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需求的测量

第二节　货币需求的测量

对货币需求的分析既包括质上的把握，又包括量上的测算。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来看，货币需求都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商品流通所产生的货币需求，强调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另一类是资产需求，强调货币贮藏手段职能。符合经济发展的货币需要量既是货币供给的目标，又是货币政策调控的依据。在实际经济中，存在以下几种测算货币需求量的方法:

一、权变法

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民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必然要经历各个阶段的失业与停滞同急剧扩张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波动。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来自实物部门的干扰，而不是货币部门的骚乱。国民经济受到干扰后，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均衡状态。因此，必须通过国家干预，运用可自由支配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国民经济维持在较高而且稳定的就业水平上。国家可用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效果比货币政策效果更有可测性，对经济的作用更迅速，因此把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政策作为主要的政策工具，而把货币政策放在次要位置上。

在财政政策上，权变法主张在萧条时期搞赤字预算，扩大政府开支，以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回升；在繁荣时期则搞盈余预算，削减政府开支，以抑制总需求，阻止经济的过度膨胀。

在货币政策上，权变法主张采取“相机抉择”的办法，即在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时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利息率）；而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过于严重时，就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提高利息率）。这种依经济周期变动而确定货币供应量的方法被称为“权变法”（也称之为“逆风向而行”或简称“顶风”的货币政策）。其抉择标准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即“两利相权抉其重，两害相衡择其轻”。

权变法的使用使西方国家比较顺利地走出了大危机的低谷，赢得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各国经济相继出现前所未有的“滞胀”局面。于是，凯恩斯主义备受责难，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也随之受到冷遇。

二、规则法

所谓“规则法”是指，只要货币管理当局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供应货币，就可以保持经济的稳定。最适度货币供应量只能是按固定的比率计算出来的，其理论依据是新货币主义，创始人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弥尔顿·弗里德曼教授。规则法以反凯恩斯主义为己任，在经济政策上不同意把财政政策放到货币政策前面，让货币政策屈居第二。他们认为在所有经济变量中，“货币最重要”，在具体的货币政策问题上，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主张，建议按照一定的规则行事。其基本观点是:

（1）引起国民经济混乱的多数情况不是来自实物部门，而是来自货币部门，是由货币过多所致。

（2）经济政策制定中存在有许多不定因素。一是由于我们的货币知识、经济知识以及实际资料不够，对经济现状难以准确估价。二是人们对冲击经济的外生变量及其影响程度的预测也难以精确。三是经济学家观点的多重性使货币当局难以决策。四是货币政策效应的时滞使相机抉择很难把握住“火候”。因此，权变法缺乏实施基础。

（3）货币政策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稳定货币、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等内容。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同一货币政策很难同时实现多重政策目标。

（4）货币管理当局的决策容易受政治经济压力的影响，因此，“权变”方法不仅不能收到预期效果，还可能成为经济发生动荡的重要原因。

按规则行事不仅可以克服上述权变法的四大缺陷，还可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并具有自动刺激经济恢复的功能。如在经济高涨或需求过旺时期，固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低于货币需求量增长率，这就使货币供应自动抑制经济过分膨胀；在经济萧条或需求不足时，固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高于货币需求量增长率，这就使货币供应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

但规则法在实际执行时会面临一定困难，一是如何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层次；二是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货币增长百分比。

我们比较权变法和规则法会发现，权变法比较灵活，但缺点是主观随意性太强；而规则法最大的优点是简单，避免政策失误，但不能把货币供应量与货币需要量很好地联系起来，货币供应量可能会经常地偏离货币需要量，在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延缓经济应有的发展速度，有可能扼杀经济的合理增长；相反，在经济发展较慢时期，可能造成通货膨胀。

三、挂钩法

挂钩法是假设货币需要量与某些经济指标是存在必然联系的，因此，应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某项经济指标挂钩，以此来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程度。挂钩法主要可以分为三项挂钩法和单项挂钩法。

1．三项挂钩法

三项挂钩即货币需要量与经济增长、物价变动和货币流通速度三个因素挂钩，计量公式如下:

