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之与颜竣的铸币权之争

二、沈庆之与颜竣的铸币权之争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关于货币铸造权的争议。由沈庆之提议有控制地开放钱禁，启通私铸所引发的。

沈庆之(386—465)字弘先，南朝宋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千秋镇)人。不识字，有谋略，善用兵，为刘宋大将，文帝时累建战功，为建威将军。孝武帝时官至司空，封始兴郡公。在娄湖(今南京市)置田产，奴僮千计。前废帝凶暴，害之并诈称病死。

孝武大明元年(457)⁽²¹⁾铸造四铢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民间盗铸云起，又剪凿古钱，钱愈转薄小，稍违官式，百物踊贵，民人患苦，重制严刑亦禁止不住。沈庆之建议开署放铸，主张“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准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剪凿⁽²²⁾。”凡愿意铸钱的均可居住其内，按官府规定的格式和成色标准铸造，官府集中有轮廓的好钱永为宝藏。启用去春禁止行用的小钱投放市场，作为标准币。所铸钱币每一万钱须抽税三千。严厉缉察盗铸，禁止剪凿。可见他的自由放铸是有条件的，“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在官府的监督下铸造;加强缉私检查，“严检盗铸，并禁剪凿”，是通货减重的自由放铸，被禁用的新品——孝建三年新铸造的小钱，时隔一年就作为标准钱币令百姓“悉依此格”投入流通，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抽税万分之三十，岂不等于说税率可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他的想法不切实际，因为铸钱负担过重，抽30%的税，官府果真的加强管理，“平其准式，去其杂伪”，铸钱势将无利可图，不会有人来铸钱;相反，如若铸钱人与官府沆瀣一气，以致官府放松或放弃管理，又如何“平其准式，去其杂伪，官敛轮廓”?势必会有更多的人冒死而不顾法禁以盗铸，政府赖此以增加货币收入的意图定然落空。

沈庆之的自由铸造政策在形式上与近代货币制度的自由铸造相似，可它们在做法、实施效果和理论依据诸方面都有所不同，不能在两者间简单地划等号。先看在作法上，近现代货币制度规定公民请求政府代铸主币时，不课税、不收费，即便一些国家收费也十分低廉，如沙俄收千分之二，我国北洋政府为千分之六，绝非百分之三十的重税所可望项背的。其次在目的上，近现代的自由铸造是为了保证币值稳定，既可防止充当币材的金属市场价格波动，又可保证铸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一致，还可保证铸币流通量与客观需要量的一致，一句话它是构成币制稳定的因素之一。而沈庆之说来是为了“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伪自止，且禁铜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剪华为用，于是为益”，他所谓公私丰赡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才是他真实的目的，后边所说不过是一种文饰，哗众取宠的华盖，使本已紊乱的币制更趋恶化。最后在理论依据上，他认为汉文帝未采纳贾谊垄断铜材独享货币铸造权的主张，“民铸遂行，故能朽贯盈府，天下殷富”。误将休养生息政策带来的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归结为自由放铸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又误将铸币与财富作为同义反复，与西方重商论开始时所流行的见解“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²³⁾”一样，可较之早出七八百年。错误地认为“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就是说只要有钱币就会有社会财富，只要任民放铸就能实现公私丰赡。而今“仓库未实，公私所乏”，因为钱币不足是禁铸造成的，而不是别的。他认定放铸势将有助于扭转社会风气，安定社会秩序，“铜尽事息，奸伪自止”。这是典型金属论的观点，是在统治者的私欲驱使下杜撰出的官样文章，即便如此，他本人仍成为当时最高暴君淫威下的屈死鬼。

颜竣⁽²⁴⁾是反对沈庆之开署铸钱，增加财政收入主张的最有代表性的，其理由有四条:

一是币制改革必须遵循一定的策略和方法。他认为“泉货利用，近古所同，轻重之义，定于汉世，魏晋以降，未之能改。诚以物货既均，改之伪生故也。世代渐久，弊运顿至，因革之道，宜有其术⁽²⁵⁾”。就是说货币作用的发挥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样，钱币的单位重量西汉时定为五铢，魏晋以来一直没有改变，是由于这个重量标准最适合当时商品交换的需要，如有改变就会生出不合标准的钱币。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积弊也会暴露出来，自然需要改革，可“因革之道，宜有其术”。就是说改革的主张应遵循它固有的方术，言下之意铸钱要以五铢钱为标准，刘宋铸造的四铢钱即便是足值的，也是“改之伪生”，更何况以后的四铢钱都是名义上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颜竣以为沈庆之的改革主张在策略和方法上都是不妥当的。沈庆之的方案被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了。

