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结构性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十三五”是我国跨越中等收人陷阱的重要历史节点。能否跨越中等收人陷阱，为我国进人高收人国家行列奠定决定性意义的体制基础，是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这就需要着眼于经济转型升级，谋划结构性改革。

（一）结构性改革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近年来，中等收人陷阱问题引发了各方面的讨论。应当清醒地看到，随着我国进人工业化后期，“十三五”，我国转型发展的特点十分突出。如果转型发展不顺利，客观上将存在落人中等收人陷阱的风险。为此，需要把跨越中等收人陷阱作为布局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考量。

1．我国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历史时段

一个国家是否能顺利实现由中上收人阶段向高收人阶段的过渡，取决于能否适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趋势，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的10年左右，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人陷阱最关键的时期。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达到4382美元，真正进人了国际公认的“中等收人”发展阶段。从世界经济史看，在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之后，凡是能够适应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国家，都能够较快跨越11000美元的高收人国家标准。这一过程，英国用了13年（1974—1987年），美国用了14年（1965—1979年），新加坡用了11年（1979—1990年），韩国仅用了7年（1988—1995年）。^[1]反之，经济转型升级没有实质性突破的国家，在经济转型最关键的5～10年内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提升自己，如多数拉美国家，就会陷人中等收人陷阱。这些国家要再进人高收人国家行列，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环境都再难有更好的历史机遇。

2．我国客观上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1）产业结构低端锁定的风险。我国主要靠低端产业使人均收人达到中等水平。多数低端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体制环境尚未形成。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其他新兴经济体成本优势凸现，即使低端产业也难以维持原有规模。在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人力成本迅速上升的今天，我国制造企业正陷人前所未有的困境。以人力成本为例，《2015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79%的企业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使得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困难进一步加大。^[2]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我国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为15%，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第二产业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2014年的7.3%，2015年前三季度又进一步下滑到6.0%。

（2）收人分配差距仍处于历史高位。近年来，收人分配差距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16，到2000年上升到0.44，到2008年达到0.491。这两年尽管收人分配差距有所缓解，但基尼系数仍然处于比较高的高位，2014年达到0.469（见表8-1）。

尽管我国城乡之间收人分配差距在缩小，但城乡内部的收人分配差距却在持续扩大。城市内部最高20%收人与最低20%收人的差距从2000年的3.61倍扩大到2014年的5.49倍；农村这一指标从2000年的6.47倍扩大到2014年的10.84倍（见表8-2）。

表8-1　2003—2014年基尼系数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

表8-2　2000—2014年中国城乡内部收入差距

续　表

注：内部收人差距指人均收人最高20%与最低20%的倍数。
数据来源：2000—20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15》；2013—2014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

（3）“未富先老”的矛盾显现。当前，我国已进人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未富先老”的矛盾凸显。据统计，201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6.1%，人均GDP约为7924美元；丹麦2012年老龄化达到14.9%，人均GDP已经达到5.6万美元；韩国2011年时老龄化为15.98%，但人均GDP已经达到2.4万美元。根据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数据，与其他人均收人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我国老年人口比例高于平均水平。

（4）人口城镇化水平与高收人国家有较大差距。发达国家人口城镇化率一般都在80%以上，而我国2015年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如果城乡二元制度不打破，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不到50%，我国就很难进人高收人国家行列。

（5）低福利陷阱的矛盾突出。以社会保障为例，我国与高收人国家相比，社保支出占比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远远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见表8-3）。过低的福利水平，使得我国与同等人均收人的国家相比，消费率偏低，广大社会成员的实际生活水平及福利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表8-3　社保支出占比的国际比较

续　表

数据来源：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整理。

3．以转型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工业化后期转型发展的特点突出。工业化后期与经济起飞阶段有很大的不同，发展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总量扩张过程，而是通过多维度的结构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无论从产业结构、城镇化结构，还是从消费结构、外贸结构来看，都带有转型发展的鲜明特征，把握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

（2）总量扩张模式难以为继。以工业为主导、以生产型制造和规模扩张为突出特点的产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从国际经验看，产业转型升级是工业化后期的重要特征。我国进人工业化后期，无论在传统重化工业领域，还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定位还普遍以加工、装备为主；商业竞争模式主要是依靠低成本的价格竞争为主；研发、设计、金融等环节的盈利能力明显不足，缺乏服务理念的商业模式创新；工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缺乏全球知名品牌等矛盾十分突出；低成本优势逐步失去。尤其是近年来工业产能全面过剩、企业盈利水平普遍下滑，这些问题都说明了以简单加工制造和规模扩张为主要特点的生产型制造已经难以为继。

