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结论的解释

10.6.2　关于研究结论的解释

通过文献研究，结合我国民营企业的一些实际情况，本书对上述结论作出了相应解释。

（1）外部网络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已被广大学者所肯定，本书的相关结论进一步丰富了现有的理论成果。同时，本书发现企业家外部网络中联系人的数量对市场占有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外部联系人数量越多，企业市场占有率越低。类似的，在Collins和Clark（2003）的研究中，他们仅证实了外部网络的范围与关系强度对绩效的作用，而没有发现外部网络规模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家在外部获取关键信息和资源的时候，依靠异质性网络中的弱联系、结构洞等获取信息，从中发现机会，进而依靠强联系获得必需的资源，尤其是在我国的市场环境下，资源的获取更需要“关系”（Baron和Tang，2008）。而维持强联系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Granovetter，1973），因此网络规模与关系强度必然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长，当网络规模过大，企业家就缺乏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维持对企业绩效更有帮助的强联系，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家通常的做法是建立与维持具有异质性、结构洞的网络，并加强与关键联系人的关系强度，而不是一味的扩大网络规模，这也可以解释网络规模对市场占有产生负向影响的同时，网络范围与关系强度对市场占有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本书对内部网络与绩效关系的实证发现，关系维度是唯一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并且都是正向的影响。这与Collins和Clark（2003）的研究成果不同，他们的研究发现内部网络的规模对销售增长有正向影响，范围则与股票表现正相关，而关系强度则没有显著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中西方企业文化差异造成，Gordon和Yanan（1993）对上海的2000名中国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超过70%的中国人更倾向于运用关系，而不是正常的官方渠道去解决个人问题或满足个人利益。由此可见，在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企业家在企业内部更倾向于与企业问题的直接相关者建立较强的关系，从而解决问题、促进企业发展，而不是有意识的建立和发展内部网络、通过内部网络对信息传递、知识分享的促进去改善企业绩效（Inkpen和Tsang，2005）。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情况有关，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体制尚不完善，我国经济又处于转型期，我国民营企业多为中小企业，企业家缺乏现代管理的思维和方法，在企业内多依靠权责、个人关系等进行管理，而不是建立正式的沟通渠道，或者说正式的沟通渠道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内部网络表现出个人关系的单一维度特征。

（3）企业家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交互作用的检验首先说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对绩效的交互作用，这一结论填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一。其次，内外网络的范围交互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可以从信息理论的角度进行解释，其正向影响可以解释为当内部网络异质性较高时，能对企业外部获取的信息、资源等进行更好地传递和利用，因此当外部网络联系人的范围越广，能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的时候，内部网络能够利用的信息、资源也就越多，从而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影响企业绩效。而内外网络的规模与关系的交互对绩效的负面影响可以从前述观点进行解释，企业家用于建立和发展内外网络的时间、精力有限，内外网络规模与关系强度的建立存在相互替代性，这一点在本书相关分析中内外网络的相关关系也有所体现（内外网络规模相关系数为－0.393，p值小于0.01）。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普遍认为外部“关系”之于企业显然具有更明显的重要作用（Yeung和Tung，1996；Park和Luo，2001），因此企业家更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外部网络的建设上。

（4）从总体绩效水平来看，企业生命周期调节效应明显，外部网络在商业化运作和稳定阶段发挥显著的影响；而内部网络则在成长阶段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续对绩效各个指标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商业化运作和稳定阶段，内部网络的某些维度对绩效某些指标同样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内部网络在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中，在某些方面具有外部网络的不可替代性，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即使在外部网络更能促进企业绩效的发展阶段，内部网络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与组织信息理论（Galbraith，1973）的要求相一致。

（5）学者们一般从信息和资源角度研究外部网络对企业创业初期的促进作用，由于企业在这一时期往往并没有实际的产品进入市场，因此通常采用抽象意义上的能力指标，如产品的服务与创新（Stam和Elfring，2008）、对市场的认识（徐婧，2010）等等。由于本书研究是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考察社会网络与绩效的关系，因此采用了能适用于生命周期各阶段、直接测量企业绩效的相关指标。这些指标大多与企业销售有关，如利润水平、销售量等，市场占有与资产增长也往往在创业初期得不到体现，所以本书的结论并不与前人研究相矛盾，反而进一步说明了社会网络在企业创业初期的作用体现在对信息、资源、人力资本的获取以及能力的提升，只有在将这些获得物转化为实际的产品之后才能直接体现在本书采用的绩效指标上。

