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挑战，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节　迎接挑战，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几乎年年保持在很高水平上，人均产出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从世界上过去的低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而且开始成列入上中等收入国。经济增长的业绩令人惊叹，同时也提出了未来中国是否和怎样能保持平稳经济增长、进一步实现经济结构良性转变和全面现代化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高速经济增长通常都伴随着社会转型。世界上每个民族都难以做到顺利转型、无痛苦转型或者一蹴而就的转型。转型过程充满风险和荆棘。

曾经有许多学者对经济社会转型进行过系统探讨。一种基于长远历史观察的见解是，从较早发展起来的民族的经验来看，存在几个依次递进的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一个类似的简单划分法是，各个社会大体上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传统社会、经济起飞、走向自我持续增长。

从近代中国的经历来看，可以说出现了多次曲折。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清朝中国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开始引进国外工业技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但是，这场工业化运动没有取得理想效果。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还加剧了。清王朝在20世纪初退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在欧美大多数经济体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之际，中国经济获得了一次快速增长机遇，工业化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经济景气仅仅持续了短短几年，内外矛盾的加剧让这场“起飞”也夭折了。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在新的背景下开展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努力并取得了许多突出成就。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场工业化运动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并带着强烈的经济国有化的色彩。工业生产能力，尤其是数量能力虽然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国民经济的效率和活力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一些时候停步不前，甚至还有倒退。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转机。现在，可以说，中国经济正处于从“起飞”到“持续增长”的重要转变阶段。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结构合理性和平衡性、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成为经济转型的基本问题。

在国际上，不少国家也曾出现过与近代以来中国类似的情况。有的国家，虽然一直有着比较好的外部国际条件和内部资源条件，但在经济起飞以后却未能实现向持续增长阶段的有效转变。为学界所熟悉的一个案例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和相对停滞的经历。

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19世纪上半期摆脱了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政治独立。19世纪下半期，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普及及扩张，带来了对农业和矿业原料的巨大需求，拉丁美洲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的巨大机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收入水平以接近于当时世界上先进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进程总体上减慢了速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余年时间中，拉丁美洲经济增长速度有所起色，但从70年代初以后又出现新的减速和滞胀。

学者们若干年前就指出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拉丁美洲化”问题。刘鹤（2006）全面概括了“拉丁美洲化”的种种表现，从长远角度指出了吸取其经验教训对推进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借鉴意义。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使用“中等收入陷阱”来表示以前的“拉丁美洲化”所蕴涵的问题。的确，“拉丁美洲化”事实上不局限在拉丁美洲，世界上还有许多拉丁美洲以外的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类似拉丁美洲国家的曲折转型问题。东亚、西亚、东欧等等地区都出现过。

世界银行从1978年开始发布年度性的《世界发展报告》，并在每期报告中按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划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在人均国民收入世界排名中过去长期位于低收入组。2001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和汇率法达到1000美元，开始进入“中等收入组”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4000美元，开始进入“上中等收入组”行列。这样，中国的发展经历就与世界上其他许多早于中国进入到中等收入组或上中等收入组的国家具有更多可比性或相互借鉴性了。

世界银行2007年发表的年度报告正式认可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并指出，一国在较早发展阶段所采用的许多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便会遇到失效或变形的问题；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应当伴随着经济政策和战略方针的相应调整。世界银行（2010，第27页）指出：“几十年来，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作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历史经验似乎说明，很多经济体可以很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却很少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有学者统计，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其经济增长可以出现超过几十年的停滞状态（郑秉文，2011）。

为什么许多国家会长时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许多学者从多个方面展开了考察分析，联系各种国内外因素。刘鹤（2011）指出，拉美国家的主要教训是：第一，采取进口替代和大企业垄断模式，脱离全球技术变化主流，缺乏技术创新力，不重视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利益。第二，为缓解两极分化，执政党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分配政策，提出高福利承诺，但是难以实现，因而采取超量印发货币和高额借举外债的做法，最终导致高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第三，政治上的无能致使两极分化现象长期化，最终使经济根本无法迈上正常发展轨道。同时，教育机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公私教育质量差距扩大，使得贫穷现象成为某种历史惯性。

