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稳定金融业方面的努力

美国在稳定金融业方面的努力

特蕾莎·库兰　旧金山联储副总裁

需要声明一点，我在这里讲的内容都不代表美联储，我是代表我自己的看法。

这是我今天演讲的内容幻灯片，我不会讲危机的根源，因为大家讲很多了。像全球变暖一样，在过去两年当中，我感觉到的确是变暖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危机的根源，但是已经感觉到深切的影响，给每个人都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影响，就是因为监管不力带来的后果。我们美国是在稳定金融业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我在这里简单概括一下。

特蕾莎·库兰

在我演讲当中有几个不同的领域，第一个叫做联储的行动，这是其中一个稳定金融市场的做法。下一个包括货币政策，效应非常快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继续往下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问答的时候做详细讨论。另外一个美联储的反应就是，用我们最后借款人的功能，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这个图给大家看了我们迄今为止已经采取的一些融资的工具，这个白色的是我们一直做的，就是传统的再贴现敞开做的事情，右边是联储引入的新借贷工具和方式。比如说，定期资金招标工具，这给银行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第三，稳定市场，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大概有十几种工具，非常具有创新性的，是美联储创新出来，致力于解决一些主要的金融市场的问题。2008年解决信用市场的冻结问题，比方说TALF，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美国占到借贷的40％，包括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等，这些市场之前都已经完全冻结了，很难拿到贷款，很难取得经济的恢复。我们美联储创立了定期资产的抵押贷款工具，这里还有很多细节的内容。

我借今天的主题谈一下监管的问题。这个图表明联储采取的监管政策已经取得了成果，一年以前利率是3.4％，昨天是0.75％。其实，从这个表格上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接下来我将会来谈一谈其他稳定金融市场的政策。

除了美联储的政策之外，美国的财政部也是十分活跃。在574个银行引入了优先股的做法，也对稳定市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能大家也知道，就在上周我们公布了压力测试的结果，这是美联储主持的一个测试。这个测试是我们最大的15家银行进行的测试，资产达到几千亿美元，占整个美国银行资产的2/3，这是一种前瞻性的压力测试。这就是说，设想一下最高的情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些压力测试并不是说，要预测未来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的压力，而是去看一下，我们没有预测到的一些糟糕的情形，但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我们做一个设想，对银行做的测试，如果发生这个情况，可能做一个很好的准备。这个测试的最终指数在上一个幻灯片当中给大家列出来了，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个测试明确一个目标，估计一下银行的资产可能会带来的亏损，并且要估计一下资本金的缓冲，还有差不多50％的银行需要增加他们的资本金率，有50％的银行需要增资，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在11月份之前完成增资目标。他们可以通过直接融资，以及通过出售资产，对资本的结构进行重新安排等。如果他们在11月之前不能做到充分增资的话，财政部可能会根据它的资本援助项目给这些项目提供增资的资金。但是这里有一个底线，必须要市场觉得没有问题，就是说，要让市场觉得美国大的银行是可以的，不管有什么更糟的情况，都可以继续提供信贷。

这张图，我就不讲了，我直接讲监管。我说过现在其实面临很多的问题，要解决现在的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就是，来改变我们监管体系，未来预防这样的问题。联储也好、财政部也好，一直在研究我们要在这场危机当中吸取的教训。

我们首先是关注加强金融稳定性。很多人建议，要建立一个控制系统性风险，保持宏观谨慎的一个机构。我们知道，我们往往会只关注一、两家银行的情况，但是如果忽视一个宏观的情况，就会有致命的危险。现在在美国，并没有一个把所有机构包括非银行合并在一起的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机构。我们要意识到系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所有的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关注，是不是一个部门出现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个部门。

我们讲了很多的宏观的系统风险，我们在美国也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待会在问答的时候也可以探讨。比如说，作为宏观审慎的监督机构要做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权力、权限，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的问题。之前有的话，是不是这场危机就可以避免了，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了宏观审慎之后我们还在看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微观的审慎，我们如何加强风险管理，在资本流动性等方面加强管理。在美国，我们的监管机构可以说是非常分散的，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这样一种分散导致监管效率低下。所以，我们在美国必须要在监管上进行改革。最后，我觉得监管上的改革应该是国际化的，希望能够积极地和其他国家一起，比如说在G20会议上，或者巴塞尔协议框架上面，进行进一步合作。谢谢大家！