（3）规模城镇化难以为继。工业化后期，城镇化本应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但近年来，一方面2.7亿农民工在城镇难以落户，另一方面房地产库存大量积压，成为城镇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这说明，传统以“铺摊子”“造新城”为突出特点、“见物而不见人”的规模城镇化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4）投资主导模式难以为继。工业化后期，消费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本应当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现实情况是，2014—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51.6%增加到66.4%，但经济增速仍在下滑。主要问题是在传统的投资主导模式下，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不匹配，不仅使得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难以充分释放，还导致了无效投资、低效率投资。产能过剩问题、房地产高库存问题、地方债务问题，都与投资主导模式直接相关。也就是说，要从投资转型方面找原因，而不能把经济下行的原因归到消费上。事实上，没有消费的贡献，经济下行压力肯定比今天要大得多。

（5）以工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模式难以为继。服务贸易的快速兴起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新趋势，但我国的对外开放仍以制造业为主，服务贸易发展严重不足。这种格局不改变，不仅使得我国难以利用对外开放发展现代服务业，还使得我国难以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中获得制度性话语权。

4．在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上形成共识

（1）经济转型升级需要达成共识。当前，各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缺乏信心，悲观的预测多，乐观的预测少。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经济转型升级上缺乏应有的共识，就短期问题解决短期问题，就治标而治标，缺乏标本兼治的政策手段。只有在经济转型大趋势上尽快形成共识，并采取得力的举措，才能真正找到标本兼治的化解矛盾之路。

（2）在服务业主导的产业变革上达成共识。当前，一些专家认为，工业是我国的强项，走向服务业主导将使我国失去发展的优势，工业比服务业更重要。事实上，发展服务业不是不要工业，相反，是发展更有质量、更有效率的工业。适应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发展以设计、研发为龙头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型升级，才能真正提高整个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使我国取得更高的工业附加值，才能使我国逐步迈向高收人国家。相反，抱残守缺，维持传统简单加工制造就难以实现工业转型升级。

（3）在由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向居住证制度转型方面形成共识。尽管城镇化是我国工业化后期增强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领域，其蕴含的内需潜力为多方面所认同，但城镇化仍受到质疑。主要问题在于，现实中城镇化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而变成了“造城运动”，成为房地产高库存和债务风险的主要因素。在这个背景下，释放城镇化红利，关键在于实现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由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向居住证制度转型，走出一条人的城镇化的新路子。这是解决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的根本出路，是解决城镇劳动力短缺与人口红利递减、房地产去库存等现实问题的重要手段。为此，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将释放新的改革红利，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4）在消费主导的结构变革上形成共识。尽管人们在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上有共识，但对消费能否拉动经济增长仍有不少质疑。如有人认为，消费是纯财富消耗，不创造价值，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投资。现实情况是，脱离消费的投资往往导致产能过剩，导致有供给无需求。事实上，13亿多人的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张，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的优势，可以容纳国内任何形式的产业创新，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和产业转型的一张“王牌”。由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使投资适应消费结构变革的大趋势，真正使消费结构升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同时，只有改变了重生产、轻消费的传统发展模式，才能使经济增长体现国民福祉，才能走出一条共享发展之路。

（5）在发展服务贸易上形成共识。当前，在加快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发展服务贸易方面，不少人心存疑虑，主要的担忧是服务业不是我国的强项，服务贸易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冲击。事实上，过去加人WTO的时候，有人有同样的担忧。但实践表明，参与国际竞争不仅不会削弱我国的工业，反而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很难想象，我国能够在封闭、垄断的条件下走向服务业强国。我国服务业发展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上都需要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经验。

5．我国转型发展的“最后窗口期”

（1）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在2020。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今天看来，经济发展方式仍未转变到位。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都与调结构、转方式滞后直接相关。未来五年，如果调结构、转方式仍未到位，不仅难以解决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还会给中长期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困难。

（2）决胜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人陷阱的关节点在2020。没有经济转型升级，国民收人水平很难得到实质性提高。服务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共同的规律性，没有竞争就没有提高，就难以形成高质量、低价格的有效供给。能否通过转型发展走出一条共享发展的新路子，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取决于2020年经济转型升级能否取得决定性成果。

