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国内研究动态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业基础设施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农业基础设施的概念与特征，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农业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3.2.1 关于农业基础设施概念和作用机制的研究
（1）关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概念
林厚春早在1995年就指出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综合性产业部门，农业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系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农业、工业和基础设施间的交换关系入手揭示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不足的重要原因，并运用单因素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主要农业基础设施的最低需求量进行了粗略估算，并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基础设施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设想，如增加投资数量、提高投资效益、拓宽投资来源、完善和探索新的经营管理体制等[8]。
石爱虎（1997）、陈文科（2000）关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定义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石爱虎运用发展的眼光，对农业基础设施作了一个系统和全面的阐述。认为农业基础设施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农业乃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陈文科指出要实现传统自给性农业向现代商品性农业的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发达和完善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与之相配套。农业基础设施的重要意义在于：抽象地看，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基础产业部门；具体地看，它是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产业；从动态看，它是农村也是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从现实看，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是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从未来看，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必须有一个可持续化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10]。
（2）关于农业基础设施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石爱虎、霍学喜、王征兵（1996）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在农业发展中的经济效应应体现为物质基础效应、效率提高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9]。
彭代彦（2002）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测算了乡镇道路、农业科研与技术服务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与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11]。
樊胜根等人（2002）通过定量分析测算了基础设施投入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产生效应对比。指出在降低扶贫效率和提高农业生产率中起作用的13个因素中，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投资的作用排第3位（排在前两位的是教育和科研）[12]。
李锐（2003）指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投资主体对农村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和农村非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运作过程和行为方式。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最终形成诸如房屋、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或资本存量。农村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是区域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以及从事仓储、销售等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农村非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是区域农民正常生活和娱乐所必备的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区域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硬件环境[13]。
林毅夫（2004）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14]。
方芳、钱勇（2004）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生产之间关系的研究，说明了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总量不足和投资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产值不相关，是造成我国农业产值在国内经济总值中的比重较小的原因。指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目的是为了释放原有农业经济的生产潜力，而不能引致新产量的增加。同时，通过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方式的分析，说明了在加强政府投资的基础上，应开发新的融资手段和方法[15]。
沈明其（2006）指出只有在WTO框架下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才是符合农业发展的长久之计。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农业协议》对进口农产品的关税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以至于以往各国利用关税措施对本国农业进行保护失去了效果。而利用如进口数量限制、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对本国农业进行保护容易引起贸易争端[16]。
刘伦武（2006）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基础，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来描述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表明：农业基础设施的落后阻碍了农村经济增长。因此，应把发展农业基础设施作为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保持农村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协调发展。指出政府应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为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条件[17]。
谢海军、翟印礼（2008）根据1992—2005年辽宁省27个农业县的统计数据，建立Panel Data模型，对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是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同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的作用不同，综合基础好的地区农业基础设施促进作用要高于综合基础差的地区。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农业基础设施是每个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18]。
1.3.2.2 关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研究
张军、何寒熙（1996）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认为中国农作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对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的影响是负面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体制缺位是其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19]。
孙良（2000）研究了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特征，认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广泛的社会正效益性；社会效益难以用价值形态衡量；投资效益具有滞后性；较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以及投资效益递减趋势会较早出现[20]。
程昆仑（1998）、李纯英（2001）认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其原因主要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量低，国家预算内资金比例大幅下降[21]。
陈文科等（2000）认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着战略选择失当，投资效益低下，布局不尽合理且忽视技术进步等问题[10]。
刘小宁、董晓钟（2002）创立了黑龙江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新模式，首先是建立以股份制经营为基本形式的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法人责任制，新模式的目标是形成产权结构合理，利益机制有效，风险补偿有利，投入的良性循环，资产保值增值的内源增长型投入机制。同时应遵循市场化运作、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发展等原则[22]。
赵维清（2002）研究了农业基础设施多渠道投入的投融资机制。指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投融资机制的基本形式。应建立一个多层次的有主有从、各司其职、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为此，要采取增加财政投资，积极吸引集体和农民投入，争取银行贷款，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等措施[23]。
唐建新（2003）提出了应通过广泛引入民间资本和积极引进外资，以及采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项目融资模式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观点[24]。
谭洪江（2004）研究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困境与出路，指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投资主体不顺，资本筹划方式单一，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并提出了调整和转变投资政策，形成多元化投资体制，努力改善制度环境等对策[25]。
黄勇民、李军（2005）在公共产品理论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产品的特性进行分析，提出了我国多层次农业基础设施体系的概念和内容，进而对该体系的投融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多层次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投融资机制创新进行了深入研究[26]。
陆迁、何学松（2006）指出在国家财政和集体经济投资不足的条件下，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就成为解决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一种有效途径。目前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着投资环境不佳、投资产权界定不清、信用和市场准入障碍等制约性因素，需通过深化农业基础设施产权改革等措施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27]。
赵珊（2006）认为在当前国家财政和集体经济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由于存在一系列的制约因素，所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放开市场准入政策、创新融资方式、优化投资环境是有效促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选择[28]。
杜军楠、阎建兴（2008）通过研究指出农业基础设施与其他基础设施相比，有共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特征，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会有很大的不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以不同投资主体的行为特点为基础，采取加大政府预算投入力度、加强政策性金融的投资、有效动员商业金融及农户的投入等措施[29]。
以上所述证明，近年来，农业基础设施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理论界对农业基础设施概念、作用机制及投融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时针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和融资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大量的对策措施。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说明，对农业基础设施问题的研究正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些成果丰富了我国基础设施的经济理论，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基于以上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书展开了论述。
但另一方面关于农业基础设施融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加强，从目前的文献看，对农业基础设施融资问题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全面的研究成果还有限。比如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很多，而专著形式的很少，往往只是侧重对某一种融资方式和行为的探讨，缺乏对农业基础设施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模式的深入系统研究。而且对于充分利用新型融资工具，拓展融资渠道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成果质量上也缺乏操作性。这也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中亟需解决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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