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铸币流通

二、论铸币流通

刘定之认为钱币流通历史悠久，“自周以来率用钱”。钱币流通的弊病在于轻重不中，其所谓轻重，是指铸币所含金属重量的轻重，而非指货币购买力的大小。他分析比较了历代铸币重量后，认定“一钱五铢者，钱之良法也。”明确提出应按铸币分量大小轻重来判定哪种钱币适合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工具。例如汉代的三铢、四铢钱失之于轻，榆荚钱失之于太轻，魏之鹅眼钱、刘宋的环钱、来子、荇叶钱、东晋的四分沈郎钱、唐代的武德四铢就都失之于轻;汉代的半两钱、赤仄钱又失之于重，八铢钱失之于太重，汉之直百五铢钱，北周之五行大布钱，永通万国钱，唐之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就都失之于重。故而得出结论:“钱轻则物必重，而有壅遏不行之患;钱重则物必轻，而有盗铸不已之忧。必若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则庶乎轻重得中矣。”说明如果铸币的分量轻则物价必高，正常的商品交易会受到影响，商品流通就会呆滞不畅。可如果铸币的名义分量重，则物价必低，又会诱发盗铸的贪欲，致使私铸禁而不止。刘定之循着铸币的分量大小与商品价格高低成反比例变化的思路来寻找维护货币流通正常化的答案。虽然他还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比例变化的关系，却改变了“钱多则钱轻，钱少则钱重”的传统观念，不再遵循货币数量论，物以稀为贵的足迹来解释货币与物价间的变化。这一认识较之货币数量说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含有更多的合理性，有可能接近劳动价值观点。只是他仍停留在现象上观察货币流通，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判断错误和分析不当。

刘定之在讨论铸币重量与商品价格的比例关系时，只局限于货币购买力与物价间的表面联系，尚未理解造成这种表面联系的内在原因，尚未深入考察铸币的名义重量与真实重量，名义价值与真实价值的异同，以致统治者采取铸币贬值政策而有意识地降低铸币成色和重量，或随意提高名义价值，铸造虚价大钱，牟取高额铸币利润，实现财政剥削的真实目的。或其他因素，例如商品货币和商品的各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他还不可能认识和运用，因而他所例举的分量过重的铸币，有许多就是不足值的虚价大钱，这些铸币的分量不是重而是轻了，如钟官赤仄五铢，一枚当郡国五铢钱五枚，蜀汉直百五铢只重四铢，孙吴大泉当千钱重为十六铢，乾元重宝一当开元钱十文，一枚重为一钱六分，只较开元钱重六分，重轮乾元钱一枚重为三钱二分，较开元钱重二钱二分，却要当开元钱五十文，可见这样的“钱重”实际上只是作价重，名实相差甚远。所以铸币盈利丰厚，招致私铸盛行，屡禁不止，最终酿成“盗铸不已”的无穷忧患。所谓“物必轻”的后果倒是应该相反的物必重，这就暴露了刘定之货币理论的不完整、不科学的缺陷。

对于治理铸币流通，他只是重复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则少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