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1888—1984），初名松寿，乳名阿松，后改名建人，字乔峰，笔名高山、克士、松山等。周家是绍兴的大户人家，周建人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末翰林，在京城做官，父亲是秀才，闲居在家。[1]周家三兄弟，大哥周树人（鲁迅）、二哥周作人（启明）。周建人年幼时，祖父守丧在家，教他写字；五岁时，因周家突遭变故，陷入困顿和败落。
1.小学毕业后任教员
周建人的开蒙教育依照祖训，“不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等书文，而读《鉴略》”[2]。1897年，周建人进入新建的会稽县学堂读书，校训是“德、智、体”，开设修身、算术、汉文、英文、历史、地理、体操、唱歌等课程。[3]1902年，王子余接任校长[4]，大胆改革教育教学，其从严治校的精神极大影响了周建人。1905年，周建人毕业后，因迟到未能参加升入绍兴府学堂的考试。
1906年，绍兴僧教育会小学创办，经人向杜海生推荐，周建人担任绍兴僧立小学的教师、校长，与张梓生[5]同事。周建人注重教育教学改革，如教学中先提问题让学生思考、争论、激发兴趣，组织学生去野外观察自然现象等等。他积极参加各种教育学术研究，如1910年4月《山会教育会》报告第一号记载“山会师范学堂联合两邑各校，开教务讨论会”，[6]其中杜海生为山会教育会会长，周建人、寿朋更等68人为会员。
1912年，周建人与鲁迅一起撰写《维持小学之意见》一文指出，“今之所急，唯在能造成人民，为国柱石，即小学及通俗之教育是也。……顾教育一端，甚关国民前途。……即组织区学，简任高明，速日开学，造福地方”[7]，明确普通教育对于共和国之重要性。1912年春，周建人到水神庙小学任校长；不久，应聘为浙江省教育部门“小学教师养成所”教员，主讲博物学。1913年春，周建人应邀加入绍兴学术团体叒社。1913年10月，周作人主编《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周建人在其刊物上发表《物种论导言》《论生物外缘之影响》等文章。1915年，周作人任绍兴教育会会长，周建人、张梓生、张月楼、李士铭等为成员。同年，周建人到绍兴明道女中（后改为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并在成章女校兼课。
2.鲁迅指引与帮助周建人自学之路
周建人从小就对植物感兴趣，常在百草园观察花草。后来，父亲去世，哥哥外出求学，他负责养护百草园的花草，并常常翻阅鲁迅在三味书屋看的《南方草木状》《释虫小记》《释草小记》等书。小学毕业后，周建人在鲁迅的指引下开始自修植物学，他在回忆时说：“老大、老二都到外面念书去了，我只好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母亲。但是，学习却是我的强烈愿望，没有机会读大学，只好自己学习。那时鲁迅在日本，鼓励我自学植物学。因为他说，学习别的科学，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学是比较困难的。但植物随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他先后寄给我四本书：一本是德国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第一本植物学，他寄给我的是英译本；另一本是英国人（著者名字已忘了）写的《野花时节》，是一本精装本，图文并茂，印刷得很精致；第三本是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第四本是《植物的故事》。还寄给我一架解剖显微镜。从此，我就开始学习起植物学来。”[8]周建人与鲁迅等人多次到会稽山采集植物，到镇塘殿观潮等。1912年他在《越社丛刊》发表《会稽山采物记》和《镇塘前观潮记》，合称《辛亥游录》，署名“会稽周建人乔峰”。一位周氏长辈对周建人的勤学精神十分佩服，曾说：“阿松识得路边三百种草。他常常会一边走一边指出这是什么草，有什么用。”[9]鲁迅长期支持周建人的学习和研究，如1916年从北京寄给周建人《矿物学》《物种变化论》《自然史》等新书，1930年从上海函购日本大型生物学丛书《生物学讲座》一套100多册给周建人研究。
3.达尔文伟大贡献和自传确立他的科学信仰
周建人在自学过程中接触到达尔文的著作，看到他的自传，非常感动。特别是达尔文在自传的最后写道：“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我的成功，不管有多大，我认为是决定于我的复杂的和种种不同的精神能力和精神状态的。关于这些智力，最主要的是：爱科学——在长期思索任何问题上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凭着这点平庸的能力，我竟会在某些重要之点上相当地影响了科学家们的信仰。”周建人开始明确要学习生物学，他指出“达尔文对科学的伟大贡献，他的学说和他谦虚朴实的自传，都深深地感动了我，这就是我早年为什么学起生物学来的一个原因”。[10]1919年，周建人随母赴京。1920年，他到北京大学旁听自然科学总论和哲学等课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绍兴的结婚风俗》（第七卷第五号）、《生存竞争与互助》（第八卷第二号）、《达尔文主义》（第八卷第五号）等文章。周建人一生勤于笔耕，还发表《教育与性教育》（1922）、《旧妇女的任务是什么》（1922）、《权利是要自己争来的》（1923）、《科学和道德》（1926）、《科学信仰与迷信》（1926）、《性与文明》（1926）、《生物学和我们》（1931）、《科学的由来和它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1932）、《达尔文的〈种的起源〉》（1935）、《遗传与变异》（1935）、《我们反对内战》（1935）、《关于科学的方法》（1946）、《生物变化的原因》（1946）等文章，翻译了唐凯司德的《遗传论》（1922）、约翰·科尔诺斯等著的《梭罗古勃》（与郑振铎合译，1925）、《性与人生》（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1927）、固特拉区的《生物进化论》（1929）、E.朋司选辑的《新哲学手册》（1948）、达尔文著的《物种起源》（与叶笃庄、方宗熙合译，1954）、凯尔著的《性与遗传》（1928）等书；著有《进化论与善种学》（与陈长蘅合著，1923）、《性教育》（师范小丛书，万有文库，1929）、《进化与退化》（1930）、《生物进化浅说》（1948）、《论优生学与种族歧视》（1948）、《田野的杂草》（1949）、《科学杂谈》（1962）、《回忆鲁迅》（1976）等；编有《人体的机构》（1930）；校订《（医学小丛书）性之生理》（S.Hebert著，朱建霞译，1928）、《博物知识》（彭庆昭编著，1949）、《生物科学状况》（李森科，194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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