江时学（2011）认为，以下八个因素将对拉美经济的发展前景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能否提高国际竞争力、能否扩大投资、能否改善基础设施、能否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调整产业结构、能否加快农业发展、能否维系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世界经济能否保持快速增长。马岩（2009）认为，拉美经济体发展模式受制于平面六要素结构：即在继续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没有带动产业升级、转换资本账户开放过快带来巨大挑战以及技术创新、人力资本跟进滞后三项因素构成了底层的基础型支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后果以及城市化进程出现问题两个要素构成了中层的过渡性支架；政府资源配置职能角色远未实现，则位于框架的最顶层，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三层因素形成自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的限制因素。蔡昉（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均衡状态：在某些导致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些或这个因素某种程度上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会将其作用抵消，从而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有水平上。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在于，贫困国家如何通过资本积累摆脱“贫困陷阱”，所以，大多数文献都把一个临界水平的积累率作为经济起飞的前提。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显然是一个取决于政策努力和社会努力的问题。如果能够按照正确的指导思想实行政策调整，针对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扬弃过去曾经有效但未来未必有效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有效推动改革开放，促使国内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朝着平衡协调的方向转变，那么，国内外资源便会得到积极利用，国内外矛盾便不会走向激化，经济增长的自我持续能力就会得到提高。

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际，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但却仍然面临跨入高收入之列的“高墙”，即中国距离达到高收入行列的门槛水平尚远，而且跨过这个门槛所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制度条件还不够成熟。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该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刘世锦，2011）。

也可以从更加宽阔的角度来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例如从社会成员的愿望和偏好转变的角度来分析。在人均收入较低时，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是温饱。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社会成员的愿望和偏好便会出现显著变化。社会成员不仅更加注重个体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而且会对公平、秩序和价值形成新的期待和要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环境由此也发生了变化。如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对公平、秩序和价值的新期待和要求，那么，政策的效果不仅会降低，而且还可能带来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导致已有的经济增长活力萎缩。

中国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一，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加快服务业发展，提升制造业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雁阵模型（即产业国际转移模式，像飞雁一样排成队列依次前行），一些学者认为当年日本的产业转移，由亚洲四小龙承接，亚洲四小龙后由东盟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承接，中国现在如果进行产业升级，就会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驱赶到其他经济增长水平较低的国家。蔡昉（2011）认为，雁阵模式完全可以在中国各地区之间得到延续。即在东部地区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时，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低廉的土地成本，可以相应承接从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市场机制不能自动保证收入分配的合理有序，政府的再分配是使收入分配格局向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的有效手段。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机制来调节收入分配格局。

第三，重视发展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即提高教育机会公平性，改善教育质量，提高劳动力对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适应能力。

中国的地区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非农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而这一集聚又归因于生产要素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体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城镇转移、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东部沿海地区（范剑勇，2004）。林理升、王晔倩（2006）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的作用机制，即运输成本差异形成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选址优势，而这一优势和目前的高劳动力流动成本一起，形成了沿海高成本压力而内地收入低下的新空间“二元”结构。他们认为，经济集中的趋势是内生的，应采用促进性政策平衡区域经济发展而不是限制性政策。

李实等（2005）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的财产分布差距出现了快速而且明显扩大的趋势，在两次调查之间，全国的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上升了38%，这一扩大的趋势主要来自于城乡之间差距的急剧拉大。其中，城镇公有住房的私有化过程既造成了此间城镇财产差距的缩小，同时又扩大了城乡之间乃至全国财产的收入差距；而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土地价值在农村居民财产总值中相对份额降低，造成其原本具有的缩小全国财产差距的作用减弱。此外，居民的金融资产对总财产分布不平等的推动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李实等（2007）充分考虑城乡之间的生活费用的差异和各类隐性补贴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进行估计。城镇居民在享用社会保障、公有住房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估计表明，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各类隐性补贴远远高于农村居民。这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尽管对地区价格差异的调整引起了城乡差距的缩小，但经过价格指数调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非常高。包括隐性补贴也将导致全国收入不均等性估计结果进一步上升。林光彬（2004）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仅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问题，更主要的是国家资源、社会机会、基本权利和国民的生产与发展空间的社会安排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性措施在于实现等级法权地位平等化、收入分配格局平衡化、农村资源充分流动化与市场一体化。林毅夫、刘培林（2003）认为，当前中国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为了实现赶超战略目标，政府就要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各种各样的扶持措施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制约了这些省区市的资本积累速度，也制约了这些省区市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中西部省区市摆脱赶超战略影响的过程要长，因而其经济增长绩效相对就差。

最重要的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形成机制和指导原则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日益扩大的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社会成员的最普遍愿望和期待。政策决策与政策环境之间应当有新的良性互动机制。

总的看，中国经济在经过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后，经济总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都跃上了新的台阶。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期待与接受也开始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中国经济内部业已存在的若干结构性矛盾也开始日渐突出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平衡性成为未来时期最重要的挑战和任务。成功应对这样的挑战，中国就有可能避免陷入历史上许多国家曾遭遇过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在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领域，以及对外经济和金融关系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