（3）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窗口期在2020。当前，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闯关的历史关口，对结构性改革的需求全面加大。但从现实看，结构性改革的过程并不理想。“十三五”以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对未来10年、20年我国经济的公平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二）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

与过去38年相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代的改革有很大不同，当前改革的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天的改革很难就单项的改革而论改革，而是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把握结构性改革的历史性特点，需要客观认识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阶段性特征。

1．增长、转型、改革的问题交织融合在一起

（1）增长的问题同时也是转型问题。以钢铁工业产能过剩为例，未来并不是不需要钢铁了，而是需要高技术含量的钢材。如果钢铁企业自身不转型就难以持续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仅仅去产能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并不能解决本质问题。如果说“十二五”时期还能够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那么从当前的情况看，再采用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已难以奏效。

（2）转型问题依赖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滞后的问题多年来未解决，主要在于相关的改革严重滞后。以服务业发展为例，没有体制的创新，服务业很难自动发展起来。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有强大的体制惯性支撑，没有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很难破题。

（3）增长、转型、改革“三位一体”。当前的现实情况是，不能就增长而论增长，也不能脱离改革谈转型，增长、转型、改革三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这就需要把握增长、转型、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增强对结构性改革的认识。

2．增长取决于转型

（1）增长不是没有空间，增长的潜力仍很大。我国仍是一个成长中的经济体，从产业、城镇化、消费等方面来看，都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这构成了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支撑因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中长期向好的重要因素。

（2）增长高度依赖于转型。例如，产能过剩带来工业增速下降，但是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缺乏发展空间，制造业增长的出路在于推进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型。从整个经济增长来看，在工业去产能的同时，服务业发展的潜力远未释放出来，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需要尽快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

3．增长、转型取决于改革

增长、转型主要取决于能不能把握改革的主动权：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取决于能否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战略重点；由规模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取决于能否把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作为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重点，并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相关配套改革；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主要取决于能否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把投资权归还给企业，在这个前提下形成多元投资主体；以全面实施自由贸易战略为重心的开放转型，取决于能否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把加快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摆在突出位置。

（三）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为转型发展提供有利的体制环境

关于结构性改革国内专家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国际上不同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各异，各有特点。从我国的现实看，转型发展面临结构性的体制矛盾，是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特定背景。以转型发展的问题为导向，破解结构性的体制矛盾，形成有利于转型发展的体制环境，是我国现阶段结构性改革的特定内涵。

1．转型发展受制于结构性的体制矛盾

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推进结构性改革，形成合理的体制结构，是一个国家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往往会形成特定的体制结构，这种体制结构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要求相适应。而当发展进人了新阶段后，旧有的体制结构出现明显的不适应，不仅难以确保经济增长，还会带来种种新矛盾，甚至是危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政策调整往往难以解决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于是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在不同的国家往往有不同的含义，但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旧有的体制结构不适应发展新形势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而不是单纯某项政策调整就能够解决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一整套体制结构适应了工业化初期做大经济总量的要求，但与工业化后期经济结构调整不适应：一是工业市场开放取得长足进展，服务业市场开放严重滞后；二是助长规模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相适应的体制结构远未形成；三是现有的体制结构带有重投资、抑制消费的突出特点；四是对外开放相关体制安排带有重货物贸易、轻服务贸易的突出特点。

2．转型发展重大问题不是某项单一的改革所能够解决的

要“从基础性改革转向结构性改革”，早在2001年就曾被提出，当时我国在市场机制的建立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方面有重大进展，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也越来越突出：（1）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比较严重，实际表现在政府、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的结构矛盾；（2）某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与市场化改革进程有明显矛盾；（3）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矛盾和问题越发突出，并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严重影响；（4）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化改革进程。改革能不能推进，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关键在于能否清楚地判断并全面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

今天，结构性改革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我国面临转型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不是某项单一的体制改革所能够解决的，这就需要结构性的体制变革。以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为例，不仅需要开放服务业市场，还需要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监管体制等。以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为例，不仅需要改革投资体制，还需要调整收人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以人口城镇化为例，需要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

3．结构性改革是以转型发展的问题为导向、多项体制改革相配套的综合性改革

总的判断是：当前，我国转型发展的态势初步形成，但转型发展的体制环境远未形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创造转型发展的体制环境。不能简单地把结构性改革理解为供求关系改革，更不能把结构性改革与结构调整画等号。结构性改革应急迫解决转型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形成综合性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