张春提问：

下面我先提几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是给刘丰董事长的，你是做再保险的，现在中国的保险界里面金融创新的机会究竟在哪些方面？在监管上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限制？

刘丰回答：

谢谢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保险业自从2000年以来，每年平均都在以3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保险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应该说保险业的快速发展，都是伴随着保险业的改革和创新来进行的。有几次大的改革和创新，可以值得回顾和在今后的保险业发展中进行推广。

一个是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以后，这带来了机构发展和创新，打破了人保独家经营的垄断局面。2002年入世以后，保险业首先在金融三大行业中进行改革开放，应该说，这期间加快了保险市场主体的发展。我回顾一下，在没有入世以前，保险业中资和外资以及合资机构在中国仅有20余家，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40余家。这是管理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经营主体的大发展。

第二个较大的改革创新，就是代理人制度的确立。营销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带来了寿险业的大发展。

第三个大的创新，我感到就是投资渠道的拓展和创新，带来了我们保险业在更大范围内的产品的创新。大量的投资产品，随着投资渠道的逐步拓展，使更多新的、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投入到市场上。在这期间，再保险也在支持保险业的创新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服务和支持。

作为再保险，我们中再集团现在正在关注欧洲最近保险市场上利用资本市场推出的一些债券保险、期货指数的保险产品，是借助于再保险庞大的产品库和数据库取得再保险的支持以后，再保险直接参与进来，帮助他们开发设计一些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并且在技术上、服务上给予支持，推动了产品风险管理方面的创新，特别是在巨灾风险产品的推出方面。我们现在正在关注和研究，如何来利用资本市场，通过债券和期货指数这些金融工具，在中国的保险市场推出一些巨灾的保险产品。当然，保险业在创新的方面，还涉及很多的领域。

张春提问：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给李伏安主任的，外面有一个说法，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十年前开始从原来分业经营的金融体系变成混业经营或者综合经营，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从银监会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不是要走综合经营的道路，如果要走的话，应该怎么走？

李伏安回答：

实际上，美国也没有严格地说叫做混业经营，但显然银行向资本市场渗透，资本市场的一些机构向银行渗透，资本市场的风险和产品向银行转移，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所以，中国不管是叫综合经营还是叫做混业经营，我觉得控制几个市场的风险跟我前面讲的系统性风险也是一致的。

金融市场过度地扩张，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美国之所以十年前进行这种调整，也与他之前过度地限制有关。现在事实上为什么考虑把保险、银行和证券都弄到一块做，老百姓是同时在这几方面都有需求。显然中国如果在一个街道上开一家银行，边上开一家证券公司，隔壁再开一家保险公司，就这么开下去，中国的街道开这些店都不够，所以一些效益的整合、网点的整合、服务的整合，老百姓进一个门得到三种服务是有必要性的，所以中国要搞所谓综合经营的试点。不在于这三个业务可不可以做，完全看里面的风险可不可以控制。

张春提问：

我问一下特蕾莎·库兰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混业经营是不是造成了现在美国的危机的一个原因？

特蕾莎·库兰回答：

我觉得我飞过来不是给中国人民上课的，我也不觉得美国做的事都是对的，我也不知道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不是混业经营。其实说到这场危机，真的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大的机构，他们做非常多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去监管他们。而且还有政策上的问题，关于监管者，他们的责任根本就没有很好地界定，即使界定也没有很好地执行。另外，我觉得在公司本身的管理上，也有很大的问题，风险也监管得不够。另外就是透明度和披露的问题。

我觉得这很难说混业经营是不是一个危机产生的原因，因为有些国家也做混业经营，他们做得很不错。比如说加拿大，他们就是混业经营的模式，他们有一个监管机构，从结构上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监管更加综合，而且他们监管的规则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房贷，他们在贷款占房屋价值比例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而且他们要求所有的证券化的产品都必须是表上产品，而不能做成表外产品，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加拿大人从文化上说，比我们更善于管理风险。当然有的时候，一些加拿大的银行也出现了问题。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的风险管理要比我们好很多。

