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期我国仍然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世界银行2006年在其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无法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现象，普遍表现为经济的持续减速或保持缓慢增长。从历史数据看，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将近50年的时间跨度里，都无法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因此中等收入国家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几率是很大的（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

对于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以下几个：一是成本价格上升。拉美、东南亚等地区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要素的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同时国内产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转移，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步消失，从而出现停滞。二是发展战略调整滞后。部分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或过度依赖出口导向战略，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方式，继续依靠高投资与高能耗，大举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因而逐渐受到外部环境和国内资源约束，经济发展束手无策。三是收入分配不均。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腐败多发，甚至出现就业困难、社会动荡。四是技术发展与制度创新缓慢。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较少，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同时在体制机制上缺乏有效的改革创新，使得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各类桎梏日益严重。

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本身就是有争议的。

有观点认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是一定会出现增速下滑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达到顶峰后，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服务业的增长，而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更加困难；更大的资本存量意味着更多的折旧，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去弥补这部分折旧；经济接近技术前沿，必须从技术引进转向本土技术创新（巴里·艾肯格林，2011）。类似的，有专家认为经济飞速增长后将出现“均值回归”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不少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飞速发展阶段后，马上跌回了世界平均发展水平”（劳伦期·萨默斯，2014）。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国家掉入陷阱的概率在不同收入组中是比较低的，“中等收入陷阱”比“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都要小，只有40%。也就是说，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超过美国的概率更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率超过美国的概率更高一些（姚枝仲，2014）。从中国的经济增长出发，即使根据现在比较悲观的预测，如果中国保持5%左右的增长速度，在2020年后不久肯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没有必要担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增长陷阱，其本质是一国经过一段经济高速发展后，已有增长动力出现乏力、后续动力不足，而经济下行导致高速增长积累的经济风险与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导致经济高速增长停滞和社会问题频出。因此，本文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指世界银行最初意义上的概念，即中等收入国家要进入高收入国家存在诸多困难，而是指后发国家在高速发展后可能落入的“增长陷阱”。

本部分将以世行公布的人均收入及不同收入阶段分类标准，将主要国家分为“处于中收入或高收入阶段”以及“处于低收入阶段”两类，随后对第一类国家进一步分为“未跨过中等收入阶段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国家”两类。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两类国家的原因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