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币的封建性

2.铸币的封建性

制钱铸造的封建性，无时无处不表现出来。不过主要表现在制钱流通的局限性和统治者通过它的减重进行超经济剥削。此外还可指出两点:

(1)分散铸币政策。清朝二百多年间，自始至终是采取分散铸币政策的。各省可随时奏准设局铸钱，就是京城内也设立宝泉和宝源两局;前者归户部管理，后者归工部管理，各自为政，不相统属。京城铸钱供京城之用，不准运往外省。乾隆九年(1744)“大学士九卿等议言，京城近年以来，钱价昂贵，实由耗散多端。……奸商每于出京之时，将制钱车载马驮，向价贵之处兴贩射利。再有闽粤商船装载货物，由海洋直达天津发卖，回棹时概用钱文压载，运至闽粤各省。回空漕船亦往往多载钱文，希图兴贩获利。京局所铸之钱，岂能供各省之用?”^[1]，集中铸币政策，在清初也曾考虑过，然不数年即自行破坏。顺治十四年(1657)，清帝谕:“鼓铸之法，原以裕国便民，今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欲使钱法无弊，莫如鼓铸归一。其各省铸炉一概停止，独令京局鼓铸。”^[2]但其后不过四年，即顺治十七年，复开各省镇鼓铸，并增置云南省局。这种政策一直维持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财政处户部会奏设立天津造币总厂章程及光绪三十二年请将铸造铜元局厂酌量归并，才着手统一铸币事业。

(2)采用定价定值办法。清朝铸钱的封建性表现在一定办法历久不变的成规上。铸币材料的收购价格，铜铅的运费，铸造的工资，都有一定，不易变更。康熙九年(1670)，给事中姚文然奏称:“铜价日贵，而部中仍以一定之价销算之。”“钱之时值，如米盐之时价，因地之宜，从民之便，不可以法令强定也。”“部中核算，铜有一定之价，钱有一定之值。”^[3]这种拘守成规一定不易的办法，到鸦片战争以后，还是如此。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嘉宾《钱法议》:“窃谓用钱当以斤两权之，铸钱轻重亦当于铜价准之，钱贱于铜，则有私毁之患;钱贵于铜，则有私铸之患。小民图利，非严法所能杜。惟使之无利，则自息。今市价铜一斤值钱三百有零，是钱二斤易铜一斤，而无私毁者，以钱搀砂铅，不堪铜用故也。国家所以无虑折耗者，以滇铜有常额，工本有定数，运脚有定价，不能减解多发也。然厂欠日深，津贴日重，皆由铜贵，所欠者皆国帑，所津贴者皆民膏，特上无由知耳。”^[4]关于铸币的封建性，我们在以后还要随时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