在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说混业经营是不是更有风险之前，我觉得我们要来看一下，这种种的因素是如何作用在一起导致这场危机的。我想中国其实是有很好的机会来学习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失败，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建立一个更好的银行体系、更好的金融体系。

张春提问：

谢谢！两位银行的监管人员都说综合经营本身不是问题，主要还是在综合经营模式下面，具体怎么监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国家，用了综合经营很多年了。我想问一下殷剑峰，你是不是同意这个观点，如果同意的话，你看一看具体监管，如果要搞综合经营的话，或者从我们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下一步监管体系应该怎么样走？

殷剑峰回答：

全能银行肯定不是危机的直接原因。危机的原因很显然是随着全能银行的发展，监管体系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具体措施没有跟上。功能监管的前提是你有那个功能，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显然功能监管——针对全能银行的监管显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功能监管的前提是你有那个功能，对中国来说是发展这个功能，有了功能之后再功能监管。谢谢！

张春提问：

最后这个问题是给宣昌能的，你刚刚提到我们信用评级，你看中国这方面，因为你刚刚在讲教训，你觉得中国信用评级的领域，究竟应该怎样做？

宣昌能回答：

关于信用评级，现在有很多呼声，我觉得对中国同样适用。刚才讲到的，在金融行业存在着很普遍的叫做外包现象。信用评级过度依赖外部评级，这就是把金融机构尤其是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本来应该自己做的事情外包给其他机构，金融机构也外包了。像刚才讲的，1975年美国证监会就开始给这三家机构一个NISO的头衔，所有的发债主体向资本市场发债，必须要取得这三家当中两家的评级才可以发出去，否则就没有人买。这些投资者因为监管要求，必须要买经NISO评过级的债券才可以过关，否则是不行的。

这么几十年下来，全球金融系统对外部评级已经“上瘾”，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这三家评级机构在结构性产品里面存在很大的问题，一个是双重利益冲突，首先评级机构要收费，另外，它是结构性产品，给发行人提供结构设计者服务，也要收费，双重的收费使它的独立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它的评级是存在基本缺陷的，比如套用公司债的评级模型，而且这些基本假设也是过于乐观了。

现在讲到中国，对这些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我觉得监管机构应该自己能开发独立的评级能力，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金融市场最担心的就是千人一面，大家都用同样的评级模型，最后就出现了判断都是同质的，大家都是一致看好，泡沫就会越吹越大，大家不看好就一路走低，容易形成两个极端，形成波动幅度非常大的周期性震荡。

尤其对于有系统重要性的大机构，有这样的资源，有这样的规模，有这样人才的储备去做内部的评级，作为外部评级的一个补充，应当要加强这个功能。我前几天跟平安保险的人交流，他们在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包括中期债券、票据，外部评级给的评级都很高，但内部给得很低，对风险的判断就有一个独立的判断，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而且是监管机构应该鼓励的。

回到全球的金融体系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来说，还没有看到很好的改变办法，过度依赖如果不改变，将来还会出现问题。有人提出，是不是将来把1975年美国要求的所有固定投资收入领域里面关于认可评级机构的要求取消，但是这个可能是不是过于极端呢？因为已经积重难返，经过了几十年的体系，一下子把这个要求全部拿掉，是不是会存在非常大的反弹。而且我觉得很多金融机构也不愿意这样，更不要说三大评级机构。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办法，但是，我觉得对主要经济体的监管者——中央银行，包括金融机构这都是需要思索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的。

听众提问：

我觉得李主任提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理解是不是在中国细化为两个问题，可能在美国也类似。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上市公司既发债又发股票，第二个层面才是你讲的纯粹的系统性风险。实际上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觉得在中国有多大的可能性，有没有必要这么做？第二个，如果去做，在这个之上看宏观金融层面的系统性风险，你觉得在目前的架构下，谁来担当更合适，比如说是央行还是银监会还是谁？第二个问题问宣所长，我们看CDO、CDS这些衍生产品，在中国未来几年中需不需要做，如果要做的话，我们怎么做会好一点。