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说明，尽管外部网络水平在三个维度上均高于内部网络，但只有规模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创业初期，企业内部的人员要么是企业家的合伙人，要么是企业家通过自身网络关系找到的员工（Stuart和Sorenson，2005），这些人与企业家之间都存在着较强的关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嵌入在企业家社会网络中的（Larson和Starr，1993），或者说这个时候的内部网络就是从外部网络中转化而来，因此两者的关系强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样的，内外网络的范围也就存在一定的重合，比如企业家可能通过合伙人、员工等内部关系的介绍去寻找金融支持以及人力资本。而在规模上，企业家为了获得创业需要的信息、资源，就必须在现有的社会网络里寻找相关联系人，这样的过程在短时间内（构想与发展阶段往往时间较短，这是因为企业需要尽快地实现商业化，从而实现企业的生存以及发展）并不能直接增加社会网络的范围，而是从网络的规模扩大开始。

（6）在商业化运作阶段，企业的产品刚刚进入市场，由于缺乏开拓市场的人才和经验，市场的机会与渠道的获取都需要通过企业家社会网络（Batjargal，2007）。而为了销量的快速增长，企业家不可能仅与某些渠道维持较高的关系强度，所以企业家需要扩大网络的规模和范围以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和资源，从而促进销售增长，提高总销售量。尽管如此，企业家仍需要与某些渠道保持相对更紧密的关系，这是出于企业利润的要求。在进入市场的初期，较强的企业家网络关系能帮助企业获得有利的定价水平和条件，进而获取更好的利润空间，而资产的增长也是源于良好的利润水平而非直接的销量。因此，在此阶段的企业既需要企业家广泛的外部网络实现销售，也需要其中的某些关键关系获取更好的利润。

而内部网络对资产收益的影响也说明了，尽管在此阶段外部网络发挥着更为广泛和重要的作用，但内部网络的作用不容忽视。本书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角度理解内部网络规模与范围的不同作用，由于此阶段企业内部的主要活动是研发产品的商业化形式并实现生产、销售，因此企业家需要更多的关注关于产品开发、生产的相关事宜，并与相关人员建立广泛的联系，以及时获取信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考虑如何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职能分配、整个企业的沟通机制等，因此会表现出规模的正向影响，范围的负向作用。同时，由于企业的产品刚实现商业化运作，市场占有率必然不高，除非企业作为先驱者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市场，所以内外网络均没有对市场占有的显著影响。

（7）进入到成长阶段，企业面临更多的内部问题，由于市场关系的稳固，企业内部的关注焦点是如何批量生产并销售产品以获得利润。为此，企业家需要通过加强内部关系强度提高员工的士气、凝聚力、满意度等，帮助员工提高生产力、改善绩效，从而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利润，完成制定的生产目标以满足增长的市场需求，实现销售增长以及市场份额的提高，等等。同时，市场需求转化为生产目标再形成满足需求的产品销售，整个过程需要流畅的信息渠道和部门间的互相协调与合作，而我国民营企业内部机制还不健全，部门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甚至在很多企业内部出现部门冲突等现象，企业家作为企业的中心，自然成为了这一信息渠道、生产过程的枢纽，起到了“桥接”的网络效应，因此企业家在企业内部接触、沟通的部门越多，即范围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产出增加，从而保证销售与市场份额。

（8）进入生命周期的稳定阶段，随着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完善、正式机制的建立，企业活动再次聚焦到企业外部，寻找新的市场机会，获取新的金融支持，从而进一步扩大企业边界。企业家的外部强度关系有利于掌握一些特殊的资源渠道，如供应商，增强企业的议价能力，如金融机构，获取新的融资；通过与客户的良好关系，增强客户的品牌认知和忠诚，获取额外的利润。同时，企业家外部网络的范围，即异质性联系人越多，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信息，帮助企业识别和利用新的商业机会，进入新的市场，增加销售，提高市场份额等。与此对应，外部网络规模可能带来冗余的网络关系和信息，因此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此外，内部网络规模对销售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与Collins和Clark（2003）的研究结论一致；而关系强度则与销售增长呈现负相关，这与前一阶段的结论正好相反，也正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面临的问题不同、相同驱动因素表现不一致的体现，但其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