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是优良财税治理的必要前提

启示十：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是优良财税治理的必要前提

健全有效的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建设是保证广大民众真实财税意愿顺畅传递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财税治理体系本身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或者说，如果缺乏健全有效的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广大民众真实的意愿就不可能顺畅地传递到决策机关和决策者那里，这样的财税治理体系就不可能真实高效地反映纳税人的财税意志和愿望，就可能仅仅反映决策机关和决策者的意志和意愿，就最有可能以少数人的意愿与偏好为决策依据。

陕甘宁边区民主财税实践中的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建设告诉我们，这样的机制可分为基础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机制与特定意愿类的表达机制。前者主要为了汇总广大纳税人普遍性的意志与意愿，主要是同意与授权的意志表达，一般比较抽象；后者主要汇总广大纳税人特定性的意志或意愿，一般比较具体。这就与国民党统治区存在天壤之别。陕甘宁边区民主制的创建，三三制的实行，就使陕甘宁边区广大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比较健全和有效。而这是基础，是根本。就后者而言，在陕甘宁边区的机制也是比较健全和高效的。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切实保障广大民众的言论自由，保障新闻自由。通过营造健康有效的舆论氛围，为广大民众提供可以随时表达自己真实财税意愿的渠道与平台。不可忽视的是，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与广大民众之间直接的沟通渠道与机制建设也做得比较好。各级政府机关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大多能够通过民意表达机构的日常工作来收集广大民众的财税意愿和需求。同时，由于法制比较健全有效，民主氛围浓厚，也为边区各级政府机构经常倾听广大纳税人意见，收集广大民众财税意愿与需求，通过各自的行政渠道及时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坦率地说，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是任何一个优良财税体制都必须拥有的制度性基础。假如没有这个利益表达机制的保障，就不可能有高效的财税治理活动，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财税制的现代转型。从根本上说，任何政府都是纳税人“雇用”来为自己办事的机构。既然如此，拿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办事，就必须首先知道纳税人的真实意愿与需求是什么，就不能把政府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强加给纳税人，反客为主。事实上，只有先让纳税人将自己的真实意愿和需求充分地表达出来，才可能为财税治理提供方向性客观性的决策依据。如果没有这一前提，也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财税决策。就财税立法而言，也只有让广大民众真正参与到财税治理活动中来，特别是财税立法中来，才可能进一步增强财税法的公众认同度和遵从度，降低财税治理的成本和执法难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公众消极对抗财税法的行动，减少征收阻力和偷漏抗税行为的发生，进而提高财税治理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总之，70年倏忽逝去，历史只是眨眼一瞬。但中国共产党曾经在陕甘宁边区这块贫瘠荒凉土地上成就的民主政治丰功伟绩，至今历历在目，永远不会因为岁月的沧桑而消逝。民主曾经唤醒的民族精神，定将穿透时空的壕沟，激励一代代华夏儿女，踏着一代仁人志士的足迹，前赴后继地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民主大道，在中华大地上重筑民主政治的辉煌。同样值得怀恋的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局部民主试验中，陕甘宁边区的“钱袋子”民主实践，即“收税”与“用税”的民主实践最为精彩。这是一笔由千千万万民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精神财富，是当代中国实现税收治理现代化，彻底走上现代税收治理大道不容忽视的宝贵财富。当然，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并非尽善尽美，比如当年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开辟的特货收入等问题。甚至1949年以后的再尝试与探索所走的不少弯路，都可以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找到雏形，财税治理也一样。比如由运动经济到命令经济，由公营企业到集体化道路，由战争思维到阶级斗争，等等。无不与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固然，“为了使‘延安道路’中最富有人道的那些因素得到发扬光大，也为了辨清那些阻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阻碍人类解放的那些专横势力，用复杂的眼光去认识‘延安道路’将大有裨益”^［8］。但是，这一切警示，不足以遮蔽陕甘宁边区民主社会治理及其民主财税治理大道的光辉。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一个显性的结果，可能由许多或明或暗的因素共同促成。甚至一些看似必然的结果，实际上更可能只是一种自然的结果。我们回顾研究历史，评价历史，目的和意义并不是为历史人物洒下几滴同情的热泪，并不是为了还原所谓历史的真相，还原的终极目的在于，借此探求一般性的规律，通过持续的终极价值追问，不断优化今天社会治理活动的规则体系。

注释

［1］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OL］.新华网(北京)，2007－02－26.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06.

［3］［4］靠百姓吃饭［N］.解放日报(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二册)(1941年)［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163.

［5］〔英〕埃德蒙·柏克.美洲三书［M］.缪哲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5.

［6］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A］.中共党史资料(四)抗日战争时期(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5.

［7］〔美〕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426.

［8］〔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