李伏安回答：

我们的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监管都很年轻，到现在为止，实行的是专业分工的监管和专业分工的经营，它的专业化程度不够，管理信息化程度不够，每个领域的监管模式怎么样做得更好，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简单地说在这三个不同的行业用一个标准、一个模式去做，可能太早，我不太主张说大监管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系统性风险评估的问题，不能说既然是专业分工的模式还应该继续，系统性风险就等到市场成熟的时候再做，我觉得就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必要搞一个系统性风险评估的研究机构或者是一个专门的风险评估机构来做这个事情，应该是哪些，到了什么程度，怎么去控制，要控制的话要分散在各个行业去执行，基本的逻辑顺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导向应该是什么样的，是由国家统一来承担，还是由机构明确责任去承担风险。对于不能够很好控制风险的机构，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制约风险，防止高度杠杆，防止机构在几个市场同时做。但是，单独从一个监管部门去看这个机构、去制定这个机制是无效的，必须要有系统人的看管和系统人的预警和提示，再由不同的监管人士执行。

具体在什么层面上，其实无所谓。这个机构更多是强调专业性而不是强调权威层次。如果把这些意见提得很清楚，政策建议很可行，比如说风险定价，一个企业跟地方政府绑在一块，地方发债是一个价钱，政府发债是一个价钱，自己发债是一个价钱，上市是一个价钱，取得中期融资票据又是一个价钱，理论上从风险上都可以算出来，哪个风险承担更大，定价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混乱的，在这方面没有统一的政策，市场永远没有规范的东西。

宣昌能回答：

你问的问题很好。证券化的金融创新，无论从创新的角度还是从金融产品丰富金融市场的产品品种的角度，都是非常好的，关键是怎么控制风险。刚才我讲的没有展开，美国式的证券化把所有的风险都剥离到表外，与把所有风险留在表内，这两者是两个极端。所有的风险都转移到表外，有一个好处资本利用的效率非常高，所以同样的资本金可以做很多的资产，信用可以翻很多番，问题就是风险承担和收益是不匹配的。这样就造成了对单个机构微观来说有利，对整个系统不是这样的，最后风险还没有转出金融系统。但对单个机构来讲，是一种免费的午餐，所以会把规模越做越大，这样就会出现风险。对于欧洲式的，是谨慎有余、效率不足，它的资本金，只是作为流动性的工具来做，可以解决流动性、解决资产的匹配问题，但是在资本的利用效率上没有得到提高。因为它仍然要配置资本金，而且规模就不会很大。

从长远来看，当我们过了金融危机以后，证券化产品市场仍然会恢复，但恢复可能会在这两者之间折中。刚才讲了，可能需要基础资产从表内留出一部分，留5％到10％就够了。像花旗做了这么多ABS、MBS，它赚的收益大概也就是40到250个基点，如果每一笔资产都有5％留在表内，就可以提高进行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的积极性，就不会把贷款发放给“三无人”。

我觉得从长远来说，这个市场仍然是需要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教训，不断改革这个产品。在保险市场，里面有很多可以得到借鉴的经验，比如说次贷是有“记免赔”的，比如说开车撞车50％是自己支付的，这样就可以防范你买了保险就非常不小心地开车，反正刮蹭、撞车都由保险公司来偿付。

听众提问：

我知道2010年有很多公路、铁路建设的大量投入，如果从监管的角度看，监管过度基础设施建设会受到影响，这些项目对中国未来的积极发展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把发展重点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因为那边地方是占了大头，不这样做的话，对中国有害。那么，怎么保证他们做好监管工作呢？

李伏安回答：

美国大萧条之后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国受到世界危机的影响，但还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危机对美国的影响那么大。因此中国做的西部投资项目有三分之一是应对危机，三分之二是我们自己发展的需要。我到中西部看过，哪怕从联合国、从世界银行的角度来看，政府做的投资都是有必要的。问题是，利用商业银行的信贷杠杆或者是债务杠杆，未来还有对投资者可持续的偿还和现金流压力的问题。你提的问题很好，不知道谁来做这种系统性的风险评估。如果这个地区的财政可能在未来五年、十年都做不到的，我们可能要评估一下，对今后的金融系统健康稳定运行有什么影响，如果市场再有变化的话，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相信这是我提出来的问题，也是你很关心的，对此我们需要有人来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