解国内国外形势，希望通过兴办洋务达到富国强兵的官僚和开明人士。这些洋务的倡导者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和在与外国侵略者的直接交涉中，都为保住清朝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手握中央和地方的军政、经济实权。由于他们在兴办洋务的问题上，思想主张基本一致，于是就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政治派别，习惯上被称为洋务派。而洋务派一经形成，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也就随之兴起。^[14]

兴办洋务在当时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尽管洋务派提出的“自强”、“求富”的主张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但在统治阶级中的另一批人看来，却是有悖“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的荒谬之举，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集团，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尽善尽美，不需任何变革，因此他们处处与洋务派作对，排斥一切新事物而梦想恢复昔日闭关自守的局面，成为洋务运动的最大障碍。不管是在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近代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生产、训练新式军队，还是在修筑铁路等重大洋务问题上，两派都进行过激烈的争吵和斗争，顽固派和洋务派的矛盾在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中始终尖锐，使清政府内部分化为两大官僚阵营，但究其本质而言，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开明与守旧的不同政见之争。

（三）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派崭露头角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一批具有这种早期维新思想的人物，就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要求广泛地学习西方，改革现行经济、文化、军事以及政治，让资本主义顺利发展，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出现，表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分化、离析，中国政治舞台的异军突起。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刚从地主阶级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15]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在揭露时弊、批评洋务运动和宣传变法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对外、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但是另一方面，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中的大多数人往往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他们往往是社会地位不高的买办商人、中下级洋务派官员及其幕僚，这使得他们一般只是宣传、制造舆论，还没有或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为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又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竭力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甲午战败，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变法”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传播，并很快成为一股新的社会思潮，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经过几年的思想酝酿、舆论宣传和组织准备，终于在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并施行了戊戌新政。虽然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所采取的改良措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一些激进分子，经过这一事件更是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意识到君主立宪的改良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于是跳出了改良主义的圈子，以孙中山为代表开始要求以革命手段来推翻清朝的统治，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艰难困苦中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