R_m=（1+R_e）（1+R_p）/（1±R_v）- 1

式中，R_m代表货币需要量增长率，R_e代表经济增长率，R_p代表物价上涨率，R_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幅度。

其中，经济增长率必须是实际增长率而不能是名义增长率。如果经济增长率用的是名义增长率，那就不应该再单独考虑物价上涨因素。日本中央银行计算货币供应量增长时就只考虑两个因素:名义经济增长与货币流通速度。其计算公式是:

货币需要量增长率=理想的名义GNP增长率＋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幅度

主张三项挂钩法的学者还认为，如果经济增长、物价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幅度都不大，那么上面的计量公式可简化为:

R_m＝R_e+ R_p±R_v

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呈递增趋势，那么，它对于货币供应量就是一个否定因素，上面的计算公式取减号；反之，则取加号。

这种货币需要量测算方法在使用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率用什么指标表示；二是如何确定合理的预期经济增长率；三是采用什么样的物价上涨率；四是如何确定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率。

2．单项挂钩法

所谓“单项挂钩法”，是指对货币需要量增长率进行单项指标跟踪，一般只与经济增长率一个指标挂钩。这种方法是为了弥补“三项挂钩”的缺陷而产生的。其特点是，让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咬住经济增长率，但又不与其相等，即不是经济每增长1%，货币供应量就只能增长1%，而是二者保持一定的幅度差，通常称之为“货币供应系数”。用公式表示就是:

R_m= aR_e

式中，a代表货币供应系数，一般是大于1的，即经济每增长1%，货币供应量必须增长1%以上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要，才能保持货币供需均衡。这是因为:

（1）经济的增长需要货币供应超前增长。商品经济需要以货币为“推动器”。

（2）货币流通速度在实际经济发展中是不断变慢的。比如中国的广义货币流通速度（M₂/GDP）从1978年的3下降到2005年的0.5左右。货币流通速度的延缓需要货币供应量更快地增长，才能使之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平衡。

（3）货币供应较之经济发展的超前增长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时间上。即在商品还没有生产出来之前，货币就已经被预付到流通中去了。

（4）经济的增长固然是货币供应增加的决定性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了经济发展需要供应货币外，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也需要占用一定量的货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化的进程中，不仅货币本身的内涵在不断扩大，而且在虚拟经济中，金融性交易所需要的货币量大大超过货币为实物交易服务的比例。

货币供应超前系数a究竟如何取值？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进行推断，但在不同国家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是有差别的。

四、经验法

在我国，曾长期采用“1∶8”的经验数据来确定货币量。所谓“1∶8”的经验数据，其含义是:每8元人民币零售商品供应需要1元人民币实现其流通。

这一经验数据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货币需要量公式，在马克思的这一公式中，决定货币需求的是待销售的商品价格总额。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我国的集中计划体制下，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流通明确划分为两个领域；生产资料领域通常是调拨，而不是流通；在流通领域的主要是消费资料。后者的总额在统计口径上近似地可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所以这个总额就是马克思的货币需要量公式中的商品价格总额。

“1∶8”的经验数据是运用倒推法计算出来的，即选取正常年份也就是国民经济发展平稳、货币流通正常的年份的货币流通量（实际上是现金流通量）M以及价格P和商品零售总额T，由V＝PT/M求出V，其计算结果约为8。

“1∶8”经验数据在当时经济体制运作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高度稳定的严格约束条件下是可以真正起到作用的。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各种相关因素的变化，这一经验数据也逐渐失去了其实用价值和应有的意义。

五、定额法

定额法是指中央银行确定一个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绝对额指标，作为计划期的货币供应依据，年度货币调节的任务就是努力使货币供应增量不突破这个指标。这也是我国实际工作中一直沿用的传统方法，只是在1986年以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仅指现金流通量，并且不使用“货币供应量”这一国际通用术语，而用“货币发行量”来代替。如1984年，我国现金发行计划为80亿元，1985年为150亿元，1986年为180亿元等。

一般说来，制订这个定额指标的依据是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因而它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从我国30多年的实践来看，执行结果并不很理想，计划指标是很少能被严格控制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