二是沈庆之的改革方案是取弊之道。颜竣指出:“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利已既深，情伪无极，私铸剪凿，尽不可禁。五铢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财货未赡，大钱已竭，数岁之间，悉为尘土，岂可令取弊之道，基于皇代(古代)。今百姓之货，虽为转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须臾自止，不足以垂圣虑。唯府藏空匮，实为重忧。今纵行细钱，官无益赋之理，百姓虽赡，无解官乏。唯简费去华，设在节俭，求赡之道，莫此为贵。然钱有定限，而消失无方，剪铸虽息，终至穷尽者，亡应官开取铜之署，绝器用之途，定其品式，日月渐铸，岁久之后，不为世益耳。”即它会使币制紊乱，钱币愈加不足。小钱不由公铸，都由私铸，私人“利已既深，情伪无极”。官府禁止私铸、剪凿不利，国家的资财、钱币无法维护，大钱已从流通中消失，这是其一。其二是有损于当局的尊严，去春才禁用的新钱转眼又作为标准币被启用，“不足以垂圣虑”。其三是无补于财政收入。府库空虚、财力不足才是最令人焦虑的。行使轻薄小钱，政府不能无端增加货币赋税，“百姓虽赡，无解官乏”。他认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是，“简费去华，设在节俭，求赡之道，莫此为贵”。

三是货币短缺尚未构成突出的社会问题。他认为百姓手中的钱币“虽为转少”，但“未有嗟怨”。而解决货币短缺的途径，一个是维护公铸，另一个则是施行铜禁。铸币无利，“虽令不行”。铜矿久已无人开采，随着冶炼制作的日益消耗，存铜已渐转少，铜器价格越来越贵。如果说一件铜器值一千，铸钱只得五百，铸钱无利，虽国家法令也难强行(“但虑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直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这一分析不啻入情入理，而且切中时弊。在铜钱为主要货币的条件下，产生铜荒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铜与贵金属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不同。金银充当币材外，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用途较少，因而金银发挥货币职能作用对于生产、生活的影响极小。铜则不然，它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关系密切，在发挥货币职能作用时，势必与其生产生活的职能作用发生剧烈的冲撞，加之铜的价值低下，开采冶炼又会受生产条件的限制，所以颜竣的顾虑值得深思。

四是反对铸造二铢小钱。有人认为铜材难得，“欲铸二铢钱”。颜竣反对这个主张，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是古钱将被全数销毁。铸造二铢细钱不仅不能解决财政困难，且会“奸巧大兴”。在丰厚盈利的诱惑下，天下的古钱、标准币将统统被销毁，徒有禁止剪凿的法令。“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民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靡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一。其二是诱使奸民走上犯罪的道路。铸钱获利十分有限，总不会立刻得到一二亿(十万)的盈利，即便能够获得，也得到来年才能实现，仍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今镕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亿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岁暮税登，财币暂革，日用之费，不赡数月，虽权征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骋，而贻厥愆谋”。其三是扰乱市场，拉大贫富差距。长远利益根本谈不上，灾祸却纷至沓来，“民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喧扰，远利未闻，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总之“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qiào，责)百代”。

在反对细物小钱，支持五铢大钱的论述中，颜竣似曾流露出一种情节、感触，即细钱在驱逐大钱。细钱出，大钱退，因而“不盈一年，必至于尽”，大钱退出流通领域，即“大钱已竭”，这是不是反映出我们今日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或者深入一步讲，他对于这种货币现象已经有所认识、领悟了，只未进行系统阐述罢了。

反对沈庆之主张的还有刘义恭，他的理由有五，一是“盗铸为利，利在伪杂”，伪杂既禁，入署铸钱的人必不会多;二是官府敛藏有轮廓的好钱，其价百倍，则“强制使换，则状似逼夺”;三是入署铸钱抽税三千，私铸却无此重负，“逐利犯禁，居然不断”，私铸不可能禁绝;四是不是“铜尽事息，奸伪自禁”，而是等到铜尽，“奸伪已积”。五是“顷(近来)所患，患于形式不均，加以剪凿，又铅锡众杂止于盗铸铜者，亦无须苦禁”。此话正抓住沈庆之的弱点，同时，确如所说，一旦实行，必将出现他所预料的情况。

两次争论后，朝廷采纳了铸造二铢钱的建议。前废帝永光元年(465)终于铸造出又薄又小的二铢钱，私铸的二铢钱则更小更薄，“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廓、不磨(lǜ，磨治)，如今之剪凿者，谓之耒子。”同年沈庆之奏准开放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²⁶⁾”。事实证明颜竣的预见完全正确。明帝即位(465)后，禁止私铸和官铸，只用古钱，此一铸币权的争论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